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而言，二战是在民众厌战情绪下进行的，整场战争，美军“仅”损失了约40万人，但对美国民众而言，这样的损失已沉重到难以接受。相比之下，苏联2700万人的牺牲更是无法想象，值得一提的是，截至1940年，苏联人口总数约为1.8亿，如今的人们总讨论苏联从二战中赚了多少利益时，这样一个大国以15%的人口换取一场惨胜，我们实在是很难将其与“赚”这个字眼挂钩。
即便如此，当侵略者气势汹汹地扑过来时，仗总归还是要打的。“悲壮”二字贯穿了整个卫国战争，就拿一个具体例子来说：虽说绝大多数国家并不承认自己在二战中拥有女兵编制，但其实每个国家或多或少地征召女性从事通讯、生产、医疗等相对安全的工作。只有苏军“光明正大”地将女性组织起来派往前线，在兵员短缺、局势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这也是实在没办法的选择。
与女兵类似，“惩戒营”同样不是苏联的专利，但苏联人却为它赋予了苏维埃式特色。二战苏军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惩戒营的官兵平均活不过3个月，而在一些极为困难的特殊时期，从进入部队开始，他们恐怕连一天都过不完整。而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这些人“活不过9分钟”。二战苏联惩戒营到底是怎样的存在，他们的处境为何又如此残酷呢？咱们不妨从头讲起。
众所周知，经历了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席卷全国的灾难后，苏联的劳改营和监狱里多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犯人。他们入狱的理由五花八门，情况也十分复杂。究竟有多少人因罪入狱，这到现在为止也说法不一。有说约350万人受到牵连，而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曾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一书中提出了“超过2000万人”的观点，这一看法甚至得到了不少学界人士的支持。虽然数字差距较大，但毋庸置疑的是，当时的苏联有着规模极其庞大的犯人群体。
苏德战争初期，苏军蒙受了惨重损失，大量主力部队被俘，国土沦陷，战略空间受到极大挤压。当领袖斯大林决定留守莫斯科、不再后撤时，这便意味着苏联引以为傲的战略纵深在一定程度上作废。大敌当前，苏联本来就人手不足，又要管着大批囚犯，分出额外的精力、人力和物力来防止狱中犯人作乱，这无疑是难上加难。这就好像是一大群狼摸上了门，农夫还得额外费心管住一大批羊一样，想想就令人焦头烂额。
关键时期，斯大林发表了一番讲话，大意是这样的：我们难道就不能把犯人们留下来继续工作吗？提前给他们自由，让他们以雇佣工的身份从事生产。它在苏联其实是有实践基础的，但并不怎么光彩。原来，早在1938年8月底，斯大林就提出了几乎一模一样的提议，将其称为“自愿与强制留下来”；而在1939年中，苏联政府颁布了一道法令——表现出色的囚犯不再获准提前释放，而是被赋予自由的身份，继续从事国家发配的劳动。
局势证明了斯大林想法某种程度上的合理性与迫切性。例如在1941年7月，时任国防人民委员的铁木辛哥元帅十分焦急地汇报：“军队武器和技术兵器奇缺，工业执行供应计划的情况根本不能令人满意。”苏联高层立即采取了应对措施，给每个工厂分配任务，让工人加班加点，三班倒轮番上岗，机器24小时运转个不停。然而即便如此，人还是不够；随后有人提议：应当尝试开发犯人的价值。
实际上，正如咱们之前所说，这些所谓的“犯人”入狱的原因十分复杂，他们并不是咱们通常印象中那种穷凶极恶的囚犯，相反，罪犯中不乏才华横溢的科技人才和颇具威望的军官，对急缺人手的国家而言，每一座监狱和劳改营都成了宝库，斯大林的的那番提议则成了开启宝库的钥匙。虽然这些人曾饱受质疑，但当国家需要他们、对他们发出号召时，犯人们依旧义无反顾。以贝利亚于1944年中收到的报告为参考：劳改犯们为前线输送了至少2550万枚迫击炮弹、3580万个手榴弹和导火管、920万颗防步兵地雷以及10万枚航空炸弹等，包括这些弹药在内，他们制造的各类武器弹药总量比原计划还多出了4个百分点。
很快，苏联高层便意识到仅仅让犯人从事高强度且机械性重复的工作，完全是一种浪费。从1941年底开始，苏联高层推出了一项政策：根据犯人们的具体情况，提前释放一批“罪行较轻”的囚犯，分配他们到各军工厂、生产线和科研机构工作。除了被提前释放的那部分人，仍关在劳改营中的囚犯，倘若能发明出对国家有贡献的东西，那么他们也能重获自由。
监狱中不乏各个领域的专家教授，这道命令下达后，几乎每个月都有大批发明诞生，其中许多武器设计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以著名武器专家安德列·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为例，此君在狱中作出了图-2中型轰炸机的设计，引起了苏联高层重视；斯大林大手一挥，不但为其恢复了名誉，还亲自颁发勋章——犯人一下子成了受人敬仰的国家英雄。《古拉格群岛》一书将其称为“不用挨子弹和鞭打的逃跑”。
没啥发明天赋的犯人也有翻身的机会：苏联高层临时决定分批释放一部分囚犯，其中一些被编入作战部队组成“惩戒营”，另一些则转入预备役。为防止这些曾在狱中受罪的人对当局心存不满临阵倒戈，苏军高层也做足了准备工作：按照规定，囚犯组成的部队规模不能太大，人数有严格限制，一般不超过800人；若有人意图不轨，军官可以先斩后奏，无需担负任何问责。这些囚犯部队往往冲锋在最前面，一旦遇到敌人凶猛的火力点、难以攻克的坚固工事，那么惩戒营就成了主力。犯人中原本就有不少出色的军人，在爱国主义与绝境光环的加成下，惩戒营爆发了可怕的战斗力。例如在1945年初，苏军第123惩戒营硬是顶着德军的火力压制，从正面洞穿维斯瓦河防线；此役下来，第123惩戒营阵亡率高达93%，被俘的德军表示被吓得半死——他们从未见过如此不要命的打法。
犯人们作战给力，又能从事技术含量高的活儿，他们一下子成了苏联各部门眼中的香饽饽。每当生产遭遇问题，或是部队面临没啥把握的硬仗，相关部门或部队总是找监狱和劳改营要人。例如在1942年初，苏联航空工业人民委员阿·沙胡林向斯大林请示，请求批准从监狱里挑选1.5～1.8万名技术人员到航空部门任职，以保证各大工厂能够按时完成生产计划；赫鲁尼切夫在自己研究所的研究遭遇困难时，也写信给贝利亚，希望能从西伯利亚劳改营中抽1000人。总而言之，无论是专家、技术人员还是战士，这些人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无可忽视的贡献。
不过话说回来，正如老生常谈的那样：凡事总有两面，这一政策也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例如，不少专家在监狱里做出了许多颇具价值的发明和设计，仅仅是因为它们对扭转战局没啥帮助，苏联高层根本就不重视，因此浪费了许多杰出的研究；在前线，惩戒营的士兵流血牺牲，但根据规定，他们能获得的最高奖励也仅仅是“自由”。有一部分人甚至只获得了一定的减刑，在战争结束后又被关进大牢。《古拉格群岛》一书提到，在生产线上累死的犯人一点儿也不比前线战死的少，这些人同样为保卫祖国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他们却没能获得应有的尊重，终生都背负着“囚犯”之名。
即便如此，斯大林对囚犯的利用还是尽最大可能地凝聚了整个国家的力量；在爱国主义和献身精神的支撑下，苏联军民才得以一步步就转局势，最终赶走侵略者，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虽然真正彻底翻身的犯人只占一小部分，但绝大部分囚犯还是得到了减刑或赦免——相比他们之前的处境，这已经足够令人感到庆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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