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华·吉本认为：“团结诏令无任何差错。”

回看公元5-6世纪的欧洲社会，当时的教会与国家之间似乎形成了密不可分的关系，恰巧的是拜占庭与罗马也正是由于一项教会的政策才分道扬镳。而这项教令便是“团结诏令”，因为坚持自身正统地位的基督教不允许有其他宗教威胁自己的群众信仰，所以罗马的教廷和拜占庭宫廷之间就宗教信仰展开激烈的争斗，而“团结诏令”的出台却意外地加剧了二者的分裂。

一、早期的基督教希望能够保证自己在罗马教会中的首席权，以此掌控拜占庭和罗马人民的宗教信仰，但却意外地与“神圣君权论”产生了对立，导致君主和教会的关系处于白热化

了解有关于罗马帝国的兴衰过程后，想必都会有这样一种认识，那便是教会与罗马帝国的关系似乎贯穿着整个罗马。的确，教会与罗马宫廷之间的关系，在帝国早期是较为温婉的，政教分置各司其职，教会负责民众对基督教的信仰，而君王依据教义行使自己的皇权。

但是这一局面却似乎因“教权和皇权”的孰轻孰重，而产生了不一样的见解。罗马教皇认为自己应当享有对罗马教会所属的首席管理权，在这一点上是毋庸置疑教权的领导地位的。作为世俗权力代表的罗马皇权，其实并没有什么教义或是法律的支撑。

所以单纯从理论依据的角度来看，罗马民众或许会偏向教权一方。那么，二者的关系究竟因为什么发生转变的呢？

这兴许就要说到公元四世纪，教会学家优西比乌提出的“神圣君权论”，该理论的提出赋予了东罗马帝国君权的神圣地位。有人或许会质疑，为何教会学家为君权说话，反而激化了教会和君权之间的矛盾呢？的确，为君权提出合法的理论依据表面上平衡了两者的关系。但最为致命的是，该理论并没有明确教会和君权的具体职能范围。

所以君王似乎具有类似于传教士的身份，而当君王抛弃正统的教会信仰的时候，就会导致矛盾的显现。最明显的就是拜占庭伊斯坦布尔帝国，提乌斯二世统治时期，决定更换国家的宗教信仰，转向东正教的麾下。当时罗马教会的首席事物何西乌这样告知提乌斯二世：

“不要干预教会事务，也不需告诉我们该怎样做，而是接受我们的指导。由于上帝的赐予，你拥有君主之位，我们拥有教会。……正如经上说：‘恺撒的当归恺撒，上帝的当归上帝。’因此我们无权统治俗世，而皇帝你也无权对教会发号施令。”

上述言论的最后一句话之间明确了，君王只是享有国家的行政权力的，无权干预到教权的实施和更改教会信众的信仰。如果要强制干预的话，必将会招致自己君主地位的不稳。

罗马教会与君权的矛盾，正因为拜占庭宫廷侵占教权的行为而日益凸显。而向来平衡的政教关系在此刻也变得白热化，但是教权并不关注国家的君主是谁，他们只关心自己的教会的首席权是否会易主。这就是为何罗马帝国分裂后，只是促使教会的分化，并没有消灭教会地位。

二、东罗马帝国拜占庭，伊斯坦布尔教会为了共同反抗亚历山大里亚教会，主动寻求西罗马教会的帮助，“团结诏令”由此而来，平和的教会关系却因为主教的选任再起争执

因为君权和教权的具体职能范围没有明确的划分，为了扩大民众对君主的崇拜和信仰，巩固君权的统治地位，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的统治者开始插足教会的事宜。而当时因篡位夺得皇位的巴西里库似乎将重点放在了教会主教的人选上，之后的芝诺皇帝也顺水推舟，介入到伊斯坦布尔主教的选举。

阿卡修斯在芝诺皇帝的支持下，成为了伊斯坦布尔教会的新任主教，并且决定要彻底地断绝和当时非法的安条克教会之间的关联。但这项提议被罗马教会无情的驳回，所以阿卡修斯决定东罗马帝国的教会事宜不再汇报给罗马教皇。

由此可见，当时的罗马教会内部也开始同床异梦。而451年查尔西顿公会议之后，东罗马帝国教会受到了来自亚历山大里亚教会的强势压力，被迫主动和罗马教会联系，以此保持伊斯坦布尔的教会信仰。而这也正促成了两大教会“团结诏令”的颁布。

公元482年伊斯坦布尔教会和罗马主教会联合发布“团结诏令”。但是令两个教会都无法想到的是，竟然会因为在主教的选任而出现问题。

其实这和埃及的亚历山大里亚新任主教约翰·塔莱亚有着必然的关系，因为但是约翰主教拒绝在“团结诏令”上签字，认为这是伊斯坦布尔和罗马教会的阴谋，就是想借用教会团结的名义来消解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信众基础。可从最终的结果上看，约翰的做法似乎不能得到君主的支持。

芝诺皇帝于是将支持“团结诏令”的彼得·蒙格斯取代了约翰，而约翰只好被迫求助罗马教皇的帮助，因为芝诺皇帝的做法超出了君权的职能范畴。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时任罗马教皇的辛普利修在得知消息之后突然去世，就这样菲利克斯成为新任教皇。菲利克斯认同约翰的观点，派遣罗马教皇特使代表自己分别前往伊斯坦布尔教会和亚历山大里亚教会，查证教会内部是否有形迹可疑之徒分化教会。

这一查成为后来教会分化的导火线，因为伊斯坦布尔教会主教阿卡修斯认为芝诺皇帝的做法并无不妥，只是想要促成东西教会可以形成对“团结诏令”的统一意见，没有挑战教皇权力的意图。加之先前阿卡修斯对罗马教会的态度本来就不是很好，所以他企图用贿赂的方式让教皇特使谎报教会内情。

罗马教皇菲利克斯在得知阿卡修斯的种种行为后，认为伊斯坦布尔教会完全无视罗马教会的地位和自己的教皇权力。所以决定将教会的双折匾中出去阿卡修斯的名字，将其逐出教会，

三、“团结诏令”在平衡东西教会的关系上的确有着一定的作用，但积攒已久的教会冲突以及和君权之间的矛盾实在无法挽救，而正视东西教会的关系才是罗马教会关注的核心所在

其实在罗马教会的发展过程中颁布过很多的法令和教规，分化之后的东西罗马形成的东西教会，由于有着对君权和教权不一样的解释而渐行渐远。可以说“团结诏令”也是罗马教会为维系东西教会关系众多教令中的一个，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文件直接招致双方的不满，从而偏离了团结的意图。

正统的罗马教会认为东西教会虽然因为罗马帝国的分裂而被迫分化，但是作为拥有共同的基督教信仰的教会团体来说，不论是拜占庭的伊斯坦布尔教会，还是西罗马的亚历山大里亚教会，都应该保持团结。可实际情况却是东西两大教会，在日积月累的教会矛盾之下，面对着众多异教信徒的频繁挑唆，连基本的和平都无法保证。

作为教会正统地位的罗马教会，在东西教会中似乎有一种前怕狼后怕虎的心态。在“团结诏令”的内容中就可以足以可见：

“所有地方的教会只持有此前所提及的318名神圣教父所确定、上述 150 名神圣教父所赞同的神圣信条，除此之外，再不相信其余的任何信条、日课、信仰及信纲定义……渴望听到你们的爱的声音，这种声音已经沉寂了很久。”

从这段诏令内容中不难看出，东西教会的关系似乎一直以来都是罗马教皇关注焦点问题。而先前介绍过，这一诏令实际上有着君权对教权的强制压迫，因为拜占庭帝国的皇帝要求所有教会主教必须签字，以表赞同。这般的忤逆民意，无疑激化了教权和君权的矛盾冲突。

后来拜占庭帝国由于改朝换代的缘故，无法遏制先前产生的“阿卡修斯分裂”事件，导致东西教会互相开出教籍，可以说两大教会和罗马教会也在明面上撕下了之前伪装和平的面具。

不论拜占庭与罗马教会的关系是和平还是对立，其实都是历史发展与演进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教会的分裂，虽然导致教权地位的下降，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君权的扩大对完善国家统治和集体的荣誉感并非是件坏事，反而能够单独的行使国家的权力，避免造成人民群众的思想混乱。

总而言之，制度和法令都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和时代价值，虽然“团结诏令”在当时并没有起到团结东西教会关系的作用，但是也保留了一定的借鉴意义，为之后欧洲其他地区平衡君权与教权以及教会关系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罗马帝国衰亡史》

《基督教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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