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德十六年，即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駕崩，因朱厚照無子嗣，內閣首輔楊廷和根據“皇明祖訓”尋找皇位繼承人。
但是，明武宗唯一的親弟弟朱厚煒幼年夭折，於是，上推至明武宗父親明孝宗一輩，而明孝宗兩名兄長皆早逝無子嗣。只剩下了四弟興王朱祐杬，雖然，他已經死了，但是，卻有二子，興王長子朱厚熙已死，遂以“兄終弟及”的原則，立次子朱厚熜為嗣，即：明世宗。
朱厚熜，明憲宗朱見深之孫，興獻王朱祐杬之子。明武宗正德十六年繼位，次年改年號為嘉靖。繼位之初，嘉靖帝革除先朝蠹政，使朝政為之一新。
但是，不久卻與楊廷和等朝臣在議興獻王尊號的問題上，發生了禮議之爭，是明朝歷史第二次小宗入大宗的事件。嘉靖四年，朝廷“大禮議”之爭終於落下帷幕。年輕的嘉靖帝，贏得了這場不見血的朝堂爭鬥，確立了嘉靖初年的政治格局。
所謂的小宗、大宗，天子之王位由嫡長子世襲，稱大宗；餘子對天子為小宗。諸侯之位亦由嫡長子世襲，在本國為大宗；餘子對諸侯為小宗。《禮記·大傳》：“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孔穎達疏：“別子謂諸侯之庶子也......繼禰者為小宗，謂父之嫡子上繼於禰，諸兄弟宗之，謂之小宗。”
當然，上有所好，下必效之。不久，地方社會也因此颳起了一股祭祀祖先、追溯始祖的風氣，尤以廣東地區為甚。在廣東佛山的石頭村，現在還完整保留著一座大型宗族祠堂建築群落，這就是霍氏宗祠。建立之初，正是官員霍韜在“大禮議”之爭中獲勝之後不久。
而關於地方社會變遷與國家禮儀變革之間的聯繫，或許我們能從霍氏家廟中得到答案。
弘治帝無子可繼承皇位，所以，最後本來只是藩王之子的嘉靖帝，因緣際會之下擁有了整個天下。年輕的嘉靖帝，認為：自己只是繼統而不是繼嗣，所以，自己的皇考應該是生父興獻王。而朝中大多數人則認為，嘉靖帝既然以藩王身份入繼大統，當然，應該認明孝宗弘治帝為宗，興獻王只能是叔父。
從一定程度上來說，一般入繼大統應該是繼嗣又繼統的，否則，明孝宗豈不是斷後了嗎？所以，站在大臣的角度，他們是奉行了對先帝的“忠”。但是，站在年輕的嘉靖帝的立場，他有生父，而且，聖旨並未名言繼嗣，所以，他遵自己的生父為帝，也是符合人倫大孝的。
霍韜從一開始就支持嘉靖“繼統”，他直接上書嘉靖，奏摺中提到：“按廷議陛下應該以孝宗為父，興獻王為叔。但是，這種舉動與古禮不合，與聖賢之道不通，與今日之事不順。”之後，才華橫溢的霍韜引經據典，詳細而全面地闡述了自己支持“繼統”的原因。
他認為：只有繼統不繼嗣，嘉靖帝才可做到“於尊尊親親兩不悖矣”。嘉靖帝對此喜於言表，但是，群臣還是反對，初踏入帝國權力中心的年輕帝王，也無法獨斷專權，只好作罷，霍韜也因此“病歸”。後來，嘉靖帝屢次召霍韜回朝，霍韜雖然辭謝了帝王。
但是，還是上書嘉靖，設身處地為這位帝王考慮，讓嘉靖帝十分感懷，大呼他為忠臣。從霍韜的這些行為來看，他的心中父子人倫是最為核心的道德標準和秩序規範，皇帝作為萬民之表率，理應遵守這些倫理規範。而在家鄉廣東，他也據此進行了一系列宗族建設和推廣教化的活動。
在大禮議中，嘉靖帝的勝利，給地方社會帶來的最為直觀顯著的影響，便是開始祭祀始祖。在此之前，民間只被允許祭祀三代祖先。民間在獲得祭祀始祖的權利之後，“聯宗祭祖”的情況，開始慢慢出現，宗族組織也應運而生了。而霍韜家族修建大宗祠的舉動，便是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種。
霍韜“聯宗祭祖”的直接原因是“父其父，母其母”的人倫大道，而除了親孝方面的考慮，宗族財產的管理顯然也是重要原因。而霍韜宗族設計的重要元素，就是“合爨共產”。作為官員，霍韜巧妙地利用摧毀淫祠的機會，吞併土地，積累原始財富，並且，以家族為單位迅速擴大財富。
至今，仍存於霍氏宗祠的碑文，詳細地記錄了當時霍氏家族的產業。我們不難發現，霍韜時期正是族產的開創時期。而且，這份族產的規模十分龐大，分佈範圍廣泛，資金流水規模已達數千兩之巨。故而，霍韜利用正當或不正當的手段，為霍氏宗祠的興建，奠定了經濟基礎。
嘉靖五年，霍韜宣佈家族此後進行“合爨”，宗族之人於宗祠共同進食，以此，強化宗族成員的共同認同感。除修建大宗祠外，霍韜還推行編修族譜，追溯先人創業之艱辛，要求子孫後代牢記祖先創業不易，加倍珍惜，希冀他們守住並且擴大家業。
同時，霍韜積極興建地方社學，以達到教化地方百姓的效果。
我們在此回顧霍韜在“大禮議”中的直言和在地方興建宗族、學校的一系列活動，很明顯就會發現有一條主線貫穿其中。那就是：以霍韜為代表的中國士大夫，對於儒家綱常禮教的堅持。當時的嶺南地區，儒家倫理並不佔優勢，民間鬼神之說橫行，是儒家士大夫們費盡心力地改變了這種局面。
修身齊家，是儒家士大夫最根本的道德規範，所以，從這一角度我們就不難理解，明朝禮儀變更與廣東社會變遷的關係：地方社會借用國家確立的禮儀規範和教化話語，以維持自身作為“文化資源和控產機構”的地緣組織；反過來，這種借用促進了國家對華南地區文化的大一統。
【《明實錄·世宗肅皇帝實錄》、《透視"大禮議"事件》、《明史·列傳八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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