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學術會議已經日現弊端，疫情或許將幫助我們開啟學術交流的新模式
作者 | 蔣寶尚、叢末
據 ICLR 官方推特最新消息，原定於 4 月 26 日於埃塞俄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召開人工智能頂級會議 ICLR 2020 要通過各種可能的方法在今年舉辦一次遠程會議。
這意味著雖然距離原定的開幕日期還有一個多月時間，可能考慮疫情發展的趨勢，大多數人將到不了會場，今年的活動改為線上進行。已經購買機票和預定酒店的參會人員接下來則將面臨退票退宿的問題。
然而這不是第一個由於疫情原因而採用線上參會，前不久舉辦的AAAI 2020 和WWW 2020 也同樣因為疫情等原因採用了線上參會的方式，還有許多大大小小的學術交流活動相應都延期或者取消。
COVID-19疫情的出現，似乎一下子讓人工智能研究的學術交流徹底分成了：2020年之前和2020年之後。
這是人工智能各大頂會的一次危機，也是一次考驗。事實上，當前人工智能的頂會交流所面臨的並僅僅是疫情阻礙，而是有諸多問題函待改革，而疫情則不過是加速了這個過程。
在這樣一個“新的時代”：變革，或者不變革，儼然已經成為各大頂會一個問題。
一、傳統會議模式受到多種限制
1、傳染病等重大公共事件
表現最明顯的就是2020年開年的第一個人工智能大會AAAI 2020。2月2日，美國宣佈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並表示“過去 14 天曾到過中國的外國人（除綠卡和美國公民的直系親屬）禁止進入美國”。
據介紹，因此限制大約有 800名來自中國大陸的學者錯過了此次會議，這一人數約佔報名參加此次會議總人數的五分之一。
針對這一情況，AAAI組織方也通過官網發佈，為無法正常參會的論文作者提出了以“雲參會”為主的其他解決方案。
顯然，目前情況下，雲會議是因傳染病等重大公共事件而無法參會的最佳替代品。
AAAI不是個例，其實不光人工智能領域，其他領域的會議改變組織會議的方式，部署雲參會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例如，在本週舊金山舉行的一場光電子行業活動上，一些中國企業仍然在旅行限制生效前按時到場。但由於不少中國公司無法參展，大會方匆忙重新安排了場地，用植物和座位替換一些展位。
此外，原本計劃在今年4月17日到19日在北京召開的世界頂級的計算機安全會議DEF CON，也因新型冠狀病毒而被取消。世界最大手機展MWC（全球移動通信大會）的主辦方 GSMA（全球移動通信系統協會）也在官網發佈最新通告，正式宣佈取消原定於 2 月底在巴塞羅那舉辦的 2020 年MWC。這也是自創辦以來，GSMA 首次宣佈取消舉辦大會。
所以，傳染病等重大公共事件是會議召開最大的不可抗力因素之一，給現場參會帶來阻礙是不可避免的，在特殊情況下，如果仍想保持思想交流、思想碰撞帶來的學術氛圍，必須改變原有的會議模式。
2、困擾參會者多年的簽證問題
除了傳染病等重大公共事件，困擾參會者多年的簽證問題也是必須部署雲會議的原因之一。
眾所周知，頂級的學術會議多在美國、加拿大等北美地區舉辦，然而北美地區簽證條件的“苛刻”一直被眾多參會人員所詬病，而在過去的兩年半時間裡變得更為嚴重。
例如2018 年，信息檢索領域知名學者 Maarten de Rijke 因簽證問題無法赴美參加信息檢索頂會 SIGIR。
在舉行過去的 ICLR 2019 大會中，也有一批科學家因為簽證問題而被美國拒之門外。
加拿大對簽證的發放也非常嚴格，例如在NeurIPS 2019會議開幕之前，加拿大拒絕向計劃參加 NeurIPS 和 Black in AI 研討會的大量 AI 研究人員和研究學生髮放旅行簽證。加拿大 AI 大佬 Hinton、Bengio 介入溝通之後也沒能解決問題，這也成為 ICLR 2020 將選址非洲舉行的直接原因。
另外，獲取簽證本來就不是容易的事情。舉例來說，你必須先向美國使館提交申請，而美國、法國這種國家申請要花一個月，俄羅斯等國可能要花一年。
在辦理簽證的一些預約階段，大使館有95%的可能會把你的護照和證明文件推到行政處理部門，這又要花掉2個月的時間。不過，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研究人員和工程師身上，因為在政府看來，這些人是可疑的，他們可能會留下來。
3、參會人數太多會讓參會體驗打折扣
參與人工智能學術會議的人數變化情況
參會人數太多也是阻礙線下會議的一個因素。隨著人工智能的火熱，AAAI、NeurIPS、CVPR 等頂級學術會議的影響力也愈來越大，每年接收論文、參會人數的數量連創新高。
例如2018年NeurIPS 參會人數近 9000，且出現了 11 分鐘大會門票被搶光的盛況。2019年的NeurIPS會議規模更是達到了萬人規模，而門票售賣方式將“先到先得”原則更改為“抽獎”原則。
會議人數太多會產生兩個方面的影響，第一個是會議場館容量和服務人員有限，無法為參會者提供更好的服務，加上空間上的擁擠，會讓參會者的參會體驗大打折扣。
參會人數太多意味著海報、演講、主題互動太多，這意味著僅僅想要弄清楚應該嘗試什麼和關注什麼內容就是一個挑戰。
儘管有人數多的會議確實可以促成很多對話，但另一方面也為對話設置了阻礙，在如此大的規模下，如果不制定明確的計劃，很可能永遠也不會遇到一些“大牛”。
隨著提交的論文越來越多，審稿需求也越來越多，隨之而來的審稿質量差異也凸顯了出來。例如在NeurIPS 2019中 ，一些真正存在學術道德隱患的論文也成功通過了本屆會議的審稿程序。
4、低碳減排
東海岸發生的一次“炸彈氣旋”，這讓參加會議的學者無法動彈。
在前不久，Yoshua Bengio 曾在他的一篇博客中提倡減少線下會議，從而減少碳排放。據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學者估計，參加學術會議和講座的航空旅行約佔校園“碳足跡”的三分之一，這相當於一個擁有27500人口的城市一年的“碳足跡”總量。
一次飛行會“貢獻”多少溫室氣體呢？這麼來說吧，假設你買了一張從波士頓到舊金山的往返機票，途中需要一次中轉。那麼你這次旅行將向大氣中釋放0.78噸的碳。
非得長途旅行才能參加的國際會議不僅助長了氣候變暖，也容易受到極端天氣的影響，那些試圖在2018年1月的“ 炸彈旋風 ”中參加紐約市“現代語言協會大會”（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Convention）的人可以證明這一點。例如2018年紐約的“炸彈旋風”氣候，便打亂了當時計劃參加現代語言協會大會的學者的出行安排。
顯然，放棄面對面交流的機會是非常困難的，現場參會時候，學者們可以認識新的朋友，可以領略會議地址的人文風情，可以和志趣相同的人邊喝咖啡邊交談.......是的，這種形式可以建立更加真實的聯繫。
但是，如果雲會議模式能夠讓參會者進行線上的有效溝通和交流，那麼原來的溝通習慣，以及關係培養習慣是否可以轉變呢？
5、傳統會議費時費力
大家都知道，傳統會議模式的管理幾乎都是人工進行操作，這樣耗時又費力，效果極低，會議組織過程繁雜，而且容易出現紕漏。
另外，會前紙質資料與銘牌準備過程繁瑣、工作量大且缺乏應變能力，會務過程往往需要消耗大量的紙質材料，而當議程或材料變更，會務組工作量及投入會更大大。不僅如此，會議材料的信息安全缺乏有力保障，機密信息也易被洩露。
而對於參會者來說，難以及時瞭解會議進程，跟進會議進度；演講信息集中於傳統大屏幕，距離遠者觀看困難，且不便實時交互。
而在理想的雲會議時代，數據的傳輸、處理、存儲全部由視頻會議廠家的計算機資源處理，用戶完全無需再購置昂貴的硬件和安裝繁瑣的軟件，只需打開瀏覽器，登錄相應界面，就能進行高效的遠程會議。
相關人員不必再因為一次商務交流而付出硬件設備、IT支付、專業通訊設備、差旅費用等成本。也就是說，使用雲會議後，用戶將不再需要進行會議系統採購、維護、部署，也沒有任何先期資金投入，只需支付實際使用費用，同時也打破時間地域的限制。
二、雲會議的缺點
前面盤點了現場參會的一些缺點，那麼雲會議是最好的替代品麼？我們先從雲會議的定義來看。
業內對雲會議的定義是基於雲計算的會議：
雲會議是基於雲計算技術的一種高效、便捷、低成本的會議形式。使用者只需要通過互聯網界面，進行簡單易用的操作，便可快速高效地與全球各地團隊及客戶同步分享語音、數據文件及視頻，而會議中數據的傳輸、處理等複雜技術由雲會議服務商幫助使用者進行操作。
國內雲會議主要集中在以SAAS（軟件即服務）模式為主體的服務內容，包括電話、網絡、視頻等服務形式。那麼視頻會議與雲計算的完美結合，能否帶來最便捷的會議體驗。
答案是否定的，因為，前面也提到現場參加會議最主要的是能夠培養感情，現場進行學術交流，讓學生感受學術氛圍。
1、缺乏學術交流的氛圍
參加學術會議的收穫往往不止於見牛人、聽報告、學功力、長技能，很多時候它能夠給參會者一種“學者”的身份，來觀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甚至觀察我們自己。
單純從收益方面考慮，如果和論文研究的時間點契合，去這樣的場合宣傳自己的研究是有益無害的。詢問對方感興趣的話題，和不同的人找共同的興趣點，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在很多領域，其實有相當一部分人在研究相對比較冷門主題。參加學術會議，現場發言不僅能夠讓更多人知道你的工作，如果口才過硬還能把“學術路人”拉到你的陣營，努力讓自己的學術成果表現得更有價值。
而從學生的角度而言，雲會議可能會讓學生們無法獲得切身的參會體驗，得不到很好的鍛鍊。
學術會議的目的在於思想的交流，你一個思想，我一個思想，經過交流就分別擁有兩個思想了。實際上，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在學術會議上的交流和訴求可能各有側重點：
本科生對未來的研究方向尚未確定，如果讓他們有更多機會在學術會議現場與大牛面對面交流 ，對於培養下一代學術新人有著無比珍貴的意義。
對於研究生來說，參加學術會議能夠鍛鍊口才，讓自己的學術成果得到同行的指正、指導和認可，不僅如此，還可以結實一些國外的教授，積累人脈。如果你未來打算在國外讀博，也是一次瞭解國外情況，認識大佬的好機會，沒準之後申請的老闆就認識某個去這次會議的教授......
至於博士生，將會是他們開始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向學術界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的絕佳機會。如果恰好能夠在會議上碰到志同道合的人，說不定還能意外收穫一份滿意的工作或者“收割”到一群創業導師和夥伴呢！
2、如果技術跟不上，會導致會議故障、問題得不到及時解決等風險
當前雲會議最大的問題就是在線容量、網絡延遲問題，雖然5G勢頭越來越猛，對於解決網絡延遲，數據傳輸有著獨特的優勢，但是畢竟還沒有大規模商用，目前的網絡還支撐不了像NeurIPS這樣的萬人規模雲參會。畢竟與現在的視頻直播不同，雲會議還需要實現的，更多的是讓每一個參會者都能獲得一種參與感。
更重要的是，傳統會議上的面對面交流，能否轉換成網絡中的點對點交流，即一個學生想要向大牛請教問題，應該如何實現？顯然，目前的雲會議還沒有攻破這個技術難點。另外，雲會議數據的傳輸、處理、存儲是否安全？也是需要考慮的事情。
三、雲會議應該怎麼開？
在現有的技術條件下，那麼雲會議究竟怎麼開呢？Bengio在其博客中給出了幾個建議：
1、每個人都待在家裡，同時連線全球各地，拋棄原有的在一個地點舉行大型會議的情況；
2、保留一些面對面的交流活動；
3、保證所有會議網站的網絡質量，讓所有參會者都可聆聽演講者的談話；
4、使用現有的Web工具向演講者詢問問題。
1、直播 + 錄播
在2月份舉辦的 AAAI 2020，針對大量中國學者無法成行的情況，對會議作的調整可以說是一次有效的嘗試，在具體施行過程中，組委會除了建議論文作者儘可能來會場進行報告外，還有4點建議可供參考：
1、如果實在無法成行，可讓能到現場的同事替講；
2、如果實在找不到替講的同事，也可以錄製一段視頻（oral 或 poster），並郵件發給領域主席；
3、如果是 20 分鐘的 full oral，那麼屆時領域主席會發起一個電話視頻，進行遠程報告；
4、如果參加evening poster環節，可以讓到現場的同事帶過去；如果找不到人，AAAI也提供代為打印和張貼的服務。
當然AAAI 2020 的這種解決方案只是針對部分無法成行的中國學者，而非真正的“雲會議”。但AAAI 2020 也成為歷史上首個以大規模錄播+直播的方式召開的學術頂會，這也預示這一個學術交流新模式的到來。
本屆的 ICLR 則完全可以參考這種模式。
2、新型會議本身的召開形式，化“大”為“小”
新型會議本身的召開形式，也是一種有效方法，即化“大”為“小”，儘可能地將整個會議“分割”為數個像Workshop或Tutorial那樣百人規模的小會議，讓參會者有選擇性地參加，以適應目前的一些雲會議平臺所能承擔的在線視頻人數負荷。
目前使用較多的雲會議平臺 Skype，Zoom，Webex，Connect和GoToMeeting等，雖然最多可容納50人參加，但是經過安排協商可以容納250人，並且還可以實現分組討論。
因此，如果各個小會議的規模能夠控制在百人左右的規模，即便是使用現有的雲會議平臺，會議也能夠較為順利地“舉辦”。
針對參會者交流本身，可以輔之以建立在線社群的方法，比如說以重磅演講者或者Workshop、Tutorial組織者命名分別建立對應的討論組，讓有提問或交流需求的參會者有針對性地進入對應的討論組，實時地與“群主”以及討論組的其他成員進行交流和溝通。
3、科技公司任重道遠：需開發出更強大的雲會議技術和工具
當前的一些遠程會議軟件雖然在遠程辦公協作場景下能夠運作良好，但是在如果運用到大型的學術會議則存在很大的技術瓶頸。
5G大規模商用的時代即將來臨，VR技術也逐漸成熟，能否打造線上虛擬世界場景應該是科技公司接下來的創新重點。
一些科幻電影或小說中描述的虛擬會議場景中，員工無論身在何地，都可隨時進入虛擬會場，和身邊參會者打招呼交流。在虛擬會議世界裡，公司各個部門在各自的區域內可以相互交流溝通，如果你需要找參會者交流，你只需行走到他所在區域即可交流溝通；在虛擬會議世界裡，參會人員可以互相討論頭腦風暴，PPT播放演示、學術論文查看討論、視頻播放等等。
正如上述“頭號玩家”動圖所展示的那樣。只需帶上游戲頭盔便可以在虛擬世界裡做你想做的一切！
2020年，作為21世紀二十年代的開端，似乎是一個魔幻之年。但何嘗不是一個變革之年呢？全民網課必將帶來網絡教育的蓬勃發展；傳統會議紛紛取消又何嘗不是一場變革的前奏呢？這無論對於雲會議廠商，還是舉辦會議的組織來說，都是一項充滿機遇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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