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鼠疫老照片）
韓福東/文
傅家甸是哈爾濱附近一個有24000名居民的地勢低窪小城。1910年12月25日，當31歲的醫師伍連德和他的助手林家瑞坐著俄式四輪馬車抵達這裡時，統計數據顯示傅家甸當天的死亡人數是10人。
一場引發肺部病變的鼠疫，正在東北肆虐。傅家甸就是這場風暴的中心。俄國醫師博古奇在一份報告中記載了最早明確發現鼠疫病例的時間和地點，那是在1910年10月12日的中俄邊境城市滿洲里。這並不是真正意義的最早病例，在此之前一個月，鼠疫已經在俄羅斯烏利亞地區務工的華人圈子中爆發。
沿著當時先進的交通幹線——鐵路，疫情開始在毗鄰俄羅斯的中國境內蔓延。10月27日，哈爾濱出現了第一個病例。而靠近鐵路幹線的小城傅家甸，因為接待過患病的中國勞工，迅速成為了最大的疫區。24000人的小城，幾乎死去了四分之一。
進入傅家甸的醫師伍連德主導了後半段的鼠疫防治進程。他祖籍廣東新寧（今台山市），1879年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1905年在英國劍橋大學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1910年奔赴東北疫區之前，他的職務是天津陸軍軍醫學堂幫辦（副校長），外交部右丞施肇基的舉薦，使他成為了哈爾濱防鼠疫全權總醫官。正是因為有他的參與，這一次聲勢浩大的防疫運動才有了後面的成績。
伍連德在抵達哈爾濱後的第二天就趕往傅家甸。在這裡，他所做的重要決策包括：佩戴口罩、火葬、隔離病患與封城。
口罩
伍連德到達東北還不到20天，1911年1月11日，奔波在傅家甸疫區一線的法國醫生梅聶因感染鼠疫而病逝，成為轟動一時的事件。吉林巡撫陳昭常為此上書，請求皇帝給予優加撫卹。
梅聶是北洋醫學堂首席教授，在奔赴東北前，曾參加過1908年唐山腺鼠疫的防治工作。病逝之前，他本來有機會取代伍連德，統管東北鼠疫的防疫事務。
伍連德在自傳中回憶，梅聶因1911年1月5日在哈爾濱新城俄國鼠疫醫院檢查病人時，沒有佩戴口罩而感染。3天后，他身體感覺不適，輕微寒戰、劇烈頭痛和發燒，整夜坐立不安；第二天則開始伴有痰液的咳嗽。
俄國鼠疫醫院收治梅聶後，經細菌學檢查，明白無誤地檢出了鼠疫桿菌。搶救無效，1月11日，梅聶就病逝了。
醫界領袖的突然亡故，在當地引發巨大恐慌。而梅聶在探視病人時，竟然不帶口罩，也說明當時人們對飛沫傳染和隔離的概念有多模糊。
口罩在19世紀末開始應用於醫學防護。1897年，德國人萊德奇開始推廣“紗布包口鼻以防止細菌侵入”的方法。在伍連德奔赴東北之前，傅家甸已有兩位北洋醫學堂的醫生。口罩受到推薦，但未獲應有重視。這裡所有的醫師、助手、雜役和消毒工、掘墓人都被要求佩戴口罩，但人們通常並不遵守，而只是將它掛在脖子上。
導致梅聶感染的俄羅斯鼠疫醫院，伍連德也去過。該院的哈夫金博士和他的同事們因注射了他叔父研製的哈夫金鼠疫疫苗，而頗為自信，檢查病人時並不佩戴口罩。
伍連德隨哈夫金進入傳染病房時，竟擔心自己主動要求佩戴口罩會被認為膽怯，這亦可見佩戴口罩在當時醫界也確實是一種新舉措，尚未形成具有廣泛約束力的共識。不過，伍連德比梅聶好運，雖然未戴口罩在病房逗留十分鐘，也問診了病人，但他並未感染。
梅聶感染鼠疫病故之後，口罩開始在東北疫區大力推廣。此前，當地醫護相關人員佩戴的口罩或是現成的線織布片包以黑紗布製成，剛好遮住口鼻；或是一塊外科手術用紗布襯上棉花蓋住臉的下部。而新推廣的口罩則用白紗布包裹住消毒藥棉，可繫於腦後。
伍連德在自傳中稱這種簡易口罩是“中國防疫組織推薦”，但現在人們一般將其稱為“伍氏口罩”。這種口罩的推廣頗有成效，從醫界出圈到普通民眾，以至於傅家甸大街上幾乎人人佩戴。不過，並非每個人都瞭解口罩的真正用途是用來防治攜帶病菌的飛沫進入呼吸道，有的醫護人員還在口罩上噴灑來蘇爾或未經稀釋的石炭酸消毒，結果導致臉部被灼傷。有的民眾甚至將其當作護身符，只是掛在脖子上，似乎用來辟邪。
伍連德事後總結說，在鼠疫疫情猖獗時，防護口罩被證明最有用。
火葬
東北鼠疫最初發端於1910年9月，由在俄羅斯務工返國的中國勞工傳入，以黑龍江為中心，向南蔓延。
查當時中外媒體的報道，可以看見早期疫情造成的傷害與恐慌。如英文媒體《字林報》在1911年初報道稱，此次感染鼠疫者百不活一，且傳染極速，東北疫症蔓延無已，哈爾濱死者254人，傅家甸死者1184人，奉天死者38人，長春及吉林兩處“死者不計其數”。
大連灣也發現了第二例疑似鼠疫感染者，有致命危險，但究竟是誰傳染了他，尚未查明。在此之後，又很快發現了7名感染者，當地人心惶惶。
死屍的處理，成為一件棘手的麻煩事。伍連德剛到傅家甸的第一天，就注意到了大街上隨處可見的屍體。患者家屬為了逃避警方調查和政府對房舍進行強行消毒，選擇在夜間偷偷扔掉死屍。政府於是承擔棺材、運費和喪葬開銷，在大街上收集屍體，用未經拋光的薄木板釘成的廉價棺材裝殮，然後運到公共墓地埋葬。
後來因為屍體激增，政府決定不用棺木而直接掩埋。但因天寒地凍，挖掘墓穴困難，所以屍體和棺木在相當長時間內都堆積在地表，綿延近兩公里。
屍體四處堆放並非傅家甸獨有，其他疫區也存在這個問題。《字林報》2月16日發自黑龍江呼蘭的消息稱：掩埋死屍為此後第一重任，因屍身棺木遍地散置，且屍身多被狗所咬噬，政府已派馬巡四隊巡邏，查見屍身即與近來棺木一同放置在離城二里許的關王廟。
報道稱當地知府最近態度已較從前大有改變，對《字林報》記者表達了極欲實施各種防疫政策的想法。知府還每日親臨監視防疫各事，並提出改良組織的意見。
對死屍的最終處理意見是火化。《字林報》發自呼蘭的報道稱，居民已同意將親屬屍身火化，第一次焚去680具，近一星期內焚去352具，並埋葬330具。現各處如法而行，但尚不能一律遵照執行。知府親攜煤油監視，實行此事。
集中火化的意見是伍連德提出的，他認為舍此無法解決屍體造成的病菌二次傳播問題。在1911年的東北，土葬並守墓還是公共信仰。為了化解民眾的抗拒，伍連德首先爭得地方官吏和紳士的支持，而後奏請朝廷得到了皇帝的認可。
因屍體堆積過多，所以火化的場面極為壯觀。據伍連德回憶，他們僱傭了200名工人收集棺木和屍體，將其按100具為一堆疊放，共計22堆。他們將成桶的煤油潑在屍堆上，還放置了石蠟。為防意外，現場安置了多套滅火用機械水泵和消防水管。
集體火化後的地面變得鬆軟，伍連德又召集工人挖了幾個大坑，此後的鼠疫死者就直接在大坑裡火化。火化在東北的推廣非常迅速，包括此前已被埋葬的部分鼠疫患者屍體，也被挖掘出來火化。
伍連德在自傳中稱集中火化是“偉大的歷史性創舉”，避免了“即將到來的春天，因噬咬受感染屍體而帶菌的老鼠引發新的危機。”
隔離
1911年1月16日晨，在由安東（今丹東）開往奉天（今瀋陽）的安奉鐵路火車上，有一名年約40歲的中國乘客“突行咯血，霎時斃命”。在鼠疫流行的語境下，這個命案引發大恐慌。《申報》報道稱，該車隨即於雞冠山舊站暫停，而後將全體乘客一併收容於該處隔離所內，詳行檢驗，以防傳染。
在安奉鐵路乘客死亡的前一天，即1月15日，南滿及京奉各鐵路附屬地至省城奉天間的道路，已經出於防疫考慮禁止車馬來往。
時間再往前推，1月13日，由奉天乘京奉火車的旅客中，有兩名感染鼠疫的患者，在列車行至錦州附近被發覺，該車隨即搭載400餘名乘客返回奉天，並在兩天後將這些乘客收容於瀋陽驛隔離所。
從《申報》的報道可知，隔離所已成各地的標配。南滿鐵道會社於附屬地內，新修了佔地76坪的防疫隔離所，工期進展非常快，僅兩天就完工，共可收容三千人以上。
位於疫情中心的傅家甸，形勢更為嚴峻。伍連德和他領導的醫務人員原本住在大都會旅館，但在梅聶醫生死後，他們均被視為“遭瘟的人”，而被逐出旅館。這個壞消息同時預示了一個好的轉變：民眾知道鼠疫可以通過人與人之間傳染，“隔離”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
在伍連德的領導下，關閉的學校、撤空的客棧等可供使用的建築物，均被租用，並改造成4個區域：防疫辦公區、消毒站、醫務人員宿舍和接觸者的隔離營。
對鼠疫的恐慌可以從下述消毒措施窺見一斑：每一封外來的信件和報告，都必須先浸泡在殺菌溶液中，晾乾後再由侍役送給醫官；而每天下班後，所有醫生、衛生警察、擔架員和運屍車伕等被要求必須從後門進入消毒室，先經1:40的石碳酸水噴灑衣物，然後更衣全裸進入浴室，用柔性抗菌劑漱口清喉，在加入來蘇爾或石碳酸的熱水中浸泡身體。受汙染的衣物則全部進入1:3000的昇汞溶液裡，或用福爾馬林煙燻。
疫情有其自身的傳播規律。傅家甸加大防疫力度的同時，恰恰是感染人數飆升的爆發期。伍連德回憶，在開始實施隔離消毒措施的一個月內，鼠疫死者總人數已達3413人，最嚴峻的一天死亡183人，平均每天亦有110餘人。
其他地方的死亡人數也在增多。《字林報》2月16日發自黑龍江呼蘭的消息稱：近來每日平均約死二十人，但這兩天死亡人數突又開始增加。客棧和店鋪仍未開門，各個要路均有駐兵把守，隔離所及鼠疫醫院都有很多缺點。
因疫情蔓延，中國工人受到歧視。俄國即試圖將所有中國工人隔離。據媒體報道，俄國於1911年1月14日出臺了禁用中國工人的決策，東清鐵路中國工人1500名全部被開除。而該鐵路的3000名在華俄國工人，因公司不允許他們將眷屬送回本國以避鼠疫，故均罷工要挾，最終不得不由軍隊出面彈壓。
焚屋
回顧1910-1911年防控東北鼠疫的歷史，可以說，伍連德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事後反思也有做得過火之處，譬如將鼠疫感染者的房屋燒燬。
之所以燒燬房屋，追根溯源還在於當時對鼠疫的醫學理解不夠。因擔心患者屋內疫氣擴散，故一燒了之。
燒屋的做法，一開始在俄國租界內比較流行。《申報》1911年1月20日的報道稱，俄國人防疫甚嚴，遇到家庭成員有因鼠疫死去的，即“將房屋物件盡行焚燬”。在租界三道街，就有一戶人家因為房屋被燒，而向俄國人索賠一萬餘元。俄國人拒絕賠償。估計此後類似交涉會增多。
日本管轄區內也有類似情況。《申報》報道稱，吉林省公主嶺於1911年1月15日有一華人染疫病故，該處日本當局行消毒法，並將附近五戶人家共16人收容於隔離所，房屋則一併焚燬。
從當時媒體披露的個案看，在東三省，不僅俄、日管轄區存在燒屋行為，中國的防疫官員也有樣學樣，照搬照做。在遼寧鐵嶺南關果子圍，來自長春的孫福興感染了鼠疫，於臘月二十六死去，他拜訪的曹友巖家，父子二人在正月初二日同時病故。曹氏父子死去的第二天，當地長官徐大令和韓警長就帶領巡警將曹家房屋焚燒了，理由是“以免傳播疫氣”。
認為瘟疫是通過一種“氣”來傳播，這是傳統醫學錯誤的認知。燒屋行動就是這種認知所導致的結果。
焚燒房屋及其內傢俱的行為，引發了民眾相當大的不滿。中國對俄交涉局總理錫守就曾在與俄協商中表示：“滿街商號店棧、貨物器具焚燒已盡，商民實不聊生，可否酌量賠償？”據說當時俄方並未完全表示拒絕，但隨後保府屯有數十家做小本生意的店鋪因所謂防疫需要而被焚燬，這些店主跑到交涉局要求追償。俄方認為焚燒房屋器具過多，“恐賠不勝賠，徒增口舌，一概不允雲”。
中國權力範圍內的情形似乎好些。《申報》在1911年2月15日的報道中提到：“查東省自染疫以來死亡已六七千人，傳播及數十州縣，其患疫較重者不特全家斃命，並其房屋亦由官估價焚燒情形，至為可慘。旬日之內，中外醫官疫斃十餘人員，疫兵警死亡相繼，但就恤款一項，計之需費已屬不資，此外一切用項，如覓購醫藥、建設院所、製備醫糧，均屬刻不容緩。”由此可知，房屋被焚會有適當估價補償，但在經費捉襟見肘的現實之下，估價應偏低。
在天津奧匈帝國租界，因要焚燒房屋引發民憤，險些釀成暴動，最終奧租界當局做了讓步，承諾只焚燒屋內傢俱，保留房屋。在東北俄國鐵路附近，有華人商鋪屋內發現鼠疫患者但並未死人，但俄國執法者仍堅持將房屋燒燬，屋內3名華人也因此喪生。
伍連德在自傳中回憶東北鼠疫往事時，並沒有提及焚燒房屋的行為。但在當時，這並非個別現象且顯然引發重大爭議。1911年4月，在奉天舉辦的萬國鼠疫研究會議上，清廷欽差施肇基在演講中對與會各國醫師所提到的問題之一就是：“你是否認為燒燬鼠疫感染者的房屋是可取的做法，或者只需對這些房屋進行消毒即可？”
焚燒房屋的行為，在現在看來有些難以理解。這並非防範疫情傳播的必備之舉，甚至可以說它沒有什麼用處。現在人類對包括鼠疫在內的傳染病有了越來越多的洞察與有效防範舉措，無謂的傷害可以得到避免，這一切都要歸功於現代醫科學的發展。
封城
傅家甸鼠疫疫情的失控，最終導致中國政府對其實施了軍事封鎖管制。
1911年1月22日，《字林報》發自北京的消息稱，疫情已突破山海關，北京附近有數人患疫而死，煙臺附近某鎮疫情非常嚴重……因近日盛傳鼠疫已蔓延至北京，故北京現正討論實行禁絕交通之法。北京政府接到俄國官員的抗議，稱哈爾濱道臺阻礙防疫政策的執行，所以已將其革職。政府且在商議是否答應俄國的要求，將每日死亡百人以上的傅家甸完全隔離。
從這篇報道可以看出，將傅家甸封城是俄國壓力下的產物。在封城之前，山海關已開始禁決交通，原本可以由東北開往南方的入關火車，都被扣留，不準通行。
尚不確定封城始於何日。伍連德在自傳中僅提到，當時從長春調來1160名中國步兵，以加強執行針對傅家甸的封城決策。他們駐紮在俄國人開辦的一個大面粉磨房裡，分成小組日夜赴城外各處駐守監視。除此之外，還徵召了600名警察成立一支警務分隊，在城內予以配合。
傅家甸城外設置了軍事封鎖線，未經防疫局同意不得進出城區。因有1160名步兵在城外、600名警察在城內日夜執勤，在這座原本僅有24000人的小城內逃避監管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封城得到非常嚴格的貫徹。
傅家甸不僅與外界隔絕，內部也被分為了四個區。每個分區的居民，右臂分別要佩戴政府分發的白、紅、黃、藍四色臂章，他們被要求只能在各自分區內活動，跨區須經特別許可。每個區由一名高級醫官負責，帶領足夠的助手對區內房屋逐一進行檢查，實施房屋消毒，並將新發現的鼠疫患者送到鼠疫醫院，患者家屬和其他接觸者則被安置到隔離營，或送往借自俄國鐵路局的車廂內加以隔離。
俄國鐵路局提供了120節火車車廂，放置在距離傅家甸城區近兩公里的地方，裡面隔離了1000多名接觸過病患的人，這些人一旦被確診，就會立刻送至鼠疫醫院。因無特效藥治療，這意味著被確診者通常會在一兩天內死去。
特別值得一提的例外，是傅家甸的一座羅馬教堂。疫情正熾時，有300多信徒聚集於此，由一位法國神父帶領他們禮拜祈禱，病患與健康人毫不避讓。
神父宣稱有治外法權，所以拒不執行防疫局的隔離和疑似患者上報的指令，遇有病死者就於夜半偷偷將屍體運出埋葬。後因死人太多，秘密埋葬已不可能，教堂內未運出的棺木遂越積越多。政府強行干預時，300多人中已有243人死於鼠疫，包括法國神父和一名傅家甸當地神父。
伍連德說：“這一事件表明，與鼠疫抗爭的醫務人員，不但要與由於無知與未受教育而形成的宿命論鬥爭，還要和宗教盲從較量。”
雖然隔離升級，但每天的死亡人數仍駭人聽聞。《字林報》1911年2月9日的報道稱，東北各鎮疫情仍蔓延不已，傅家甸此前曾焚去屍身3800具，現復有屍身千具，堆積以候柴薪之至。傅家甸每日平均死數約八十人、長春六十人、奉天三十五人、吉林二十人。
報道還稱，有人要求將傅家甸全鎮焚燬以除疫害，但因當地居戶反對甚力，而疫情亦有減緩的趨勢，焚鎮的倡議才告罷。
餘波
東北鼠疫疫情的結束是突然到來的。拐點不期而至，到1911年3月1日，死亡數字降為零。
雖然伍連德將此稱為“此確為科學組織之勝利也！”但科學組織在這個過程中只是減緩了病菌的傳播，並沒能及時提供醫治的辦法。在隨後召開的萬國鼠疫研究會議上，鼠疫疫情是否為自然消失也成為了一個議題。
在20世紀，中國境內最大的兩次鼠疫疫情是1910-1911年東北鼠疫和1917-1918年山西鼠疫。就疫情的嚴重程度而言，東北鼠疫死亡人數要更多一些，它也開啟了中國面向現代防疫手段的大門，在醫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
東北防疫雖然提供了很多有益的經驗，但也有慘痛教訓。譬如，在隔離疑似患者過程中造成嚴重的交叉感染。一個例子是，1911年1月，數百名乘坐三等車廂旅行的勞工和農民，被統一強制在奉天附近的小客棧隔離。客棧低矮、黑暗且骯髒，並不適合居住，且無適當隔離設施，導致每天都不斷有人死去，1月23日夜，100多名被隔離者強行出逃，疫情因此擴散，奉天的死亡人數在一週後激增……
和100多年前24000人的傅家甸封城相比，1100萬人的武漢封城無疑面臨更多的挑戰。在這個問題上，傅家甸所能提供的鏡鑑有限，而武漢封城的得失可能要待疫情結束後才能看的更清晰。
（本文部分史實參考《鼠疫鬥士——伍連德自述》，湖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3月版）
閱讀更多 經濟觀察報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