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作为一种文体，究竟起自何年，始于谁手，今已无可考证了。虽然章学诚在他的《文史通义》中说，后世的文体“皆备于战国”，但今天存世的典籍，先秦之前，我们却未见有序言这种文体。而姚鼐在《古文辞类纂·序》中说“《诗》《书》皆有序，而《仪礼》篇后有记”，但其实那些“序”和“记”，与《诗》、《书》并非同出于一个时代，都是后人所作。直到西汉时候，司马迁的《史记》才有了《太史公自序》，扬雄的《法言》有了《法言序》，班固的《汉书》也有了《叙传》。那时，这些序言性质的文字都被置于书末而非书前，但与著作本身，都是出于同时，则可确定无疑。这一时期，在其它一些作品中，文头书尾开始有了“序”、“记”一类的东西。正是有鉴于此，明代吴讷才在他的《文章辨体》中说：序言这种文体，“始于《诗》之《大序》。”关于《诗经》的序言为何人所作，曾有很大争议。最早郑玄有“子夏作序”一说，但在唐代，此说便已被韩愈所颠覆。目前，《诗序》出于汉代毛氏之手，已成了不争之论。但必须说明，《诗序》出于汉代，并不意味着序言这种文体也始于汉代。
何为“序言”？要点在于对“序”字的解释。“序”者，原义乃“东西墙也”（《说文》），因其有次序之意，故引入到著述中，“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文心雕龙·诠赋》），其意，大体就如著名学者、文学史家褚斌杰在《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一书中所说：“对其写作缘由、内容、体例和目次，叙述、申说”，便于读者理解和接受。明代学者徐师曾，在其《文体明辨序说》中更说：“《尔雅》云：‘序，绪也。’字亦作‘叙’，言其善叙事理，次第有序，若丝之绪也。”还说：“其为体有二：一曰议论，二曰叙事”，对序言这种文体所下的定义十分恰当，一直被后世学者普遍认可。如今，序言这种文体，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演进，其功用与范式，基本已经固定下来，很完善了，学者们对这种文体的研究，也已有了长足进展。
时至今日，网络勃兴，人皆可言，国人年不分老幼，职无论高低，旧官新贵，武夫莽汉，出口即称之曰诗，落笔遂指其为赋；而且印书成风，能码成一堆字者，即可人人刊刻，个个付梓，序言一类的篇什，自然也得时而兴，乘势而起了，于是乎，卷首册尾，几至无书不序了。尤其是那些声不出里巷、名不见经传的“才子”、“才女”们，鼓捣出一本书来，更是以得到乡贤一纸序文为要，如此，一则可以抬高自身价码，满足虚荣，二来，更要紧处，则在于能够借势促销，售卖获利。
当然，对于著述者来说，看重序文，本也是件无可厚非的事。就如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写成《六书音均表》时，在学界尚无名望，官阶也十分卑下，仅为“四川候补……署理富顺及南溪县事，又办理化林坪站务”，实乃身微言轻，眇乎小哉。为使其著作广为流布，且能引人瞩目，此公于是自撰了一篇序言，署上了时任四川学政吴省钦的名号。吴省钦其人早年曾当过和珅的老师，和珅得势以后，他便一力攀附，故而“七典乡闱，四督学政，为同考官者三，为副总裁者一”（据清代《南汇县志》），当时不仅在官场上吃得开，在士林中也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当时虽有人称其“工诗文”，但实际上他不过才具平平，更不擅小学之学，尤其让人不齿的，是他品行不端。他在任主考官时，曾因贿赂取士，引起考生不满，有人便给他题了一副对联：“少目焉能识文字，欠金安可望功名”，横批：“口大吞天”，将他的名字巧妙地嵌在了对联里，一时传为丑闻。就是这样一个人，段玉裁却挟其名号以自重，未免显得有些庸俗。但他渴望著作行世的迫切心情，倒也并不难理解。其实，这种借重他人名讳以为序的事，也并非绝无仅有，如王念孙写了《重刻说文解字序》，署上的名字却是朱筠；王国维的《人间词甲稿序》、《人间词乙稿序》，本都出于自己笔下，却要托名樊志厚。但虽然如此，二王的序言托名，却与段玉裁截然不同。他们所托之人，非师即友，皆为学界精英，尤其是在学术理念上，相互投契，彼此看重，并不在意顶戴花翎，有此一举，只不过是文人之间的逸趣雅兴而已，不含有任何功利目的。
其实，古人为序，若论初心，大致有二：
一是发乎衷愫，诚意推介。此即阅读时，要么被原著题旨所触动，要么被作者的真情所感染，于是发乎心，落于笔——或另有所悟，借题发挥，翻出新意；或爬梳剔抉，钩沉索隐，发微启妙。但无论何者，所序之言，总不过都是醒人警世，以诚意绍介为目的。且来看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伶官传序》。欧阳修在编撰《新五代史》时，因对其中《伶官传》所载、唐庄宗因宠幸伶人最终误国丧命的史实感叹不已，总结出了“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深刻教训，于是便在此传的前面写下了这篇序言。此序虽短，却被后世所推崇，清代文学家沈德濳甚至赞其“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其实，作者加上这样一篇序文，既不是对《新五代史》做补缀，亦非编写史书的必要程式，之所以要写，实在只是作者有感而发。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汉代刘向的《战国策序》。据载，刘向领诏命校阅经传诸子，“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这篇序言，即是其中之一。此序只以少量篇幅扼要说明了校勘《战国策》的大致情况，却以主要篇幅陈述了自西周兴起至秦朝灭亡的历史变迁，重点放在了总结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上。通过这篇序言，他清楚地向皇帝表明了自己的历史观和社会观，意在对朝政有所裨益。
二是承人之请，为序，只体现出文友间的一种情谊。此类序文甚夥，多见于子集。譬如明代王思任的《王季重十种》（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1月版），内收杂序、游记、杂记共计148篇，其中杂序占了97篇，约为全书的三分之二。在这些序言中，除了《唐词纪事序》、《地理玄珠序》、《铨史纪名序》、《东坡养生集序》等少数几篇是为别人的辑录所作，序贾谊、李贺、徐文长等几篇是为前人的文集所作，其他绝大部分，都是为旧雨新知而写。他的这些杂序，绝非“好好先生”那种应景捧场的“应酬文”，亦非乡愿口中的陈词套语，大部分篇章都写得个性张扬、文采斐然，许多章节，读来不禁令人抚掌击节，一赞三叹。试览《杨泠然秀野堂集序》。甫一开篇，作者即挥笔写道：
夜郎有颀丈夫杨泠然出，骤起如眉山，青突万丈，一时箐魈瘴母，化为藜火瑞霞。
起笔势如峰岩峭拔，先声夺人。接下来又写道：
领解后，遂提旌鼓，下荆湘，入燕赵，取巍科加掇。往来吴会，与二三拳劲角中原，横不可制。其所谓玄飞孤诣，磊仄冲通之旨，大半寄之于吟。有《问梅》、《射虎》、《避暑》、《听泉》、《尘香》、《泽畔》等诗，而总题之曰《秀野堂集》。王子读而快之，曰：神龙不冶处，老鹤不庭居，其心自大，匪身之所能域也。争十丈之天，不如扩一尺之地；争万里之境，不如扩一黍之心。善哉泠然之堂秀而野乎！
继而，文章抓住一个“野”字，乘势一笔荡开，纵论诗歌应“舒卷天云，纵横草木，布置川岳，呼遣鸟鱼”，进而提出：野者，乃“天地间之大史也，此惟大文之人，能领略而噉饗之”的观点，令人掩卷玩味，思之再三。
王季重为诗为文，历来主张生动、自然，在此集中，不仅那些“记”写得鲜活灵动，这些“序”，也无不深得“生动之气”。似这等有声有色、有滋有味的序文，读之，何其美哉！
当然，像王思任这样言之有物，文理懿茂的序言，自古便不乏其例，即便是在当下，也是偶有所见的。试看香港学者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一书，开首即是余英时一篇万言长序。全文洋洋洒洒，既论理透辟，又尽显文辞隽永。他说：“我最初打算就本书的主题做点独立研究，如稍有所得，则可以和方正的基本论点互相印证。这是我为友人学术著作写序的习惯，虽然比较费事，却也颇有切磋之乐。但不巧得很，现在开始写序恰值病后，我的精力尚未恢复到可以发箧摊书、左右采获的状态，因此原有想法不得不加修正。在这篇序文中，我希望陈述两点，以为本书读者之助。第一，阐释本书的性质及其特殊的重要性；第二，本于孟子‘读其书不可不知其人’的原则，对本书作者作简要的介绍。”序文紧密结合《继承与叛逆》一书，就书中的论述与李约瑟观点的分歧，表明了自己的看法，真可谓提纲挈领，指点津要，加深了读者对于本书在“现代科学为何出现在西方而非中国”这一问题的研究上，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的理解。众所周知，此序作者余英时，乃当下学贯中西的学问大家，如其所言，每每为人作序，尚且如此尽心竭力，一定要做些“独立研究”方能提笔，这与时下那种视作序为作秀的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以余先生这种态度对待序言者，手边尚有陈嘉映、高毅两位所作的序文。陈嘉映为后学葛海滨所译汉弥尔顿的名著《希腊精神》所写下的《希腊是个奇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毅为以色列历史学家赫拉利《人类简史》中译本所作的《推荐序》，都是可读性很强，读后能让人大有裨益的诚意佳作。
由此可见，序言对于一本书而言，虽为附丽之语，但下笔却绝不可轻漫敷衍。序文虽小，却也尽显出作者格局之阔窄、学养之厚薄以及文字功力之高下。因此，古时那些学者作序，即便是鼎鼎大家，即便只是受人所托，也都要尽展平生所学，倾情为之，丝毫不敢虚应故事。尤其是那些颇负盛名的学界闻人，一旦事涉学术理念，无不旗帜鲜明，一定不肯应付了事，甚至屈身俯就。
民国时期便有这样一桩往事。1934年2月，郭绍虞请胡适为其《中国文学批评史》作序。此书在讲述文学批评的历史时，打破了过去以人为线或以时为序的传统叙述方式，采用了一种“以问题为纲”的编写体例，把文学批评史分为了文学观念演进期、文学观念复古期和文学批评完成期。但对这种分期，胡适并不认同。于是，他在序言中除肯定了郭绍虞“搜集材料最辛勤”，也评价本书能“使人明了这一千多年的中国文学理论演变的痕迹”，但对书中的三个分期，却直言不讳，认为并不妥当。面对这样一篇序言，郭绍虞自然不能接受，因而，后来在著作出版时，他仅将胡序的末段引入了自序之中，并没有全文采用胡适的序言。
在此，姑且不论两人学术观点上的是非曲直，仅说胡适作序，决不肯放弃自己的学术理念而去迎合别人，送顺水人情，而是毫不掩饰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哪怕这篇序文最后不被接受和采用，也毫不顾惜。这无疑是为人、为文的良知所在。这种做人真诚、做事坦荡的态度，令人敬佩不已。而今之人，缺少的，恰恰是这样一种精神。君不见，如今在我们的序文中，已经极少看到有“负面的”言词了，所见者，几乎清一色都是“好好好”。即使哪篇序文稍有几句微词，也都是经过了一再稀释或是左弯右绕之后的轻描淡写，犹如蜻蜓点水，犹如隔靴搔痒。那些一味说“好”的序文，也许作者真的限于自身水准，良莠莫辨，但更多的，恐怕还是碍与情面、诱于利益或是屈于情势，于是也就口不对心了。当然，那种故意指鹿为马的情形，则是另外一回事了。
序言这种文体，自西汉以降，除名之曰“序”，也有“题”、“记”、“跋”之谓，划归为一类。单就序言的内容上来说，大致可以分为议论文和叙事文两种，本文前面提到的几篇序言，便属于议论文。而叙事类的序文，最受推崇的，大概要属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了。此文是李清照为夫君赵明诚的《金石录》所写。文中除简要介绍了《金石录》的内容，侧重叙述了这些文物当年积存之不易，以及在离乱中的散失过程，文中伤痛之情，溢于言表。而其中忆及夫妻二人对所收集到的古籍进行雠校一节，文笔尤为生动：
每获一书，即同共勘校，整集签题。得书、画、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率。故能纸扎精致，字画完整，冠诸收书家。余性偶强记，每饭罢，坐归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故虽处忧患困穷而志不屈。
二人生活志趣，跃然纸上。这篇序记与《金石录》一起，成为了传世经典。除此，晚唐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序》、宋末文天祥的《指南录后序》，虽然都是前叙后论，但在习惯上，也都被划归为叙事类序文。
一直以来，由于序言这种文体应用比较广泛，存续时间久远，因而在内容和形式上也都在不断拓展。就目前所能见到的序文来看，起初一般仅为书籍的前言或后语，后来才有了单篇文章、单首诗词的“题序”，再后来，又根据“君子赠人以言，庶人赠人以财”的古意，兴起了亲友远行，文化人要临别赠言的风习，于是便又出现了“赠序”。对于赠序，据有关学者的研究，较早的，当是晋代傅玄的《赠扶风马钧序》、潘尼的《赠二李郎诗序》，篇幅都极短，只不过两三句话而已。由此可见，初起时的赠序，在内容上，仅仅是临别时的几句赠言。此后，赠序中渐渐多了叙事的成份，如《送孟东野序》、《送东阳马生序》等，便是如此。而使赠序内容得以大幅扩展的，则要归功于唐代的韩愈。他将过去“赠序”中单纯叙友情、告别情，拓展为“述主张，议时事，咏怀抱，劝德行，极大地充实了赠序文的思想内容，而且在写法上也灵活多样”（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这不仅丰富了文体内容，也使这一文体本身在形式上愈加成熟了。
除此以外，序言还分为“他序”和“自序”两种。所谓“自序”，顾名思义，就是给自己的著作写序言，介绍自己著述的缘起、意图和过程，以及著述期间的所思所感。本人案头即有一本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李零的《小字白劳》，便是他的自序专集。此书收录了李零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每一本新著问世时所写下的序言。李零著书，从不请人作序，序言无一例外都是由他自己来写。如今将这些序言辑为一集，不仅有了一种“学术编年”的味道，同时也反映了作者不同时期学术思想的变化。那么，这本“自序集”，其序记该由谁来写呢？翻开此书，见到书后有一篇“后记”，乃由孟繁之操刀。孟繁之者，何许人也？读完后记方知，其为李零的同乡后学。这不免令人有些诧异。李零作为一位学界颇负声望的著名学者，为其撰写后记的人，竟然是一位昔日的助手。名家出书，反请后学为序，确实并不多见，因为这与时下的利益原则相违悖。
毋庸讳言，如今请人作序，除有获得名家肯认的目的，还有商业上的一番考量。所以，书前的序言或是书末的后记甚至外加的“腰封”，都要请名气大的人“露脸”，利用名人效应，提高商品的关注度和销售量。正因如此，冠于书前的那些序言，便不时让我们从中听出了市场上的吆喝声。现代营销理念打在序言上的印记，于此也可见一斑。既然是被请来作序的，受邀者当然便需“上天言好事”了，尽力为作者、为这本书，说一些盛情赞誉的话，甚至不惜夸大其词。作序者的名声越大，宣传效果也就越好。所以，一篇序文，润笔费往往不菲，倒也算得上是物超所值了。
当然，也有操守好的耆宿，不肯贪图那几个钱儿，轻易就去听人使唤，为别人去“忽悠”。遗憾的是，多数人毕竟不都是耆宿，更不都有操守，于是便出现了顾亭林所说的“人之患在好为人序”了。顾先生认为，书不必都有序。他在《日知录·书不当两序》一文中说：“凡书有所发明，序可也。无所发明，但纪成书之岁月可也。”为佐其说，他还引用了两段话：一段是引杜牧《答庄充书》所言：“自古序其文者，皆后世宗师其人而为之。今吾与足下并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固不可也。”庄充虽为长者，但杜牧说自己不是宗师，所以没资格为他写序言。至此，顾先生正色说道：“今之好为人序者可以止矣。”另一段，则引了娄坚在《重刻元氏长庆集序》中所说的一段话：“左思赋三都成，自以名不甚著，求序于皇甫谧。自是缀文之士，多有托于人以传者，皆汲汲于名，而惟恐人之不吾知也。至于其传既久，刻本之存者或漫漶不可读，有缮写而重刻之，则人复序之，是宜叙所以刻之意可也。而今之述者，非追论昔贤，妄为优劣之辨，即过称好事，多设遊扬之辞，皆我所不取也。”引文之后，顾先生又道：“今之好为古人文集序者可以止矣。”（以上均引自安徽大学出版社2007年8月版《日知录》）。
追古抚今，不难想见，作序本为小事，却也足以照见一个人品格的高下，历来就有以能为他人之书作序而称幸者，也有专借为他人作序而饰己者。其实，在皇皇巨著面前，再好的“序言”也不能与原著同日而语，何况是那些等同于赘肉或蛇足的序文呢！但我们也不可否认，有些古书，原著虽然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了，而其序跋至今仍留存于世，颇为可读，有名的，《兰亭集序》便是一例。《兰亭集》早已不复所见，而今仅存一序耳——这就是经典序言的生命力！
李汉君，自幼喜书，但读得多，写得少。及长，不过数年知青，数年医生，数年编辑，随波而逐流，漂忽兮不定。转任文吏，缝裁嫁衣，方坐得几年小吉普，转眼又成田舍翁。于是复又埋首书堆，重操楮墨；煮字炼词心缱绻，纸上谈兵意沛然，无他，性本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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