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綱五常”有沒有問題？有問題，但都是小問題。在根本上，三綱五常是非常偉大的，因為它給出了正確的社會秩序基本原理，告訴人們，真正穩定而良性的社會秩序，只能建立在人性的基石之上。偏離和忽視人性，都所建立的社會秩序，都不可能是真正穩定的、真正良性的。
事實上，現代人只知三綱五常是封建糟粕，但對其內容和內涵基本是無知的。
何謂三綱？“君為臣綱、夫為妻綱、父為子綱”。
“三綱”的實質是什麼？是三組人際關係：君臣關係、夫妻關係、父子關係。“三綱”實際上有兩層含義。
第一層含義是，在這三組人際關係中，前者是後者之主導、綱領。“三綱”的問題主要存在於這裡，把這種主導、從屬關係機械化了、固定化了，混入了專制因素。
第二層含義是，這三組關係是人類社會所有人際關係中，最重要的，因此是社會秩序的基石和綱領。人類關係可以有無數種，譬如朋友關係、兄弟關係、生產中的僱傭關係等等，但是這三組才是最基石的，這要把這三種人際關係處理好了，良好的社會秩序就會出現。
也就是說，傳統的中國將社會秩序等同於人際關係。也可以說，是以人際關係的視角去看待社會秩序的，認為社會秩序的要義和基礎在人際關係。把人際關係處理好了，社會就自然呈現良好的秩序。社會秩序就是人際關係，穩定而良性的社會秩序建立的過程，就是穩定而良性的人際關係實現的過程。
“三綱”是所有的人際關係的三個代表，代表著所有的人際關係，也代表著社會秩序。或者可以直接地說，“三綱”就是社會秩序。
那麼如何才能實現穩定而良性的人際關係？答案是基於人性的相互尊重，即讓自己的人性成分發揮，也要讓別人的人性充分發揮。這就是《中庸》說的：“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中庸》的這句話還包含著另一個重要信息，就是充分發揮自己的人心，與讓別人的人性也充分發揮之間，不僅不存在矛盾，而且前者是後者的基礎，“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
這意味著什麼？意味著人性中存在關係基因、秩序基因，天然地存在著尊重別人人性的因素，天然存在維護良好秩序的因素。
孟子對這一點做了更詳細而精到的論述，概括為兩個字：“性善”。
“性善”不僅是說人性是善的，而且，人性是完全的、完美的。所謂人性的完全、完美，就是指人性中包含完全的人際關係因素、社會秩序因素，天然地具備建立良好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的能力。只要充分遵循和發揮人性，良好的人際關係和社會秩序就會自然出現。
“性”其實是“心”之性，而“心”則是人的思考認知器官，這個器官是邏輯上的、職能上的，因而也是虛擬的。所謂虛擬的，是說“心”的存在是一個邏輯推導的結果，是對人的思考認知活動的概括總結，並非說人在生理上真的存在一個具體化的“心”。既然存在思考認知活動，那麼就應該存在一個思考認知活動的發出主體。
也就是說“心”是一個抽象概念，而且在人類所謂的概念中，是最抽象的。一般所說的抽象都是針對思考認知對象的，都是對“物的抽象”。而心則是直接針對思考認知活動本身的，是“心的抽象”。
“性”就是“心”的基本結構，也是心在進行思考認知活動時，在進行判斷和選擇時，所依據的基本原則。
孟子說：“心之所同然者，謂之理，謂之義”。也就是說，人心是具備相同的基本結構的，基本相同的人性，正是因為如此，在判斷和選擇上，存在共識。這個相同的人性就是“理”、“義”，也可以稱之為：義理、道、道理、道義等。
“義”、“理”是人心的基本結構，也是人性，是內置於人心之中的，人天生具備的判斷和選擇的基本原則。也就是說，“義”、“理”都是內在的，內在與人心，而非外在的，不是外在的規則條款。
同時，“義”“理”也是高度抽象的，並非物理上實際存在的，而只能通過人的判斷和選擇來呈現，即通過人的外在行為來呈現，通過做事、事來呈現。
“義”、“理”表現在外在的事件之中，就是“仁、義、禮、智”。但是外在的“仁、義、禮、智”，不過是內在的人性的呈現、外化，內在的義理的呈現、外化。
為了說明這一點，孟子提出了“心之四端”說。
《孟子·告子上》：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惻隱之心，仁也；羞惡之心，義也；恭敬之心，禮也；是非之心，智也。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公孫丑章句》：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猶其有四體也。
既然，“仁、義、禮、智”根植於人心人性，由人心所發端，因此，也可以將“仁、義、禮、智”直接等同於人性。
到了西漢，董仲舒在“仁、義、禮、智”的基礎上又加了一個“信”字，將其稱之為“五常”，成為“五常之性”。
因此，“五常”的實質是人性，也是作為社會秩序的“三綱”的基石。“三綱五常”是對孟子“四端”說的發展，繼承和保留了孟子心性觀、秩序觀的內核。
但是，在孟子學說裡，外在的“仁、義、禮、智”僅僅是“心”進行思考和判斷和選擇的效果、結果。因此，問題的關鍵在思考，在判斷和選擇，而非對教條的機械遵守。
孟子說：“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不得”；“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權”就判斷和選擇，“執一”機械固守外在條款。
因此，孟子也不重視“信”，反對機械的“信”， “執一”就是機械的信。 他還說：“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
董仲舒卻加了一個“信”，與“仁義禮智”並列，這不是加了一個字的問題，還代表著基本理念的變化。整個兩漢，都是迷信之風盛行。董仲舒本人就迷信災異和天人感應。這導致，董仲舒把儒家思想教條化、機械化了。無論是“三綱”，還是“五常”都成了要求人們去信仰和服從的教條。
董仲舒將“陰陽學”混入了儒學，以及機械的陰陽思想，強解人際關係和人性。並且要求人們去“信”，其實就是迷信。
迷信很容易和暴力專制結合在一起，最後發展成“君叫臣死，不敢不死；父叫子亡，不敢不亡”的悲慘局面。
大家一定要清楚，將秩序根植於心性之上，是中國文化的核心特徵。兩漢之後，將這一理念逐漸發展成為“三綱五常”。因此，“三綱五常”包含了中國文化的秩序基本原理，但是也混入了迷信和專制因素。
從整個人類歷史看，存在四類秩序類型，但是唯有中國的秩序是穩定和良性的。
中國的秩序可以稱之為“心性秩序”、“道義秩序”。道義即義理，發端與人心，也是人性。
現代之前，西方秩序是宗教秩序，其基礎是人對神的信仰、迷信。
春秋戰國時期，曾經存在過“法家秩序”，國王的意志通過成文法來體現，然後以暴力專制對法律進行貫徹。這種法家秩序在古波斯、古希臘等地都曾短暫廣泛存在。
現代西方秩序，則是一種“制度秩序”，“民主秩序”。這種秩序與“法家秩序”非常接近，只不過，法律不在是國王意志的體現，而是公民利益和權力的體現。“民主秩序”的基石是個人經濟利益、權力。實際上是保障個人在利益爭奪上保持平衡、妥協，讓利益爭奪不那麼混亂。因此，不可能真正穩定和良性，無論是曾經的兩次世界大戰，而是當下西方，尤其是美國發生的社會分化分裂已經清晰地證明這一點。
因此，在已經充分全球化的今天，唯有中國文明能夠為全球提供一個真正穩定而良性的秩序，就是根植於心性和道義的“心性秩序”、“道義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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