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春，新冠疫情爆發，長時間禁足在家。
每日關注疫情的變化。那些消長的數字、那些悲慘或悲壯的報道，時時牽動著人們的心緒，也給經濟生活蒙上了濃重的陰影。
回想十七年裡，SARS、中東呼吸綜合症、埃博拉病毒、禽流感、豬流感，還有此次的新冠肺炎，屢次衝擊了人類社會。
困惑催人思索：現代科技發達，為何瘟疫還是頻頻光顧？是誰打開了潘多拉魔盒？哪些觀念需要我們認真審視？
人類中心主義：是自信，還是傲慢？
“人類只有一個地球”，這句口號乍看沒毛病，但仔細一琢磨，不難體會出人類中心主義的傲慢。
沒錯，地球只有一個。但地球上不是隻有人類，人類是地球的主人嗎？
在38億年的生命演化史中，人類歷史不過是最晚近的一瞬。地球上的生命體難以計數，人類社會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許多低等生物如蚊子、蟑螂、老鼠等，比人類適應性更強，存續歷史也長的多。
最不能小視的，恰恰是肉眼不可見的細菌和病毒。它們亙古長存、無處不在，並以其寄生方式與超強的增殖能力，參與著生態系統的循環與平衡。
如果某些系統平衡被打破，那些有害微生物便會顯示出巨大的破壞力，造成瘟疫大流行。一百多年前、爆發於中國東北地區的鼠疫大災就是一個例證。
拯救東北：一次成功的抗疫之戰。
時值清朝末年，1910年11月，鼠疫經中東鐵路傳入哈爾濱，隨後疫情爆發，席捲東北全境，並波及山東、河北等地。這場大瘟疫持續6個多月，造成了6萬多人死亡。
1910年東北鼠疫舊照
1911年的1月，伍連德¹博士臨危受命，赴哈爾濱指揮抗疫。他採取了科學而果斷的做法，如交通管制、全面消毒、人人戴口罩（當時叫“呼吸囊”）、病人分區隔離、集中救治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在抗擊新冠肺炎的今天，我們依然採取了類似的有效做法。“疑似病房”的提法也是伍連德首創的。
屍橫遍地的慘狀，讓伍連德意識到：屍體極可能成為新的傳染源。於是，他頂著巨大壓力向朝廷請旨，對病死者遺體進行火化處理。他終以科學精神，破除舊俗，開風氣之先。
到當年3月1日，哈爾濱當日鼠疫死亡人數終於降為零。伍連德又繼續轉戰長春、瀋陽等地，至5月，東北三省的鼠疫流行基本宣告結束。
作為抗疫大功臣，伍連德並沒有陶醉在舉世讚譽之中。他拒絕高官厚祿，繼續留在東北做調研，終於弄清了此次鼠疫的感染源來自於旱獺。
伍連德博士
伍連德隨後撰寫了《旱獺(蒙古土撥鼠)與鼠疫關係的調查》，於1913年發表在英國著名醫學期刊《柳葉刀》上。
疫源追蹤：為什麼會是旱獺？
大家知道，滿清入關之後，即對東北的“龍興之地”採取了封鎖管理，不許漢人進入墾殖。與東北接壤的西伯利亞，也長期是人煙罕見的原生態廣袤地帶。
從18世紀到19世紀，俄國逐步向西比利亞地區擴張，鯨吞了大片土地，逐步發展出採礦、伐木等產業。
19世紀後期至20世紀初，內外交困的清王朝被迫放鬆了“鎖關”政策，山東、河北的百姓開始了一批又一批的“闖關東”。東北地區的墾殖、漁獵、伐木、採礦等活動日益發展。
正是在這個階段，世界市場對動物皮毛的需求十分旺盛，以貂皮、旱獺皮為原料的皮毛服飾風靡歐美各國。
在暴利的驅使下，中俄邊界的旱獺遭到瘋狂獵殺。人們蜂擁而至、刨地圍捕，吃旱獺肉、賣旱獺皮。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鼠疫病菌通過病旱獺悄悄傳給了人類，最終造成疫情大爆發，奪取了數以萬計的人命。
旱獺
不得不說，災難源頭是鼠疫病菌，但釋放“魔鬼”的不是旱獺，而是人的貪慾。
更多史料顯示：當細菌、病毒顯示其魔力的時候，曾屢次改變人類社會的歷史。
歷史變局背後，瘟疫扮演了什麼角色？
我們習慣於從政治、經濟、文化等維度看待社會歷史演變。實際上，細菌、病毒等微生物常常是躲在幕後的重要角色。
東漢至三國的歷史變局，就與當時的瘟疫有莫大關係。
氣候學家研究認為：中國從西漢末葉至隋朝初年，經歷過一個“小冰期”階段，時跨東漢、三國、兩晉與南北朝。此階段北方草原凍災頻仍，迫使遊牧民族南下侵掠，也造成了中原地區的動盪。
東漢末年，桓帝、靈帝昏庸，朝政腐敗再加上天災不斷，造成了饑民遍地的慘狀。
為了活命，很多饑民挖野菜、剝樹皮，老鼠和老鼠洞裡的糧食當然也不肯放過。飢不擇食，病無可醫，大瘟疫接踵而來。
東漢末年到底是哪種瘟疫流行？因年代久遠，現代學者難以下定論。但瘟疫之慘烈程度，當時就留下了很多記錄。
“醫聖”張仲景在《傷寒雜病論》序中寫道：“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曹植在《說疫氣》中寫道：“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
正是在瘟疫肆虐、災民無助的情況下，遊方郎中張角一邊行醫治病，一邊宣傳“太平道”，很快聚集了百萬民眾，隨即發動“黃巾起義”。東漢王朝由此崩塌、三國爭霸也由此拉開了序幕。
類似的一幕又出現在明朝末年。
明朝崇禎年間，朝廷腐朽又遭連年大旱，終於激起民變。李自成、張獻忠的起義軍席捲半個中國，關外的滿洲八旗也步步進逼。
古語云：“大災之後必有大疫”，正當兵連禍結之時，大明帝都北京又鬧起了瘟疫。
有學者研究指出：李自成能夠迅速攻破城防堅固的北京城，與當時京城瘟疫流行、人心惶惶有很大關係。
翻看世界史，瘟疫塑造歷史的例子也屢見不鮮。
14世紀中葉，蒙古軍團攻打黑海港口城市卡法（今烏克蘭菲奧多利亞）。在久攻不下的形勢下，蒙古人將感染鼠疫死亡的士兵屍體，用拋石機拋入卡法城內。
鼠疫開始在城內流行，其後由往來商人傳至意大利，蔓延到西歐、北歐、波羅的海地區及俄羅斯，奪去了當時歐洲1/3人口的生命。
這就是令歐洲大傷元氣、談之色變的“黑死病”。
16世紀初，西班牙人率先到美洲大陸搶掠。他們僅以幾百人槍就征服了龐大的阿茲特克帝國。
事實上，不是因為侵略者多麼厲害，而是他們帶去的“天花”病毒，讓當地土著遭遇了滅頂之災。曾經輝煌的阿茲特克文明就此覆滅。
歷史告訴我們：瘟疫的破壞力，不僅會奪取成千上萬人的生命，甚至可以毀滅一個王朝、一個種族和一種文明。
打開瘟疫這個“潘多拉魔盒”的，往往是人類自己。
細菌和病毒以寄生方式存活。它們之所以造成瘟疫大流行，常常是藉助於人類社會的活動，或是戰爭、或是貿易，或是人類對野生動物的無節制侵奪。
十七年前，SARS爆發。人們起初懷疑該病毒來自於果子狸，於是在恐慌中大量捕殺。後來又有研究認為，SARS病毒的源頭是中華菊頭蝠。
野生動物體內的病毒怎麼會傳染給人呢？哪些晝伏夜出的穴居蝙蝠何曾侵擾過人類？這正是我們要反思的問題。
幸而，SARS傳染病在2003年的夏天消失無蹤了，不是因為疫苗。難道是SARS病毒怕高溫？還是人體自然產生了抗體？醫學界至今沒能說得清楚。
瘟疫早已警告：如果人類因為獵奇、貪婪、或為了玄幻的“養生”去侵吞野生動物，我們或將再一次打開“潘多拉魔盒”。
不幸的是：某些人對瘟疫很健忘，對山珍野味卻戀戀不忘。
SARS過去沒幾年，果子狸、穿山甲、蝙蝠又被一些人擺上了餐桌，甚至進行視頻直播，收割獵奇者的關注與流量。打賞這些“作死表演”的又是誰呢？
時至今日，新冠肺炎仍在蔓延。國內病例已呈明顯下降趨勢，但國外病例依然在快速攀升。
中國以舉國之力防控疫情，前線醫務人員做出了巨大犧牲。我們終將贏得這次“戰疫”，我們也因此付出了沉重代價。
必須承認：截止目前，我們對新冠病毒的認知還十分有限，疫苗研發還在與病毒賽跑。我們採取的、行之有效的辦法是“中西醫聯合作戰，什麼方法管用就用什麼”。
“同人類競爭地球統治權的唯一競爭者，就是病毒”
——分子生物學家、諾貝爾獎得主喬舒亞·萊德伯格
這句警世之言固然有理，但我更認同老子那句名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說到底，人類社會只是地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我們必然與其它動物、植物、微生物長期共生，共同維持著生態系統的平衡運行。
以“地球主人”自居的想法是狂妄的。
試想一下：人類花費很多年才建立起全球化供應鏈；而病毒爆發能在一夜之間，讓經濟活動驟降，迫使人們隔離。
比爾.蓋茨也警告說：
未來殺死我們的不是導彈，而是傳染病。
病毒的幽靈一直在徘徊，我們準備好了嗎？
或許，有所畏、有節制、能自律的生活方式，才是長久的生存之道。
注1：伍連德（1879一1960)，祖籍廣東臺山，出生於馬來西亞。醫學博士，中國衛生防疫、檢疫事業的創始人。他親自指揮撲滅了1910年在東北爆發的肺鼠疫，後又組織撲滅了1919年、1920年、1926年、1932年在東北、上海等地爆發的肺鼠疫和霍亂。伍連德是中華醫學會首任會長，北京協和醫學院及北京協和醫院的主要籌辦者，是1935年諾貝爾生理學/醫學獎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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