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二小姐、黃炎培、馬英九：民國顯赫一時的南泉路
│南泉路29號
一、南泉路上那些“大有來頭”的建築
南泉路29號是我當年在南泉居住的門牌號。這是一條緊鄰南溫泉公園的背街，這個門牌號如今還在不在不得而知。即使還在，也決然不會是當初那幢房子了。整個南泉路的建築，已摧枯拉朽另起爐灶。
南泉路還在，可如今，無論我是走在這條路上，還是路過29號，一抬頭，已是滿眼陌生。
29號俗稱“八一樓”，外面半截一樓一底，我住那半截卻是建在半坡上的平房。淡黃色灰板牆瓦房，完整的木地板、百葉窗，還有一圈一米高的木質護牆板。據我所知，這幢半樓房半平房的小樓，最早是一位抗戰時期的國軍師長的住宅。國軍的人顯然不會給它起名為“八一”，把它叫“八一”，估計是後來又有共軍的軍官住過。
我入住前的房主，就是我所認識的部隊高幹子女，他們是我的學生，其母親我認識，父親卻沒見過。我，至少是29號的第四代居民了。
1990年初 作者在南泉路29號（八一樓）
南泉路那一排房子有很多俗稱，我更早一點在南泉路住過的那幢樓，就叫 “白樓”，其規模和建築格局，都比“八一”更勝一籌，估計房主的身份比師長更高。
“白樓” 大門前的石階平臺上有一個很精巧、也很別緻的幕冢，主碑是一根約三米高、形如一隻大鉛筆的石柱，圍有一圈圓形石欄杆，石碑、石欄杆都已長滿青苔，卻完美無損。這是紀念一位年僅14歲，在1927年三三一慘案中殉難的女學生李遠蓉而建的墓地。
住在“白樓”的時候，我每天必經過這裡，印象很深，好後悔沒有在原址為它拍一張照片，因為現在建了新水泥樓房，它已經被移到對面山腳去了。
在 “白樓” 與 “八一” 之間，有一個帶有寬敞壩子、築有圍牆的連體洋樓，是這條街片區的“銀行” 。這麼短一條街就有這麼大一個銀行，可見重慶作為抗戰 “陪都” 的地位之高。
離南泉路約一公里的虎嘯口旁，還有一座規模很大的山林別墅區——孔園，則是孔二小姐的居所，後來成了九龍坡區黨校。
80年代初，從南泉公園看南泉路（左側建築即“銀行”，右側濃蔭掩映處是李遠蓉墓及“白樓”）
南泉路另一幢規模與銀行差不多的樓房叫“清華”，“清華”旁邊還有一座“幼兒園”，這些稱謂多是從抗戰期間延續下來的。
對這 “幼兒園” 我已見慣不驚了，可80年代後期，法國畫家法比恩小姐（ 她後來成為法國駐華使館首席文化外交官 ）見此非常讚歎。她說：“ 這幢建築很了不得，是中國境內保存下來為數不多的法式建築之一。 ”還指著一大塊因維修拆下來扔掉的屋脊說：“ 這是一件很值錢的文物呀，真的就這樣扔了麼？”
可惜，憑我當時的能力，根本無法保存它，又不思以這種方式來為自己積累財富，只盼望現在有懂行的文化官員對它重視起來。
“八一 ”樓左側緊鄰的，是一幢別緻的宗教建築——福音堂，這是南泉路如今仍保存下來的唯一老建築。正是憑藉它，我才能辨認出南泉路29號故居的位置，因為當年我正與它毗鄰而居。也是80年代，我與川美的幾個學生，在這裡度過了一個難忘的聖誕節。
1987年在南泉路“幼兒園”前（左二法比恩 右二作者）
駐守福音堂的是一位孤老先生，個子較高，面色紅潤，笑容慈祥。他是我的鄰居，所以聽說我們這批青年人要過聖誕節，還對耶穌充滿敬意，特意為我們幾人敞開教堂大門，開了所有吊燈，讓我們在高大寬敞的廳堂自由活動。除了禱告，我們還根據各自的理解，在臺中央十字架前，擺了各種虔誠姿勢拍照，留下一批很有氛圍的照片。那個厚重、高大、精美的金色十字架，令我過目不忘。暗自驚詫這個平時一推開百葉窗就可見、其貌不揚的陳舊教堂，內部何以如此堂皇？
如今方知：這座福音堂之所以能成為唯一保存下來的老建築，是因為它的來頭很大：它是抗戰時專門為方便宋美齡、蔣介石做禮拜之用所建。陪都時期，位於南泉的小泉 “校長官邸”，是蔣介石在渝的四個官邸之一，住校長官邸的蔣氏夫婦，每週的禮拜，就在這裡進行，乃至當時還引來一些金髮碧眼的洋人，不惜車馬勞頓也來此禮拜，以一睹亞洲美人宋美齡風采。
無獨有偶，當年馬英九的父母，輾轉來到大後方重慶，也是在這座教堂舉辦的婚禮——誰也不曾料到，幾十年後，他們的結晶、兒子馬英九會成為臺灣地區最高領導人。
可惜這座教堂如今的外裝修太過當代，喪失了它的本來面目和歷史感。
顯然，這條不過200米長的南泉路，若能完整保存下來，不僅當是非常地道的 “民國一條街”，更是非常珍貴的 “陪都一條街”，因為這短短一條街上，住的都是抗戰時期很有歷史故事的人物。有案可查的就有八位，其中包括黃炎培、熊克武及重慶銀行董事長潘昌猷等人。
我住的南泉路29號，據說是國軍著名師長曾子唯沂風別墅（南泉工人療養院）的一幢所屬建築，還有人說是另一位師長所建，不甚清楚，但那房子的標準，沒師長這個級別，是建不出來的。
我每年來南泉為父母上墳都必經這條街，目睹這條老街的徹底改頭換面，乃最近兩三年的事，迅雷不及掩耳，剛剛發現我所熟悉的一幢房子突然沒了，後悔還沒有為它拍張照片，不料下一次再見時，連剩餘的也都已夷為平地。始料未及。
二、南泉故人
有朋友曾看過一篇老舍先生寫的他在南泉生活的文章，印象很深的是，老舍描寫的50年前的南泉，竟然與我50年後在南泉生活的感受完全一樣。這是一條被饒舌婦主宰的小街，一個非土著居民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是她們興味盎然的素材，經過無限豐富的想象力和節外生枝的隨意加工之後，一夜之間就能誕生一個讓整個南泉竊竊私語的故事來。
這個地方毫無隱私可言——人口不多卻錯綜關聯，與外界只有一條崎嶇的土公路連接，寂寞的本地婦女們，把每一點蛛絲馬跡，津津有味地編成緋聞口口相傳，排遣寂寞，樂此不疲。雖令人厭惡，卻也必然。
公交車一到下午6點就收班，偶爾來訪的朋友匆匆一見就得告辭。所以那十來年裡，讓我練就了一身承受孤獨的本領：除了上課和政治學習，所有的課餘時間，都獨自一人揹著畫板鑽入林間去寫生。南泉的每條小路都有過我重重疊疊的腳印，我熟知這裡方圓好幾公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乃至後來，一些電視片只要是在南泉地區拍的外景，我都能一眼看出，那鏡頭是在哪個地方、哪個角度、甚至哪個機位拍的，能分毫不差地說出來。
1983年在南泉路29號門前平臺，畫“銀行”左側圍牆一角（水粉寫生）此時“銀行”已經拆掉。
後來，那數以千計的風景寫生大多被我付之一炬，因為一離開南泉才發現，從繪畫角度看，這些畫作始終未能擺脫某種桎梏，燒掉桎梏，無所惋惜。
但這12年間，每天1-5幅的室外寫生，卻讓我與自然結下不解之緣，南泉畢竟是個風景區，每一個日出，每一片曉霧，每一縷陽光，每一顆露珠，每一個春秋，每一次風雨，都在毫不吝嗇地滋潤著我的心田，使我有了一種比常人更加依戀自然的特質，對自然界的微妙變化尤為敏感，在我看來，這比我能畫出幾幅成功之作更為欣然。當然，那點存留下來的寥寥無幾的畫作，如今又竟然有了文物意義。
三、法比恩的故事
80年代中期我脫離南泉去了開放的黃桷坪謀生，那時，法比恩小姐一度來我家休養。這位年輕的漢學家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她夜以繼日地學習工作，顧不上休息，有一天突然對我說:“不行，再不休息我會垮掉了，你幫我物色個地方休整一下，我要度假。”
南泉路29號廚房（1980年春）
我能想到的最輕鬆最方便的地方就是南泉，她欣然讚許。當即來到南泉路29號度假一週，游泳，登山，吃現成的可口飯菜，時不時也有些畫界同行來造訪。
其實她並沒完全休息，一歇下來就讓我翻開家傳的線裝書，給她講中國畫論。奇妙的是，在外國人面前講起中國文化，我竟能從古漢語中逐字逐句如數家珍，她顯然被這迷住了，對我說：“你應該去歐洲講古漢語。”我知道那是中國文化本身的魅力。
與外國人接觸越多，反而越中國。我們饒有興味地侃中西方文化的差異。有一次，提到某人精神方面出了問題，她就指著自己的腦袋說到 “他這裡出了問題”，我當即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說：“不，他是這裡出了問題” 。只見她睜大眼睛，望著我，尋思良久，頗感興趣。
我的這個看法，後來還真在中醫學中找到了理論支撐， “ 心為百官之首，神明出焉。”（《黃帝內經》）心理問題表現在頭腦思維出了問題，但就其生理病理基礎看，更與心臟相關。
一個外來人，總會比久居一處、對一切都習以為常的人更為敏感。
1988年作者與法比恩在南泉路29號
有天，南泉路29號坎下來個挑擔子賣嫩苞谷的農民，我們剛買了幾個，津津有味才啃了兩口，冷不防就冒出個城管，對著那農民一陣吆喝：“哪個喊你到這點來賣的？趕緊給我挑起走！”這是一條非常僻靜的背街，只有幾個零零星星的路人。見到還有幾個街坊也要來買，那農民說：“好好好，把這幾個人賣了就走，賣了就走……” 那城管：“還要賣？謹防我把擔擔給你扯來甩了！” 那農民只好灰溜溜地走了。
城管笑迷迷地對法比恩說：“ 這些人，點都不懂規矩。”不料這位洋妹子突然操起有滋有味的重慶話說：“ 哎呀，你不要對他楞個兇嘛！” 那城管望了望這個會說重慶話的金髮女郎，哭也不是笑也不是，結巴了好久說不出話，悻悻而去。
法比恩天天去溫泉游泳池游泳，蛙泳仰泳自由泳，從這一頭游到那一頭。休息時像發現新大陸突然對我說：“我有個發現 —— 這些人都不是來游泳的。”見我愣愣地盯著她，她又說：“他們是來玩水的。”
哦，我這才意識到，游泳池裡泡在水中的大多數人，包括我，也通常是來玩水的——不是酷暑，我基本不上游泳池。幸虧登山時，我體能極佳，功夫也深，老把她甩在後面，使她也體會到了中國人的又一句古話：“仁者樂山，智者樂水”------各有千秋。
法比恩能以她有滋有味的重慶話融入這座遙遠的東方城市，是很用心的。
有天我們去爬山，在南泉路29號樓下等了好久，我老婆還沒下來，我說：“唉，她這個人就是，囉嗦得很”。
她饒有興味地盯著我，問：“囉嗦的反義詞是什麼？”
“麻利。”我說。
“你這個人，”她很認真，用非常麻利的重慶話對我說，“你也太麻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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