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而言，二戰是在民眾厭戰情緒下進行的，整場戰爭，美軍“僅”損失了約40萬人，但對美國民眾而言，這樣的損失已沉重到難以接受。相比之下，蘇聯2700萬人的犧牲更是無法想象，值得一提的是，截至1940年，蘇聯人口總數約為1.8億，如今的人們總討論蘇聯從二戰中賺了多少利益時，這樣一個大國以15%的人口換取一場慘勝，我們實在是很難將其與“賺”這個字眼掛鉤。
即便如此，當侵略者氣勢洶洶地撲過來時，仗總歸還是要打的。“悲壯”二字貫穿了整個衛國戰爭，就拿一個具體例子來說：雖說絕大多數國家並不承認自己在二戰中擁有女兵編制，但其實每個國家或多或少地徵召女性從事通訊、生產、醫療等相對安全的工作。只有蘇軍“光明正大”地將女性組織起來派往前線，在兵員短缺、局勢岌岌可危的情況下，這也是實在沒辦法的選擇。
與女兵類似，“懲戒營”同樣不是蘇聯的專利，但蘇聯人卻為它賦予了蘇維埃式特色。二戰蘇軍中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懲戒營的官兵平均活不過3個月，而在一些極為困難的特殊時期，從進入部隊開始，他們恐怕連一天都過不完整。而在斯大林格勒戰役期間，這些人“活不過9分鐘”。二戰蘇聯懲戒營到底是怎樣的存在，他們的處境為何又如此殘酷呢？咱們不妨從頭講起。
眾所周知，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的那場席捲全國的災難後，蘇聯的勞改營和監獄裡多出了數以百萬計的犯人。他們入獄的理由五花八門，情況也十分複雜。究竟有多少人因罪入獄，這到現在為止也說法不一。有說約350萬人受到牽連，而曾擔任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的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曾在《大失控與大混亂》一書中提出了“超過2000萬人”的觀點，這一看法甚至得到了不少學界人士的支持。雖然數字差距較大，但毋庸置疑的是，當時的蘇聯有著規模極其龐大的犯人群體。
蘇德戰爭初期，蘇軍蒙受了慘重損失，大量主力部隊被俘，國土淪陷，戰略空間受到極大擠壓。當領袖斯大林決定留守莫斯科、不再後撤時，這便意味著蘇聯引以為傲的戰略縱深在一定程度上作廢。大敵當前，蘇聯本來就人手不足，又要管著大批囚犯，分出額外的精力、人力和物力來防止獄中犯人作亂，這無疑是難上加難。這就好像是一大群狼摸上了門，農夫還得額外費心管住一大批羊一樣，想想就令人焦頭爛額。
關鍵時期，斯大林發表了一番講話，大意是這樣的：我們難道就不能把犯人們留下來繼續工作嗎？提前給他們自由，讓他們以僱傭工的身份從事生產。它在蘇聯其實是有實踐基礎的，但並不怎麼光彩。原來，早在1938年8月底，斯大林就提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提議，將其稱為“自願與強制留下來”；而在1939年中，蘇聯政府頒佈了一道法令——表現出色的囚犯不再獲准提前釋放，而是被賦予自由的身份，繼續從事國家發配的勞動。
局勢證明了斯大林想法某種程度上的合理性與迫切性。例如在1941年7月，時任國防人民委員的鐵木辛哥元帥十分焦急地彙報：“軍隊武器和技術兵器奇缺，工業執行供應計劃的情況根本不能令人滿意。”蘇聯高層立即採取了應對措施，給每個工廠分配任務，讓工人加班加點，三班倒輪番上崗，機器24小時運轉個不停。然而即便如此，人還是不夠；隨後有人提議：應當嘗試開發犯人的價值。
實際上，正如咱們之前所說，這些所謂的“犯人”入獄的原因十分複雜，他們並不是咱們通常印象中那種窮兇極惡的囚犯，相反，罪犯中不乏才華橫溢的科技人才和頗具威望的軍官，對急缺人手的國家而言，每一座監獄和勞改營都成了寶庫，斯大林的的那番提議則成了開啟寶庫的鑰匙。雖然這些人曾飽受質疑，但當國家需要他們、對他們發出號召時，犯人們依舊義無反顧。以貝利亞於1944年中收到的報告為參考：勞改犯們為前線輸送了至少2550萬枚迫擊炮彈、3580萬個手榴彈和導火管、920萬顆防步兵地雷以及10萬枚航空炸彈等，包括這些彈藥在內，他們製造的各類武器彈藥總量比原計劃還多出了4個百分點。
很快，蘇聯高層便意識到僅僅讓犯人從事高強度且機械性重複的工作，完全是一種浪費。從1941年底開始，蘇聯高層推出了一項政策：根據犯人們的具體情況，提前釋放一批“罪行較輕”的囚犯，分配他們到各軍工廠、生產線和科研機構工作。除了被提前釋放的那部分人，仍關在勞改營中的囚犯，倘若能發明出對國家有貢獻的東西，那麼他們也能重獲自由。
監獄中不乏各個領域的專家教授，這道命令下達後，幾乎每個月都有大批發明誕生，其中許多武器設計為衛國戰爭的勝利做出了巨大貢獻。以著名武器專家安德列·尼古拉耶維奇·圖波列夫為例，此君在獄中作出了圖-2中型轟炸機的設計，引起了蘇聯高層重視；斯大林大手一揮，不但為其恢復了名譽，還親自頒發勳章——犯人一下子成了受人敬仰的國家英雄。《古拉格群島》一書將其稱為“不用挨子彈和鞭打的逃跑”。
沒啥發明天賦的犯人也有翻身的機會：蘇聯高層臨時決定分批釋放一部分囚犯，其中一些被編入作戰部隊組成“懲戒營”，另一些則轉入預備役。為防止這些曾在獄中受罪的人對當局心存不滿臨陣倒戈，蘇軍高層也做足了準備工作：按照規定，囚犯組成的部隊規模不能太大，人數有嚴格限制，一般不超過800人；若有人意圖不軌，軍官可以先斬後奏，無需擔負任何問責。這些囚犯部隊往往衝鋒在最前面，一旦遇到敵人兇猛的火力點、難以攻克的堅固工事，那麼懲戒營就成了主力。犯人中原本就有不少出色的軍人，在愛國主義與絕境光環的加成下，懲戒營爆發了可怕的戰鬥力。例如在1945年初，蘇軍第123懲戒營硬是頂著德軍的火力壓制，從正面洞穿維斯瓦河防線；此役下來，第123懲戒營陣亡率高達93%，被俘的德軍表示被嚇得半死——他們從未見過如此不要命的打法。
犯人們作戰給力，又能從事技術含量高的活兒，他們一下子成了蘇聯各部門眼中的香餑餑。每當生產遭遇問題，或是部隊面臨沒啥把握的硬仗，相關部門或部隊總是找監獄和勞改營要人。例如在1942年初，蘇聯航空工業人民委員阿·沙胡林向斯大林請示，請求批准從監獄裡挑選1.5～1.8萬名技術人員到航空部門任職，以保證各大工廠能夠按時完成生產計劃；赫魯尼切夫在自己研究所的研究遭遇困難時，也寫信給貝利亞，希望能從西伯利亞勞改營中抽1000人。總而言之，無論是專家、技術人員還是戰士，這些人為偉大的衛國戰爭做出了無可忽視的貢獻。
不過話說回來，正如老生常談的那樣：凡事總有兩面，這一政策也有其自身的侷限性。例如，不少專家在監獄裡做出了許多頗具價值的發明和設計，僅僅是因為它們對扭轉戰局沒啥幫助，蘇聯高層根本就不重視，因此浪費了許多傑出的研究；在前線，懲戒營的士兵流血犧牲，但根據規定，他們能獲得的最高獎勵也僅僅是“自由”。有一部分人甚至只獲得了一定的減刑，在戰爭結束後又被關進大牢。《古拉格群島》一書提到，在生產線上累死的犯人一點兒也不比前線戰死的少，這些人同樣為保衛祖國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他們卻沒能獲得應有的尊重，終生都揹負著“囚犯”之名。
即便如此，斯大林對囚犯的利用還是盡最大可能地凝聚了整個國家的力量；在愛國主義和獻身精神的支撐下，蘇聯軍民才得以一步步就轉局勢，最終趕走侵略者，維護國家主權和尊嚴。雖然真正徹底翻身的犯人只佔一小部分，但絕大部分囚犯還是得到了減刑或赦免——相比他們之前的處境，這已經足夠令人感到慶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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