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5 紙質文學的守護人哈羅德布魯姆的詩學建構

導語:布魯姆雖然被稱為德里達影響下的"

解構批評"學派的人,但卻不是一個典型意義上的解構主義者,"在解構主義者看來是傳統主義的,而在傳統主義者看來又是解構主義的"。這不僅因為他經常對德曼式的解構主義持批評態度,還因為他早年以研究英國浪漫主義詩歌起家,自稱是文學唯美主義者,對文學的審美價值念念不忘,也是一個紙質文學的守護人,一個大學文學教育和書本細讀堅韌不拔的踐行者。

布魯姆生活在電子文化和圖像文化迅猛崛起,紙質文化急劇衰落的時代。美國二十世紀 六十年代就普及了電視,八十年代普及了電腦,布魯姆的學術生涯貫穿了由電子文化衝擊導致的紙質文學閱讀日益下降而來的憂思,"深入地閱讀經典越來越難,也許是傳媒或其他混亂時代裡擾人的東西,不過即使精英們也逐漸失去了苦讀的耐心"。

在影視與圖像時代安靜讀書的人已經寥寥無幾,布魯姆甚至"對文學教育能否渡過眼下的困境缺乏信心"。布魯姆因此狂熱地倡導文學文化,倡導細讀文學經典,並以其對西方文學傳統的勾連與清理建立了一套他自己的文學理論。西方學者公認,布魯姆"

把詩性的意志作為判斷自我創造的所有其他努力的標準。"

一、影響的焦慮

1、他人影響與自我影響

眾所周知,瓦萊裡是比布魯姆更早意識到"影響"對文學創作重要性的詩人與批評家,他認為影響包含了他人影響與自我影響,"在文學評論界,沒有什麼字眼比影響一詞更容易和更經常地出現,有時一個人的作品從另一個人身上獲取了一種非常獨特的價值,從中孕育出了一些起作用的結果。"

紙質文學的守護人哈羅德布魯姆的詩學建構

布魯姆

1973年布魯姆在《影響的焦慮》一書中明確提出了"影響即焦慮"的說法,認為作家寫作自身從根本上說就是一種和死者、和先前偉大作家的對話和反抗的關係,"哪裡有前驅的詩,就讓我的詩在哪裡吧!這是每一位強者詩人的理性準則"。

我們知道"焦慮"原本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中的一個重要概念,指受到內部或外部刺激產生的一種痛苦的心理體驗。如果比照弗洛伊德對外在的焦慮和神經症的焦慮的劃分的話,文學創作中的焦慮應該屬於,"對於危險或預料中的外來傷害的應有的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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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

影響的焦慮是焦慮的一種,是前輩作家會給後輩作家以巨大的壓力,後輩作家為了使自己的想象力不被淹沒要採取各種防禦措施。

按照布魯姆改造過的弗洛伊德式的語言來表達,前輩詩人永遠不會被吸收而成為超我的一部分,只能成為本我的一部分,詩人的文學創作成為一個和類似的更強大的父親鬥爭的結果。

2、新作家的焦慮

新作家作為後來者會產生焦慮,"像懼怕洪水一樣懼怕前驅的新人實際上把某一重要的部分當做了整體,而這個'整體'乃是構成其創造性焦慮的一切,是每一個詩人內心的幽靈式的阻塞劑"。布魯姆把前人對作家的巨大影響稱為"事實性","我的事實性理論賦予前驅形象與其是超我的角色,不如說是一種本我角色"。

存在於本我的這種過程在自我身上引起焦慮,自我和存在於詩歌中的詩人都是在一種"

曲解"中存在著,這是一種防禦過程,所以"詩歌是一種被故意扭曲了的思想交流,被兜底翻轉的思想交流,它是對它的前驅者們的'誤譯'"。這種曲解使詩人獲得解放,形成"詩的意志",進入詩歌和思想的語言自由。

與瓦萊裡一樣,布魯姆也是把影響分為他人影響與自我影響兩種。如喬叟描寫人類個性的方法影響了莎士比亞,馬洛的戲劇影響了莎士比亞的《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和《亨利六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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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叟

如喬叟《坎特伯雷故事集》改寫了薄伽丘,特別是其講故事的模式,彌爾頓《失樂園》中的撒旦糅合了伊阿古的虛無主義、麥克白的先期幻想和哈姆雷特對妄言的蔑視,貝克特的《墨菲》始於對喬伊斯《尤利西斯》的創造性誤讀,但是最終他擺脫了喬伊斯的影響寫出了《如此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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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萊裡

由此可見,他人影響不是表現在詩人與其前輩用詞上的相似性,而是模式、風格、主題乃至精神上的聯繫。

自我影響則是自我超越,雖然他人影響在先,但是一旦作家重塑自我,他人影響與自我影響常常就是交織進行的。布魯姆曾說"莎士比亞和惠特曼都吸收了大量的強烈影響,才得以成為對後世影響最為深遠的作家,但是莎士比亞和惠特曼的能量,不只在於他們一長串的文學傳人,也在於他們對自己的歸屬。"

3、先驅的阻力

先驅的作品是一種阻力,創作是對阻力的一種反應,是作家與前輩的鬥爭。布魯姆把追求奇異性視為防禦的基本措施,對一個優秀的詩人來說,奇異性就是影響的焦慮。在布魯姆那裡,奇異性的重要表現之一是作家能夠不斷地突破文學的邊界,創作出具有反思的內省意識的形象或人物,"自由反思的內省意識仍是 所有西方形象中最精粹的,沒有它就沒有西方經典,再冒昧點說,沒有它也就沒有我們"。

莎士比亞筆下的人物如哈姆雷特、埃德蒙、伊阿古等人,他們可以自我傾聽、自我反思,進而改變自我並思索他者,因而獲得了自主性,成了自由的自我藝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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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

黑格爾有一段話道出了莎士比亞文學創作的奧秘而為布魯姆所首肯,"莎士比亞在無限廣闊的世界舞臺中對醜惡和荒謬接觸得愈深遠,也就愈能使這種醜惡和荒謬的人物顯得並不缺乏詩的修養。通過這種魄力充沛的真實的性格描繪,莎士比亞使我們觀眾對罪犯們乃至極平庸粗魯漢和傻瓜也感到津津有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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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爾

其實黑格爾自己對莎士比亞人物塑造的特點就做過解釋,"凡是莎士比亞的人物所作所 為,他們所實現的特殊目的,都植根於他們的個性,從這種個性中得到推動的力量。但是就在同一個性裡,這些人物也同時有一種高度。"

布魯姆反對用人格的分裂來解釋莎士比亞,他喜歡以在"想象性文學"序列中的位置來表達莎士比亞的成就,莎士比亞其實就是在自己浩瀚的創作中不斷追求藝術的極致,超越他人與自我。

二、閱讀與誤讀

1、從創作到批評

布魯姆認為前輩詩人的影響和後輩詩人對前輩詩人的借鑑是以誤讀的形式進行的,"雖然這種誤讀往往是無意識的,而且幾乎是不知不覺地進行著的"。詩人的想象也是對前輩詩人意象和語詞的反常化,"想象就是誤釋,就是使得所有詩篇對偶其前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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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亞《哈姆雷特》書圖冊

也就是說,誤讀首先是一種偏離和創造,不僅文學創作是作家在不斷誤讀前人的過程中進行的,文學傳統也是作家在不斷誤讀前人的過程中形成的,所以他稱詩的有意誤讀,是對詩人的生命循環的理解,把詩人之間的關係作為接近弗洛伊德的家庭羅曼史來審視。

布魯姆說"任何強有力的作品,都會創造性地誤讀,並因此而誤釋前人的作品。一位真正的經典作家,或許不會把這種焦慮在作品中予以內化,但這無關大局。"作家的創作常常是對前輩名家名作的戲仿、翻轉與顛覆。如狄更斯在《遠大前程》中,操縱《哈姆雷特》並戲仿它,然後把復仇反轉過來,變成了皮普的全面寬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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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

布魯姆還進一步宣稱,任何閱讀都是誤讀,"正確的閱讀"是不可能的存在,"所謂正確的解讀只能是對原文的重複,相當於宣稱文學作品無須解讀。但事實並非如此"。創造性誤讀不僅是文學創作的基本方式,也是文學閱讀和意義產生的基本方式。

布魯姆受到德里達解構主義的影響,認為閱讀是一種延遲行為,文學語言能指和所指之間不存在固定的對應關係,只有能指之間無限的意義轉換和延遲,因而尋找文本原意是不可能的,"每一位讀者同每一首詩的關係,都是由一種延遲的比喻所支配。"

2、閱讀的同等有效性

布魯姆並不認為所有的閱讀方法,都具有同等的有效性,他視文學批評為一門藝術,為之設置了很高的門檻。他認為批評應當超越意識形態偏見,"約翰遜對彌爾頓的政治觀和精神性都大為不悅,只是《失樂園》的感染力和原創性讓他折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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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樂園》書圖冊

他主張批評應該是有意識的智性活動,"評價想象性文學的終極標準,是智慧而不是形式"。但是布魯姆承認不同的批評家對作品的看法會有自己的觀察點,如約翰遜評論莎士比亞以其藝術天才表現他對眾多生活形態和對各種自然天性的洞知,就屬於側重於文學與生活關係的經驗性批評。

布魯姆還把短篇小說區分為海明威模式和博爾赫斯模式兩種,試圖揭示存在的真相,具有現實性,描寫人物與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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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明威

就篇幅來說,長篇小說又不同於短篇小說,它有複雜的故事和眾多的人物,閱讀長篇小說需要考慮作者的聲音或敘述者的聲音,它的美學價值和精神價值。

詩歌是想象力的最高境界,是預言的形式。閱讀詩歌識別其中的比喻和用典很重要,"

在偉大的詩裡,用典幾乎和用比喻一樣重要。所以,索解典故過程中的確切性是至關重要的"。

閱讀詩歌是拓展我們思想的方式,"所有偉大的詩歌都要求我們被它們佔有,在記憶中擁有它們是開始,擴展我們的意識是目的"。而戲劇往往模仿情節,閱讀戲劇就需要留意其戲劇性,品味對話與獨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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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赫斯

他稱讚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是一部關於戲劇性的戲劇,布魯姆眼中的批評總是有一個文學史的視野及其洞察力,用他的話說,"批評是摸清從一首詩通達另一首詩的隱蔽道路的藝術",批評是用詩性思維進行詩性的思考。批評是具有文學性的,融合了分析與評價,最好的批評是對生活的參悟。

三、 經典的形成

1、受思想影響的西方文學

布魯姆是文學經典熱忱的推崇者,他認為作家追求經典的創造,是其反抗死亡的一種方式。在布魯姆那裡,創造力不只是求新,還是一種超越時間性的強力,"詩人意志是對時間的對抗"。

詩的預見力傾向於永生,每一首詩都是可能的死亡的迴避性舉措,弗洛伊德晚年曾經提出了死本能概念,認為生、死本能的運動共同構成了生命現象。

他對死本能的解釋是,"

死本能要將生命的物質重返於無機狀態,攻擊、虐待、等就與死本能有關,"人類這一動物被認為在其本能的天性中具有很強大的進攻性,顯而易見,要人們放棄對進攻傾向的滿足,是不容易的。沒有這一滿足,他們就會感到不適"。也就是說,死本能主要是一種破壞性的力量。

海德格爾把死亡看作是世界上最私有的東西,是"最本己的可能性",應該學會"向死的自由",把死亡擔當起來,面對自己的死亡,選擇自己,籌劃自己。只有生存論的死亡概念,才可能把此在死亡中"向終結存在"從而也就是這一存在者的整體存在納入對可能的整體存在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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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格爾

布魯姆雖然對海德格爾頗有微詞,看來還是受到海德格爾死亡觀的某些啟發,又改造了弗洛伊德的死本能概念,凸顯其建設性,把文學創作當作作家超越生命的有限性,走向永恆的一種方式,"對死亡的恐懼,這種恐懼在文學藝術中會轉化成對經典性的企求,每一位詩人的發軔點,乃是一種較之普通人更為強烈的對'死亡的必然性'的反抗意識"。

2、布魯姆認為的東方經典

東方文化中有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說法,春秋時魯國大夫叔孫豹在《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中曾記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立言屬於三不朽之一。這一點也深深地影響了東方詩人的創作思路,如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李賀的"惟留一簡書,金泥泰山頂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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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天祥

布魯姆直接把這種反抗與侵略性本能聯繫在一起,指認"侵略性本能的昇華卻在創作和閱讀詩歌的過程中起著中心作用"。

然而,經典的構成無疑還有著複雜的機制,與之相似布魯姆畢生推崇莎士比亞,"莎士比亞的頭腦是所有時代的頭腦,即使在未來的幾百年裡也無人能望其項背

"。

他所塑造的哈姆雷特具有複雜的心智,諸多的神秘性。具體來說,莎士比亞保持對筆下人物的超脫態度,塑造出許多自我理解的能力超過了讀者理解力的人物,佔據了想象的所有空間。

哈姆雷特不僅具有自我意識,而且這種自喬叟筆下人物開始形成的自我意識已經發展成自我傾聽並改變自我。莎士比亞甚至把控制權交給筆下人物,與其作品形成怪異的疏離感;哈姆雷特、伊阿古等人甚至可以自我反省,因而成為自己的最佳觀眾。

四、布魯姆眼中的文學閱讀

1、文學德社會功能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布魯姆認為文學閱讀是一種生活方式,具有重要的社會功能,"培養個性意識無疑是深入閱讀的一個主要目的和一個重大裨益。興味和洞見是孤獨讀者的意識的屬性,而這些屬性最能夠通過閱讀來加強"。

與之相比,社會信息的獲取以及政治教化等等都屬於閱讀的邊際收益,事實上,布魯姆一生都在思考"

為什麼讀"的問題。他眼中最高的閱讀是獲得屬於自己的真知,閱讀會擴張我們的心智和精神。

我們不僅在尋找美德、智慧、神性,我們可能也有痛苦、愧疚以及嫉妒、憤怒等陰暗的內心。閱讀莎士比亞和塞萬提斯會把我們帶入崇高,狄更斯把我們帶入本源對愛的需要,對拾回自我的需要,普魯斯特則具有巨大的治療嫉妒與絕望的力量。

紙質文學的守護人哈羅德布魯姆的詩學建構

普魯斯特

這樣看來,無論是誤讀,還是閱讀,都是為了豐富人生,在作家那裡是培植與發揮想象力、創造力,在讀者那裡是拓展人生、重塑人性。

布魯姆還比較過初次閱讀與重讀,初讀會產生新奇的樂趣,只有重讀才會進入以前看不到的視角,會有更多的經驗與啟迪。但是他又認為最好的閱讀是孤獨的閱讀,只有深入的、不間斷的閱讀才能確立並增強自主的自我,因此閱讀的愉悅是自私的,而不是社會的。

2、文學的作品的深層含義

布魯姆吸收了俄國形式主義所說的陌生化,但是俄國形式主義所說的陌生化主要是文學語言對日常語言的背反,布魯姆則把它擴展至語言、人物塑造乃至情思、哲理等諸個層面,認為"一部文學作品能夠贏得經典地位的原創性標誌是某種陌生性,這是一種無法同化的原創性,或是一種我們完全認同而不再視為異端的原創性"。

審美的力量能透入經典,那麼什麼是文學的審美力量呢?布魯姆在談到博爾赫斯的小說時有一段論述,他突出了想象力,"

正典文學既不是一種對稱也不是一個系統,而是一部無窮地擴散的人類慾望的百科全書,那慾望是要更富想象力而不是要傷害另一個自我"。

紙質文學的守護人哈羅德布魯姆的詩學建構

歌德

這種想象力能夠把知識轉化為直覺,如歌德不僅運用奇特的想象塑造出靡菲斯特,還創造出涵蓋了《浮士德》、《海倫》以及《歐福良》的逸事,以及浮士德死後靈魂戰鬥的包羅萬象的神話。

可見,在關於經典如何形成的問題上,布魯姆排除了意識形態、性別、種族等外在因素對經典的建構作用,而看重作品內在素質的重要性。

結束語:布魯姆崇尚經典,推崇古希臘以來的文學傳統,在宏觀的文學史視野中評品作家作品及其相互關係,帶有鮮明的人文主義色彩,喜愛紙質文學,對近四十年來英美高校興盛起來的文化研究不屑一顧。

與新批評通常著眼於具體作品語義關係的細讀式批評不同,布魯姆有一個宏大的文學史視野。但是布魯姆有時被歸類為解構批評家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因為他與其他解構批評家一樣張揚語言的建構潛能,否認文學判斷的社會標準。

特別是他把任何文學閱讀都視為一種誤讀,凸顯誤讀的絕對性,以及張揚一種囊括了文學、精神分析、宗教、批評等的"大文學"觀念等等,又體現了明顯的解構精神。這正是布魯姆文學批評與詩學建構的辯證之處,也是布魯姆為文學所做出的重要學術貢獻。

參考文獻:

黑格爾 《美學》

布魯姆 《批評正典結構與預言》

布魯姆 《文章家與先知》

瓦萊裡 《文藝雜談》

弗洛伊德《文明與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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