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次疫情，我們看到了很多寫給孩子的書信和寄語，那麼，身為教師、家長的我們又該反思些什麼？從生活這本教科書中，我們學到了什麼？在這次疫情中，我們又能給自己打幾分呢？
面對疫情，特級教師鄭英談了一些自己的小思考，與大家分享：
每每遇到重大事件或巨大問題，身為教師、家長的我們總是忙於教導孩子，而往往少了對自身的反思和建設。
如果我們只是一味寄望於孩子，而少了自身的反思性成長，那麼多少會顯得蒼白和虛無，更深層一點，這也是對自己這個時代的辜負。
這次疫情，我們看多了各種書信和寄語，可不可以先自問，在書寫信件和寄語之前，讓自我反思和自我建設先行，會不會讓筆下文字更具意義？
我們可有留一隻眼睛看自己？
我們是孩子們精神成長的模板，我們面對重大事件的態度和回應，本身就是最好的不言之教，遠勝於苦口婆心和道理講盡。
孩子要成為哪樣的人，首先取決於我們的精神長相。我們不能一味寄望於未來而將重託全交付於孩子們，如果不能“此身”“此時”“此地”腳踏實地做點事，那麼所謂的教導不過是給自己的逃避和怯懦添加一層煌煌自飾的美麗外衣。
“未經省察的人生是不值得過的”，一切嚴格意義上的精神成長都是在自我反思中展開，自我反思最能體現一個人靈魂的真實和深刻。所以，面對這次疫情，在教導孩子們之前，我們可以先留一隻眼睛看自己——
我們教導孩子每臨大事要有靜氣，我們自己是否擁有了這樣的底氣並建立了內在的秩序？
我們教導孩子要有社會責任感，我們自己可有深刻把握自己與自我、與他人、與社會、與自然的關係？
我們教導孩子要學會獨立思考，我們自己面對紛繁的信息時可有進行理性的甄別？
我們教導孩子要勇於面對困難，我們自己面對疫情帶來的困難時可有保持冷靜和積極應對？
……
諸如此類的問題越是真誠面對，越是深入思考，越能培育起謙遜的品格和務實的態度，不容易走向偏狹，也不容易落入虛無。
我們當謹記：
我們怎麼樣，當下社會便怎麼樣，孩子才有可能怎麼樣！
我們怎麼樣，孩子才可能怎麼樣，未來社會才能怎麼樣！
生活的教科書中，
我們從這幾頁裡學到了什麼？
生活是一本活的教科書，每一次發生的重大事件都是書中的鮮活例子，只是這本教科書面向的是全體社會中人，包括我們。
甚至可以說我們應是首位學習者，應當先把其間的種種經歷化為自身成長的契機，再化為教育資源，才談得上幫助孩子實現成長，因為我們的精神高度決定了孩子們的精神高度。這次疫情，對每一個親歷者，都是人生之書中的重要幾頁，惟其重要，不可輕易翻過。
淺層的，我們可有從中學到一些常識——
什麼是新型冠狀病毒？這種病毒的來源和傳播途徑是什麼？臨床有哪些表現？如何預防？發燒是否一定要去醫院？去醫院就醫需要注意些什麼？什麼是密切接觸者？為什麼密切接觸者要醫學觀察14天？
這些信息和知識是淺層的，因為它們基本類同於書本知識。但不可否認，當你越是“知道”，就越能生起一份從容。無知者，不是無畏就是大畏，我們曾經的慌張，便是源於不知的恐慌。
深層的，我們可有從中看到社會萬象——
我們看到一些人在喧鬧中默默前行，卻閃耀著人性的光輝，生動詮釋著漢語詞典中的諸多褒義詞：
囑咐別人不要前往武漢自己卻逆行而上的鐘南山院士，讓我們知道有一種堅定叫義無反顧；
身患漸凍症卻咬牙與死神搶時間的張定宇院長，讓我們知道有一種職業道德叫醫者仁心；
以賣大蒜為生計的嵩縣竹園溝村村民靠手刨出10萬斤大蒜送往武漢，讓我們知道有一種相助叫毀家紓難。
此外，我們還聽到諸多讓人動容的聲音：
“我沒有錢，只能出點力氣”
“我來”
“上不了前線，盡一點心意”
“不想當逃兵，恢復以後還要上一線”
“你平安回來，我包一年家務”
“疫情結束，我娶你”
一句句心聲，一幀幀畫面，透露的是它們的主人對他人、對社會的深切關懷，這種關懷的核心，其實就是社會責任感。
這些人，不論財富，不論地位，都在用自己的言行為生命作注，書寫自己的傳奇。他們的樸實讓我們重拾力量，他們的善舉讓我們熱淚盈眶，不論時間如何淘洗，這些人物的名字不應被忘記。
這次疫情關乎每個人的真實利益，除了看到人性的美，我們也看到有人趁火打劫，有人散佈謠言，有人做行走的“毒王”。兩種人雖然在生物譜系上屬於同一類，在精神譜系上卻像兩個物種。
合上這本書，我們試問，此次經歷過的不安和感動，可否會成為一種集體記憶？如何用自己的行動詮釋人的可貴和高貴？當我們對這些有了深度的觀察、學習和思考，便容易對一些“病毒”產生“抗體”，能增強“免疫力”，無論是身體上，還是精神上，如此才堪論成長。
我們提升的哪怕只是一點點，就有可能幫助孩子打開新的成長局面。
在這次社會大考中，
我們給自己打幾分？
都說社會即學校，其實社會不只是一個學校，還是一個考場——其中發生的種種問題都是考題，社會公德、職業操守、個人品德、規則意識、契約精神等等都是考試內容，我們中的每一個人都是考生。
這次疫情便是一場大考，難度係數極高，但萬變不離其宗，關乎真、善、美的，都可以得分，背離科學、違背良知、輕忽生命的，都不得分。在這張攤開的“統考卷”上，我們能給自己打幾分？
先來看看關於“真”的考題——
在繁雜的信息面前，我們可否能甄別得出真偽？
假如辨不出真偽，那麼就容易成為謠言的助推手。對於謠言，大家都會脫口而出一句“謠言止於智者”。這一句是有前提的，前提得是智者，我們敢問自己是否真是一個智者？
面對這個問題，我捫心自問，發現內心是不踏實的，也因此會在孩子們面前露出不安、忐忑和羞愧。儘管每次我都極力找出正反面信息，進行對比甄別，做力所能及的推理，但以我有限的學識和邏輯思維能力，仍時常迷茫和不確定，懷疑自己做出的判斷是否清醒。我一歲分得清紅綠，但至今不敢說完全分得清黑白，因為有太多似是而非的信息，不經意間就會迷惑我的雙眼。
再來看看關於“善”的考題——
看著每日的疫情數字，看到一個個生命的凋零，內心可有感到疼痛？
同單元有人不幸染病，你會如何處理？如果他的家門因此被釘死，你又如何看待？
在居家隔離的時間裡，你如何與家人相處？
在這段時間裡，可有給過人力量和溫暖？
如果你是防控人員，面對不戴口罩的人，你會如何處理？
災難面前停工停產，天平傾向於生命而不是GDP，你對“生命至上”可有更深的理解？
幾十年後，你會如何向你的子孫或晚輩講述這件事？
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但是不論陷於何種境地，我們依然有選擇的餘地，有餘地在客觀條件和主觀求真、向善、臻美之間尋求一個最大公約數。
我們一再倡導生命教育，其實，生命教育的要義，不是呵護身體以求得生命的長度，而是生命的自我覺醒和對社會責任的主動擔當。對他人、對其他生靈懷有惻隱和同情之心，對生命、對自然抱持關切和眷戀之心，才是生命教育的至深含義和不竭源泉。離開這些，只侷限於生命的長短，那不是生命教育的真義，因為這離美善尚有距離。
魯迅筆下的“無窮的遠方，無數的人們，都和我有關”，約翰·多恩筆下的“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損失，因為我包孕在人類之中”，如此守望相助，期盼世界大同，是我見過的關於生命教育最宏大而溫情的詮釋。
在自己的個人史書上，
我們該如何寫好這幾頁？
疫情面前，沒有人是局外人，每個人都是當事人，都是社會鏈條上的一環。對此，我們該如何守護好自己這一環，來書寫自己的個人史書？
最低要求，是守住底線。
雖然每個人總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也總有太多的迫不得已，但守住底線還是可以，那就是不做惡。
如果不幸染病，那就積極配合醫生。
如果居家隔離，那就認真遵守規則，戴口罩、勤洗手、不聚眾，此時居家是為防疫，防疫就是責任。
更高要求，是守土盡責。
災難終會過去，為了讓它儘早過去，需要我們擁有一點主動擔當的品格，即社會責任感。社會責任感不只是奉獻，還有反思，前者是努力，後者是知道往哪裡努力。
面對不完美的現實，擁有反思的精神和批判的勇氣，這是一種負責任；用具體行動去詮釋自己所認同、所倡導的價值觀，言行相顧，這是一種負責任；在自己崗位上甘願付出，恪盡職守，這也是一種負責任。
一個擁有社會責任感的公民，會遵循一定的價值標準，自覺反思，主動擔當，而不是經由理性權衡和計算之後的精確選擇。
我們是這場疫情的親歷者，也應是改造者和建設者，有機會讓它儘早過去，也有責任讓它儘早過去。
對於一個教師，努力當個好老師，是他存在於世的最高尊嚴和價值，也是他對這一職業的無上敬意和擔當。“讓教育向美而生”，這是一個教師的初心，也是他的使命；“我怎麼樣，教育便怎麼樣”，這是一個教師對這個時代的回應，也是對這個時代的宣言。若干年後，當晚輩或後代問起，我們可以無愧地說起，而不是悵然嘆息。
在自己這個平凡的崗位上，我也在努力思考這個世界之於我的意義，以及我之於這個世界的價值；我也在努力做點什麼，以求讓一個小小的局部變得美好一些，雖然顯得有些笨拙。
在疫情爆發之初，我曾給孩子們十點小叮嚀（“忙著有趣，就沒空無聊！疫情當前，一位特級教師寫給“孩兒們”10句心裡話），既是為孩子們提供一些具體可行的路徑，也是為了給自己清晰的提醒。
學會使用釘釘後，我藉助這個平臺，每天與孩子、與家長進行實時互動：
每天回覆孩子們的問題，開通一條心靈交往的秘密通道；
每天給孩子們佈置一個小話題，並一一回復他們的留言；
每天欣賞他們的學習成果、體鍛視頻、藝術作品、勞動成果及親子互動的生動場面；
每週相約同一時間看同一部電影……
都是一件件具體而微的事，但都是生動有趣的事，沒有佩戴生命教育、責任教育、親情教育等帽子。
面對疫情，我之所以始終選擇貼地而行，是希望過後能坦蕩地說“幸告無罪”！
始終相信，一個懂得自我反思、自我建設的人，會自成一個獨立且生長著的系統，一生謙卑，也一生高貴。這對擔負健全人格之責任的教師，尤為重要，因為離開了這些，對孩子的教育就會同在大海中舀出一瓢淡水一般艱難。
閱讀更多 教師苑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