大運河的起源與拓展
大運河由京杭大運河、隋唐大運河、浙東運河三部分構成，全長近3200公里，北起北京，南到杭州，溝通了海河、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五大水系，是世界上距離最長、規模最大的運河。這個凝聚著中華民族智慧和勇氣，傳承著中華民族悠久歷史和文明的龐大工程並不是一次性開挖完成，開鑿至今經歷了2600多年的歷史沿革，從春秋時期開始，經過歷個朝代的不懈努力，逐步完成這樣一部書寫在華夏大地上的宏偉詩篇。
大運河的起源從春秋時期開始，據司馬遷在《史記》的《河渠書》中記載，楚國是春秋時期開鑿運河最早的諸侯國。公元前613年，孫叔敖為楚相，在晉楚爭霸中，為了北上結盟問鼎中原，先後開鑿了兩條運河，一條是“通渠漢水、雲夢之野”的“荊漢運河”，另一條是“巢肥運河”，這兩條運河到公元前578年完成，溝通江漢、江淮，這是中國歷史上記載最早的運河。
到了春秋後期，地處太湖流域的吳國逐漸強大起來，雄心勃勃的吳王闔閭、夫差先後打敗了西方的楚國和南方的越國，欲北上與齊、晉爭霸中原，先後開鑿了“堰瀆”“胥浦”“古江南運河”“百尺瀆”“邗溝”“菏水”6條運河，這6條運河向南可以到達錢塘江，向北可以通達黃河、濟水。其中最著名的邗溝，它是公元前486年吳王夫差下令在長江與淮河之間開鑿一條人工運河，運河南起長江茱萸灣(今揚州市)，引長江水向東北，直入射陽湖，再由射陽湖通至淮河山陽灣末口(今淮安市)注入淮河,全長約160公里，夫差在長江口處修築了城池，名叫邗，河因城得名，稱為“邗溝”。 邗溝是京杭大運河開鑿最早的一部分，至今還在使用。
齊國是春秋時期的富庶國家，為發展經濟，齊國開鑿了淄濟運河，連接淄水和濟水，齊國船隻既可由淄水入濟水，又可以直接通往中原各地，提高了臨淄的富裕程度，成為東方的一大都會。
戰國時期，魏國（惠王時期）在黃河與淮河之間興修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鴻溝。鴻溝不是一條單一的水道，而是由幾條運河構成的水系，其中主水道由河南滎陽引黃河水東行至開封，其後鴻溝經過兩漢治理，由開封接著開溝向南入潁水至壽縣與淮河相接，所以鴻溝在西漢又稱滎陽漕渠，東漢時改稱汴渠。
秦朝統一六國，秦始皇時期曾挖兩條運河。一是丹徒水道，又稱江南運河，這是為了加強對江南的控制，始皇帝“遣赭衣徒三千人”，在古江南運河和百尺瀆的基礎上，在丹徒、曲陽“鑿破長隴”“截其直道”，形成鎮江至丹陽的運河。二是靈渠，這是在征服南越時，為解決軍糧運輸的需要，於公元前219年，開鑿了靈渠，溝通灕水（廣西）與湘水（湖南），從此中原與嶺南連接起來。
西漢初期提倡與民休養生息，文景之治免除天下田租，專供漕運的運河蕭條下來，直到漢武帝時，處於無“漕天下，而給京師”的需要，開鑿關中“漕渠”，漕渠以長安為起點，至潼關而入黃河，對於活躍關中和關東地區以及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經濟、文化，都發揮了良好的促進作用。東漢建設了汴渠和陽渠兩條通漕運河，汴渠建好後可以溯黃河而入洛水，溯洛水到達洛陽；陽渠東至偃師，再歸入洛水，上溯洛陽。除汴渠和陽渠外，東漢在運河治理方面還有一項重要成就是對邗溝新道的改建，闢出了自高郵直達淮安的西道，不再繞行射陽湖，船程縮短300多里，就是今日江都到淮安的裡運河前身。
三國時期，吳、蜀、魏都在自己的領地內開鑿運河，用於運兵征伐。吳國開破崗讀（句容），連丹徒水道，奠定江南運河的基本框架；曹操為征伐烏桓，大力發展黃河以北水運，先後修建睢陽渠、平虜渠、白溝等，連通了黃河和海河，成為隋代永濟渠前身。
大運河自春秋到南北朝，經歷1000多年的開拓，雖然還未能形成完整體系，但南北水運貫通以具雛形，基本溝通了黃河、淮河、長江與錢塘江的水運幹線，從而為大運河的貫通奠定了基礎。
大運河的貫通與繁榮
隋朝建立後，結束了長達300餘年的分裂局面，統一了全國，隋文帝對於運河的開鑿不遺餘力，借運河構成全國劃一的水道交通網，使國家的基礎更加穩固。隋文帝先在關中地區開鑿了廣通渠，由長安到潼關，連接黃河，溝通關東地區，後又修治淤塞多年的邗溝。隋煬帝遷都洛陽後，政治中心東移，東部運河的南北貫通成為時代的要求。公元605年，隋煬帝徵發河南諸郡上百萬人，大規模地開鑿以洛陽為中心的運河網，首先開鑿通濟渠，由黃河岸邊的洛陽直達長江邊的江都（揚州），“渠廣四十步，渠旁皆築御道，樹以柳，自長安至江都，置離宮四十餘所。”公元608年開挖南起黃河、北至涿郡（今北京）的永濟渠。最後開鑿從長江京口到杭州的江南河。從公元605年到公元610年，短短六年的時間，隋煬帝在隋朝前歷代開鑿的分散、間斷的運河基礎上，有計劃地展開了疏浚、改建、擴展、開鑿，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上，完全憑藉人力開鑿溝通連接南方和北方的一條舉世無雙的大運河，成為中國運河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的開端，對後世中國的統一和經濟、文化發展影響深遠。
由於隋煬帝在短時間內開展了營建東都洛陽、修築長城和開鑿大運河等龐大工程，給百姓造成極其沉重的負擔，再加上他窮兵黷武、橫徵暴斂，終於民怨沸騰，隋煬帝在江都被部下殺害，隋朝滅亡。不管隋煬帝主觀目的如何，但他開鑿運河所建立起來的全國水道交通網，使後人得到無窮的收益，也為唐宋時期的繁榮奠定了基礎。正如唐代詩人皮日休《汴河懷古》中所寫：“都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他評價隋煬帝開鑿運河：“在隋之民，不勝其害也；在唐之民，不勝其利也”。
唐宋兩代是歷史上封建社會發展繁榮的鼎盛時期，但對於大運河，他們兩朝只是在隋朝大運河的基礎上修修補補，對運河進行疏浚與維護以確保這一漕運要道暢通而已。運河對於唐代經濟文化和社會發展的影響都很大，大運河在唐代具備了國家賴以發展和穩定的水道交通條件，特別是促進了江南一帶的發展，使江南逐步成為經濟飛躍發展、人口眾多的地區，“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就是在這種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唐朝成為當時亞洲和世界的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這固然由中國歷史發展的諸多因素促成，但不可否認若沒有溝通全國的交通網，交流成為障礙，怎麼會成為世界的中心？
到了宋代，黃河頻繁決溢對運道損壞嚴重。從公元979年到公元1048年，黃河三次以泗水為洪水走廊，向南奪淮泗水道，流入黃海，三次通過御河流入渤海，特別是公元1048年，黃河在商胡決口後，向北奪用御河的時間長達一百多年。直到公元1194年，黃河在河南陽武決口，改道向南，全河奪淮入海，在開封至徐州間行汴水，自徐州至淮陰間奪泗水，由於淤積嚴重，到元朝建立前，只有御河（衛河）和江南運河、淮南運河尚能通航，中間的汴渠由於黃河的原因已完全淤廢。
大運河的輝煌與衰落
元朝的建立，實現了我國規模空前的大統一。元代建都大都（北京）以後，由於糧食生產和生活用品需由南方調，元王朝千方百計重開南北運河。元初的京杭大運河，只有御河（衛河）和江南運河、淮南運河尚能通航，中間的汴渠由於黃河的原因已完全淤廢。如果沿隋代運道重新開挖運河，不僅工程浩大，而且很不經濟，線路要西繞開封，路遠費時，因此需要重新選線，尋找直達的捷徑。在沒有找到合適的方案並加以實施以前，元初南糧北調主要採取海運為主、河海兼運的做法，這樣輾轉運輸，水陸交替，反覆裝卸，十分不便，運輸效率很低。因此，為徹底解決南糧北運的問題，開鑿縱貫南北的大運河勢在必行。
公元1275年，元丞相伯顏和都水郭守敬沿江淮至大都訪問查勘，決定把隋唐時弓形南北大運河改變為直線，不再繞道河南，直接從淮北穿過山東，進入華北平原到大都。確定實現大運河的取直，就要開通山東境內泗水至御河300多公里的河道，以及通州至大都50公里的水上通道，就是新開鑿濟州河、會通河、通惠河。公元1283年，兵部尚書李粵、魯赤等開濟州河。這條運河的線路是沿山東丘陵的西部，從濟寧至東平的安民山，溝通了泗水與大清河（古濟水）。這樣，濟寧以南利用泗水河道可抵徐州，北邊有了濟州河，可達大清河邊上的安山。公元1289年開會通河，南起安山，北至臨清，為了解決地形差帶來的水位平衡問題，河段中建木閘多處。會通河、濟州河開闢成功，使運道取直，比隋代南北運道縮短700公里，避免了中途盤駁之勞，大大提高了運輸效率。為了解決北京至通州這一段的水道問題，公元1291年，都水監郭守敬建議開通惠河，公元1292年春開工建設，公元1293年落成通水。通惠河利用北京西山諸泉水和白河水接濟運河水量，通惠河雖然較短，也不需過分水嶺，但水位落差達二十餘米，同樣不能行舟。郭守敬在運河上修建了十處雙閘，共有水閘二十座。
通惠河建成後，北起元大都，南達杭州的南北大運河全部溝通，至此，江南的漕糧可以經江南運河、揚州運河、濟州河、會通河，再經臨清入御河至天津，沿通惠河至大都。這樣一來，元代的運河起到了通漕運和交通南北的作用，通過運河把江南豐富的物資運到都城。元代的南北大運河是一次革命性的重大改變，奠定了現在京杭大運河的基礎。
由於元末明初黃河多次氾濫侵襲運道，元代開挖的濟州河和會通河都已淤廢，明初只能採用海陸聯運的方式運輸漕糧，同時在北京建造皇宮所需的高檔磚瓦和珍稀木材也需要運輸，因此重開貫穿南北的內河漕運迫在眉睫。明成祖朱棣決定重開會通河，明永樂九年（公元1411年），工部尚書宋禮調集十四萬民夫，主持全面疏浚大運河，重點放在山東的會通河段。當時汶上縣的一位叫白英的老人獻策，建議把分水點設在南旺鎮的“水脊”處；在寧陽以北改建堽城壩阻止汶水入洸，在坎河以西築戴村壩阻止汶水北支入海，開小汶河引汶河水至南旺，在南旺建分水樞紐，南北分水濟運。同時，在元運河的基礎上於南旺鎮兩側修建一系列水閘，節制水量，分段平衡水位。並利用南旺的地形，將附近的窪地修築圍堤，成為“水櫃”，接納山泉和汛期洪水，旱則以“水櫃”之水濟運。宋禮採納了白英的建議，在堽城、戴村築壩，水到南旺後南北分流，三分往南，七分往北，當地老百姓稱“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新開鑿和疏浚的會通河深一丈三尺，底寬三丈二尺，南北航運暢通，首創於元代的南北京杭大運河得以全線暢通，真正實現全線通航。
到了清代，清王朝高度重視大運河的治理，康熙皇帝把“三藩、河務、漕運”三件大事“書而懸之宮中柱上”，時時警惕自己。他任命靳輔為河督，靳輔提拔重用陳潢，他們在治理黃河的基礎上，開鑿中運河。正是開鑿了中運河，使京杭大運河完全脫離了黃河，不再借黃行運，從此擺脫了黃河變遷淤塞運河、影響漕運的被動局面。清代大運河既是元明兩代運河的延續，又有了自己的創新，大運河完全脫離黃河，使中國大運河走向了運河發展史上的頂峰。
清末，由於黃河下游日漸淤塞，改道決口頻頻發生，而清政府又陷入內外交困的政治經濟危機，黃河屢治屢決，屢決屢塞，形成惡性循環。由於黃河在咸豐五年，即公元1855年，在河南蘭考銅瓦廂決口北流，奪大清河入海，導致大運河被攔腰沖斷，河水被裹挾入海。從此，運河難以全程通航，後來由於中國逐步被帝國主義侵略，變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根本無暇也無力重修運河，運河迅速衰敗。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清政府廢糧改銀，運河因此廢棄，黃河以北的大運河逐漸湮沒。
大運河的沉寂與新生
清朝滅亡到新中國成立前，中華民族陷入水深火熱之中，京杭大運河也就鮮有人問津，任其自生自滅啦！
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大運河得到了整治和規劃。昔日以運糧為主的水上交通大動脈變為一條以南水北送為主的集多功能於一身的又一條經濟大動脈，京杭大運河日漸展現出昔日的風彩。伴隨著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的全面推進，已有2500多年曆史的古運河死而復生，“流動的文化”運河時代已然開啟，中華古文明之光正照耀著悠悠大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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