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德華·吉本認為：“團結詔令無任何差錯。”

回看公元5-6世紀的歐洲社會，當時的教會與國家之間似乎形成了密不可分的關係，恰巧的是拜占庭與羅馬也正是由於一項教會的政策才分道揚鑣。而這項教令便是“團結詔令”，因為堅持自身正統地位的基督教不允許有其他宗教威脅自己的群眾信仰，所以羅馬的教廷和拜占庭宮廷之間就宗教信仰展開激烈的爭鬥，而“團結詔令”的出臺卻意外地加劇了二者的分裂。

一、早期的基督教希望能夠保證自己在羅馬教會中的首席權，以此掌控拜占庭和羅馬人民的宗教信仰，但卻意外地與“神聖君權論”產生了對立，導致君主和教會的關係處於白熱化

瞭解有關於羅馬帝國的興衰過程後，想必都會有這樣一種認識，那便是教會與羅馬帝國的關係似乎貫穿著整個羅馬。的確，教會與羅馬宮廷之間的關係，在帝國早期是較為溫婉的，政教分置各司其職，教會負責民眾對基督教的信仰，而君王依據教義行使自己的皇權。

但是這一局面卻似乎因“教權和皇權”的孰輕孰重，而產生了不一樣的見解。羅馬教皇認為自己應當享有對羅馬教會所屬的首席管理權，在這一點上是毋庸置疑教權的領導地位的。作為世俗權力代表的羅馬皇權，其實並沒有什麼教義或是法律的支撐。

所以單純從理論依據的角度來看，羅馬民眾或許會偏向教權一方。那麼，二者的關係究竟因為什麼發生轉變的呢？

這興許就要說到公元四世紀，教會學家優西比烏提出的“神聖君權論”，該理論的提出賦予了東羅馬帝國君權的神聖地位。有人或許會質疑，為何教會學家為君權說話，反而激化了教會和君權之間的矛盾呢？的確，為君權提出合法的理論依據表面上平衡了兩者的關係。但最為致命的是，該理論並沒有明確教會和君權的具體職能範圍。

所以君王似乎具有類似於傳教士的身份，而當君王拋棄正統的教會信仰的時候，就會導致矛盾的顯現。最明顯的就是拜占庭伊斯坦布爾帝國，提烏斯二世統治時期，決定更換國家的宗教信仰，轉向東正教的麾下。當時羅馬教會的首席事物何西烏這樣告知提烏斯二世：

“不要干預教會事務，也不需告訴我們該怎樣做，而是接受我們的指導。由於上帝的賜予，你擁有君主之位，我們擁有教會。……正如經上說：‘愷撒的當歸愷撒，上帝的當歸上帝。’因此我們無權統治俗世，而皇帝你也無權對教會發號施令。”

上述言論的最後一句話之間明確了，君王只是享有國家的行政權力的，無權干預到教權的實施和更改教會信眾的信仰。如果要強制干預的話，必將會招致自己君主地位的不穩。

羅馬教會與君權的矛盾，正因為拜占庭宮廷侵佔教權的行為而日益凸顯。而向來平衡的政教關係在此刻也變得白熱化，但是教權並不關注國家的君主是誰，他們只關心自己的教會的首席權是否會易主。這就是為何羅馬帝國分裂後，只是促使教會的分化，並沒有消滅教會地位。

二、東羅馬帝國拜占庭，伊斯坦布爾教會為了共同反抗亞歷山大里亞教會，主動尋求西羅馬教會的幫助，“團結詔令”由此而來，平和的教會關係卻因為主教的選任再起爭執

因為君權和教權的具體職能範圍沒有明確的劃分，為了擴大民眾對君主的崇拜和信仰，鞏固君權的統治地位，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的統治者開始插足教會的事宜。而當時因篡位奪得皇位的巴西里庫似乎將重點放在了教會主教的人選上，之後的芝諾皇帝也順水推舟，介入到伊斯坦布爾主教的選舉。

阿卡修斯在芝諾皇帝的支持下，成為了伊斯坦布爾教會的新任主教，並且決定要徹底地斷絕和當時非法的安條克教會之間的關聯。但這項提議被羅馬教會無情的駁回，所以阿卡修斯決定東羅馬帝國的教會事宜不再彙報給羅馬教皇。

由此可見，當時的羅馬教會內部也開始同床異夢。而451年查爾西頓公會議之後，東羅馬帝國教會受到了來自亞歷山大里亞教會的強勢壓力，被迫主動和羅馬教會聯繫，以此保持伊斯坦布爾的教會信仰。而這也正促成了兩大教會“團結詔令”的頒佈。

公元482年伊斯坦布爾教會和羅馬主教會聯合發佈“團結詔令”。但是令兩個教會都無法想到的是，竟然會因為在主教的選任而出現問題。

其實這和埃及的亞歷山大里亞新任主教約翰·塔萊亞有著必然的關係，因為但是約翰主教拒絕在“團結詔令”上簽字，認為這是伊斯坦布爾和羅馬教會的陰謀，就是想借用教會團結的名義來消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信眾基礎。可從最終的結果上看，約翰的做法似乎不能得到君主的支持。

芝諾皇帝於是將支持“團結詔令”的彼得·蒙格斯取代了約翰，而約翰只好被迫求助羅馬教皇的幫助，因為芝諾皇帝的做法超出了君權的職能範疇。

也許是歷史的巧合，時任羅馬教皇的辛普利修在得知消息之後突然去世，就這樣菲利克斯成為新任教皇。菲利克斯認同約翰的觀點，派遣羅馬教皇特使代表自己分別前往伊斯坦布爾教會和亞歷山大里亞教會，查證教會內部是否有形跡可疑之徒分化教會。

這一查成為後來教會分化的導火線，因為伊斯坦布爾教會主教阿卡修斯認為芝諾皇帝的做法並無不妥，只是想要促成東西教會可以形成對“團結詔令”的統一意見，沒有挑戰教皇權力的意圖。加之先前阿卡修斯對羅馬教會的態度本來就不是很好，所以他企圖用賄賂的方式讓教皇特使謊報教會內情。

羅馬教皇菲利克斯在得知阿卡修斯的種種行為後，認為伊斯坦布爾教會完全無視羅馬教會的地位和自己的教皇權力。所以決定將教會的雙摺匾中出去阿卡修斯的名字，將其逐出教會，

三、“團結詔令”在平衡東西教會的關係上的確有著一定的作用，但積攢已久的教會衝突以及和君權之間的矛盾實在無法挽救，而正視東西教會的關係才是羅馬教會關注的核心所在

其實在羅馬教會的發展過程中頒佈過很多的法令和教規，分化之後的東西羅馬形成的東西教會，由於有著對君權和教權不一樣的解釋而漸行漸遠。可以說“團結詔令”也是羅馬教會為維繫東西教會關係眾多教令中的一個，但就是這樣一個簡單文件直接招致雙方的不滿，從而偏離了團結的意圖。

正統的羅馬教會認為東西教會雖然因為羅馬帝國的分裂而被迫分化，但是作為擁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的教會團體來說，不論是拜占庭的伊斯坦布爾教會，還是西羅馬的亞歷山大里亞教會，都應該保持團結。可實際情況卻是東西兩大教會，在日積月累的教會矛盾之下，面對著眾多異教信徒的頻繁挑唆，連基本的和平都無法保證。

作為教會正統地位的羅馬教會，在東西教會中似乎有一種前怕狼後怕虎的心態。在“團結詔令”的內容中就可以足以可見：

“所有地方的教會只持有此前所提及的318名神聖教父所確定、上述 150 名神聖教父所贊同的神聖信條，除此之外，再不相信其餘的任何信條、日課、信仰及信綱定義……渴望聽到你們的愛的聲音，這種聲音已經沉寂了很久。”

從這段詔令內容中不難看出，東西教會的關係似乎一直以來都是羅馬教皇關注焦點問題。而先前介紹過，這一詔令實際上有著君權對教權的強制壓迫，因為拜占庭帝國的皇帝要求所有教會主教必須簽字，以表贊同。這般的忤逆民意，無疑激化了教權和君權的矛盾衝突。

後來拜占庭帝國由於改朝換代的緣故，無法遏制先前產生的“阿卡修斯分裂”事件，導致東西教會互相開出教籍，可以說兩大教會和羅馬教會也在明面上撕下了之前偽裝和平的面具。

不論拜占庭與羅馬教會的關係是和平還是對立，其實都是歷史發展與演進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教會的分裂，雖然導致教權地位的下降，但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君權的擴大對完善國家統治和集體的榮譽感並非是件壞事，反而能夠單獨的行使國家的權力，避免造成人民群眾的思想混亂。

總而言之，制度和法令都有其存在的歷史依據和時代價值，雖然“團結詔令”在當時並沒有起到團結東西教會關係的作用，但是也保留了一定的借鑑意義，為之後歐洲其他地區平衡君權與教權以及教會關係提供參考。

參考文獻：

《羅馬帝國衰亡史》

《基督教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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