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部落离开陕北黄土高原后，在先秦时期曾相继跨上这一块黄土高原的，是鬼方，犬戎，义渠，和白狄这样一些奉行游牧文化的民族。这一段是一个很长的时期，大致上包括两千年左右的岁月。即自从黄帝部落出走后，陕北高原基本上又重新恢复成了一片广袤起伏的牧场。这当然又和陕北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系。陕北高原除了它的南部和关中平原紧密相连外，则它的整个西部和北部，几乎一直就一个游牧民族的大本营，所以，自从新石器时代的时候起，只要一旦有机会，这些扩张欲十分强烈的“马上民族”的游牧民，就会把他们马群和羊群，漫无边际地游牧在广袤的群山起伏的陕北黄土高原上。
并且，举凡自先秦以来在陕北高原上曾先后出现过一段时间的游牧民族，在当时的北部中国都曾是十分强大的。都使得当时中原王朝的统治者们很头疼。特别是那一个“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的所谓的鬼方，其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则更是显而易见的。上世纪70年代末，考古工作者在无定河岸边的李家崖村一个三面空的石头山梁上，发现了一座面积为67000平方米大小的早期城市的遗址。该遗址现存城墙尚有3.1米高，却多为小碎石块所砌成。但是，据考证这却是一座商周时期的遗址。而当时建筑这座城市的，正是那些给商周两代中原王朝，造成极大不安的游牧民族的鬼方人。
而这一座黄河岸边的坚不可摧的城堡，也正是一座十分罕见的鬼方民族的城堡之遗址。城堡内出土的从商至汉的各种石器，陶器和青铜器，也全都闪耀这一个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智慧。而与此一同出土的，还有牛马羊猪狗和鹿等草食动物的遗骨。游牧民族而又筑有可以定居的城堡，这真是一个并不多见的奇迹。这是不是同时也说明，自从黄帝部落迁徙出走以后，曾作为中华民族一个农耕文化发源地的陕北黄土高原上，其农耕文明的火种也一直都不曾熄灭呢？要不然这些游牧民所属的鬼方人，为什么要筑起这样一座雄伟的城堡呢？并且，在其间出土的动物遗骨中，还包括有并不很适合牧养的猪骨头。“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通常游牧民族的人们，大多是牧马和牧牛羊，而从古到今也很少听说有牧猪的民族。这些在鬼方遗址中出土的猪骨头的，是不是也说明了当时的这些鬼方人所享有的生活，多多少少也带有一点半农半牧的性质呢？——这当然有待于考古学家们进一步的发掘和研究。但是，从一种整体和全局的角度来评价，则我们基本上可以这样说：自黄帝部落离开陕北高原到秦汉这两千年左右的岁月里，则不管是鬼方，犬戎，义渠，还是后来的白狄，基本上都是属于游牧民族这一个范畴。而这些民族基本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也基本上是一种以游牧经济为主的以牛羊肉、马牛奶为主要生活资料的生活。
秦汉以降，一直到唐宋元明清这两千多年的历史，对于陕北黄土高原的居民们来说，则主要是一个中原农耕文化不断渗透和不断扩张的历史。而自从强大的秦汉王朝多次对河套内外的游牧民族进行征讨，同时将内地大批的农耕人口迁徙与充实到像上郡，陇西郡和北地郡这样一些可农可牧的地区时，终于陕北黄土高原上自黄帝部落举族南迁以后的又一次农业生产新高潮。而其中有一段时间，群山起伏的陕北黄土高原，竟然还被时人赋之为“新秦中”这样的美称——那“新秦中”三字的意思显然就是说，当时陕北一带的农业，已完全可以和关中地区相媲美了。秦朝初年，蒙恬大将军率领的30万大军，就驻守在当时的上郡（陕北），其给养也主要来自于当地。而那个时候的陕北黄土高原上，“沃野千里，谷稼即殷”，“水草丰美，土宜产物，牛马衔尾，群羊塞道”，是一派多么富饶的塞上江南之景象！
而所有这一些情况，不仅史书上有记载，我们也完全可以近年间，从陕北各地陆续出土的汉画像石中看出来。已经引起了学术界高度重视的陕北汉代画像石，以它众多的牛耕，收割，放牧，狩猎等生动的画面，向人们一览无余地展示了当时陕北高原上热烈活泼的劳动之场景。其实，大量画像石的不断出土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说明了陕北高原当时经济文化的繁荣。从全国范围内来看，不管是山东，四川，还是河南，江苏，凡是能有汉代画像石、画像砖出土的区域，在当时都是比较富庶的地区。地处黄土高原腹部的陕北黄土地，自然也不能例外！
并且，从大量栩栩如生的画面上来看，当时的陕北黄土高原上，除了有大量的农业生产外，其中游牧和狩猎经济，也仍然占有着很大的比例。比如，汉武帝时期全国六大军马场之一的天封苑，就在陕北之北的神木县一带。总之，秦汉时期的陕北黄土高原，农业已形成了自黄帝部落南迁中原以来的又一次高潮。不过，那个时期的农业，还主要集中在一些河川平地内，几乎还没有什么山地被垦植。同时，那时的游牧业也同样发达，所以，如果准确地来评价，则当时陕北黄土地，当属于一种半农半牧的区域。
这种美好的生态环境，大概一直保持到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公元413年时，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匈奴人首领赫连勃勃，曾建都靖边县境内的无定河边上。他面对着满眼的青山和绿水，竟不由感慨一番：“美哉！临光泽而带清流。吾行地多矣，自马岭以北，大河以南，未之有也。”于是，便征发10万人马，营建统万城，建立了大夏国。这个赫连勃勃所说的马岭，是指今天甘肃省庆阳县境内的马岭山。而所谓的大河，则无疑是指河套地区的黄河了。可见，一直到公元5世纪初期，广袤的陕北黄土高原上，还仍然是一块非常富庶的好地方。而秦汉以来，及五胡十六国之前的陕北居民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当然是一种农牧兼营的半农半牧的方式。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一个时期的陕北黄土高原，是一个农牧民杂居的区域。其间的所谓陕北之居民，有秦汉以来从中原各地迁徙而来的汉人，也有从历史上遗留下来、及周边地区不断涌入的游牧民。其中，在各个少数民族人口中，大概又以在东汉时和北匈奴扬镳后内附的南匈奴人居多。比如，公元413年时，在无定河边上建立了大夏王朝的赫连勃勃，就是非常著名的一个南匈奴人的后裔。
陕北黄土高原良好的生态自然环境，是从隋唐两朝以后才逐渐遭到破坏的。隋唐期间，通过五胡十六国前后剧烈的民族争战，杂居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各民族，由于相互间不断地同化与融合，已经有许多游牧民族的英雄豪杰们，消失在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所谓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因为中国历来的惯例，凡是有汉民族强大势力渗透与深入的区域，则这种所谓的民族同化与民族之融合，在很大程度上，便最终显示为农耕文化对于其它文化的吞食和同化。而这种融合和同化的结果，通常便表现为许多少数民族的被汉化，以及中原文化和农耕区域的进一步被扩大。在当时的陕北黄土高原及周边地区所发生的现象，正属于以上这一种情况。五胡十六国以后，不是有许多游牧民族的身影，在整个黄土高原上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了么？比如秦汉时期的匈奴人，春秋战国时期的犬戎呀，北狄呀，义渠呀，以及商周时期的鬼方人等等，这样一些曾经十分强大游牧民族的弟兄们，全都藏身到哪里去了呢？其实，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以及他们的后裔，至今都一直活跃在陕北高原上，他们那生机勃勃的身影，也一直都没有离开过陕北黄土地，他们就藏身在所谓汉的中间。有学者经过详实的考证，终于弄清了所谓“天下匈奴遍地刘”，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在如今的汉民族刘姓人口中，就混有不少匈奴民族的血液。换言之，也就是当年那些雄视天下的匈奴人，在长期的民族融合中，有许多早已经以刘为姓了，摇身变为了汉族人。同样的道理，据说北狄中有人姓了白，而赫连勃勃的后裔就有人姓了赫连氏。
而隋唐两朝时，在北中国对中原王朝重大重大威胁的，则是一个以狼为图腾，被称之为突厥的另一个草原出现的民族。这个民族在公元五六世纪之前时，是居住在准噶尔盆地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一带的。后来，随着其自身的强盛和一些社会政治方面的原因，便不断地向南与向东部迁移。而到了隋末唐初时，这些突厥人已东迁至和陕北高原紧密相连的内蒙古河套地区了。于是，隋唐两朝为了对付这些已越来越强的突厥人，便多次在陕北一带修筑长城，发展农业，巩固和加强自己的边防。特别是史称盛世的唐代数百年，甚至还把边防线向北推进到了内蒙古阴山之南麓，也曾经一举把农耕文明的势力，推进到了黄河内外的大草原深处。而这样长期的垦荒与战乱，便显然对陕北黄土高原的生态环境带来了极大的破坏。转眼间才三五百年过去后，曾经被赫连勃勃由衷赞叹过的统万城周围的植被，就遭到了极为严重的恶化，“茫茫沙漠广，渐远赫连城”。这是唐代诗人许裳在《夏州道中》一番十分无奈的感叹。显然，在诗人眼中统万城周边的环境，已经是满目荒凉的一片沙漠了。
誓扫匈奴不顾身，
五千貂锦丧胡尘。
可怜无定河边骨，
犹是春闺梦里人。
这是边塞诗人陈陶在其诗作《出塞行》中，对当时发生的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残酷战争的生动写照。而由于战争和垦荒的双重破坏，几百年前还被大夏王赞美不已的那一条赫连城边著名的“清流”，这时候也早已被改名为无定河了。无定二字者，乃溃沙急流，淤泥塞道，终使河床游荡不定是也。
而五代十国后，代唐而起的北宋王朝在国防上，则始终是一个衰弱不振的王朝。它从始至终，都并未完全控制住陕北黄土高原这一块举足轻重的区域。那时候，在陕北黄土高原的西北部，还有个和北宋王朝差不多相始终存在的国家，是隋唐间沿青藏高原的边缘，逐渐来到陕甘宁接壤地区党项人建立的，叫西夏国。北宋王朝和这个西夏国的边防线，基本上就游离于如今的横山山脉这一线。换言之，就是在北宋王朝那时候，如今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横山，榆林，定边，靖边和神木等县的大部分，都属于这个建都在兴庆府（银川市）的西夏国的疆土。而只有横山山脉以南的地区，才属于建都于汴梁（开封）的北宋。由于那个时候的北宋和西夏，则常常是战火连绵，经年不息，更使得陕北黄土高原上早已变得脆弱的植被，遭到了更加严重的破坏。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陕北高原的农耕，更是由川道平地，扩展向了山坡和土梁，终于引起了严重的水土流失。
而整个陕北黄土高原上更具有毁灭性意义的生态环境的破坏，则发生在明清两朝间。明朝初年时，为了防止元朝蒙古族残余势力的南下，朱明王朝曾不遗余力，大规模地向陕北黄土高原等边防地区实行移民与屯边。现代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汉族人，溯本寻源，其绝大多数都会自称为是明洪武年以来，由山西等地迁徙而来的移民者之后裔。这样大规模的汉族人口的涌入，自然要引起相应规模的垦荒与农耕。再加上明王朝又惊天动地地在陕北一带大规模修长城，和派遣军队搞屯垦，以加强时称九边重镇之一延绥镇（其镇治便先后设立在绥德和榆林）的国防之力量，这样，就使得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土地，差不多被垦植殆尽。
而继明而起的清朝统治者，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甚至还准许汉族人口，到长城以外去开垦一种和蒙古人合伙经营的所谓“伙场地”，从而使陕北黄土高原的生态，遭到了更加彻底的破坏，终于造成了明清以来，陕北黄土高原“十年九旱”，和灾荒连绵的凄凉的景象。
当然，陕北黄土高原上生态环境的失衡，自然也和黄土积堆的性能相关联。疏松的黄土植被一旦遭到了破坏，那水土流失的过程就很难得到有效的控制。
而当时光走到明清两朝时，自先秦以来就一直发生在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民族争战和民族融合的悲喜剧，也逐渐地接近了尾声。如此，则明清以来陕北黄土高原的生产和生活的方式，显然已演变成了一种由农耕文化占统治地位，又留有游牧狩猎经济残余的、独具特色的所谓陕北黄土文化。同时，明清以来的陕北居民中，也再难有什么自称是少数民族的人口了。于是，则整个陕北黄土高原上的生产方式和表现在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生活之习俗，也基本上是一种以农耕文化为主要的特色，同时又含有非常丰富的历史内涵和地域特点的非常独特的文化生活的习俗。
当历史的步伐进入到本世纪40年代前后，陕北黄土高原，这一充满着荒凉和神奇色彩的古老的黄土地，竟然又以其贫穷而又博大的胸怀，哺育了造就了一代全新的精神风貌的中国革命，再一次破天荒地养育了中华民族成千上万的英雄之儿女，以其独具特色的黄土窑洞，小米稀饭，使中国革命得以彻底的胜利。使得陕北黄土高原，这一块哺育过黄帝部落的黄土地，再一次走向了辉煌，再一次对中华民族的进程，产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因此，竟不由得使人们要发问：造化对于这奇迹般的陕北黄土高原，缘何如此的青睐而又一往情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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