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其科學性能夠涵蓋自然科學和實證科學，但又解決了後者無法解決的知識和信仰、現象和本體、科學與意識形態的統一問題。馬克思主義對自然科學的研究具有世界觀方法論意義，對於現代社會科學則具有奠基和構建的價值。必須徹底糾正把馬克思主義視為意識形態而不是科學（學術）的傾向，糾正以非意識形態化方式解讀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學術性傾向，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構建。
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的指導地位，堅持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關鍵是從理論上說清楚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但其與自然科學、實證科學又不完全相同。必須正確定位兩種科學及其相互關係，闡明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理論對於自然科學、實證科學的世界觀方法論意義，對於哲學社會科學的奠基性作用。堅決反對製造科學和意識形態的鴻溝，反對哲學社會科學的非意識形態化，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切實推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構建。
一
馬克思主義是科學，似乎不是什麼問題，然而我們也不難發現，在如何看待馬克思主義上的最大悖論之一，恰恰就是對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所作出的兩種截然相反的判斷。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都把科學性視為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屬性，以區別於形形色色的非馬克思主義學說。我們以“科學世界觀”指稱馬克思主義哲學，以“科學理論”指稱馬克思主義思想體系，以“科學社會主義”指稱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正如習近平指出的：“在人類思想史上，就科學性、真理性、影響力、傳播面而言，沒有一種思想理論能達到馬克思主義的高度，也沒有一種學說能像馬克思主義那樣對世界產生了如此巨大的影響。這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強大生命力，表明馬克思主義對人類認識世界、改造世界、推動社會進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P65)毛澤東也反覆強調：“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是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吃飯，靠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2](P836)
與此同時，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則不厭其煩地聲稱，馬克思主義只是披著“科學”外衣的意識形態，因為建立在嚴格決定論基礎上的歷史必然性，並不是能夠經受檢驗的科學預見，而只是一種歷史預言，“它並不教導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方法與途徑”。[3](P724)可以看出，它否定馬克思主義作為科學的所謂“依據”，就是馬克思主義不具有“可證偽性”。但是，它所謂的可證偽性只限於自然科學方法，因而只是實證科學的一個標準，並不能涵蓋全部科學。只要具有確定的客觀研究對象並形成可以進行客觀檢驗的系統知識，都屬於科學範疇。這一客觀研究對象不限於局部的、相對靜止的和具體的事物，也不限於純客觀的事物，而是包括整體的、普遍的、變化發展的事物，也包括人的歷史活動及其產物；關於研究對象的知識檢驗不限於實驗室及相關數據精確測算，還包括社會實踐等的宏觀檢驗。可見，憑藉一己對於科學的偏狹理解而否定馬克思主義是科學，本身就不科學。
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已經得到歷史的檢驗，不容置疑。但是，作為科學的馬克思主義和共產主義，又有別於自然科學、實證科學。我們絲毫不想貶低自然科學、實證科學的價值，但它們解決不了信仰問題卻是事實。我們更不贊同知識和信仰的二元論，把科學限於實證知識，而把信仰留給神秘主義。實際上，把科學侷限在實證科學的範圍，正是西方意識形態無力解決知識和信仰統一性的結果。自康德始，現象和“物自體”、科學和倫理的二元論就逐步成為西方的主流意識。科學解決生存條件，信仰解決生存意義，似乎是天經地義。正因為如此，科學必須“價值無涉”，必須去意識形態，馬克思主義是意識形態而不是科學也似乎成為不證自明的教條。因此，確立馬克思主義是科學，就是要確立打破知識和信仰的二元對立的科學信仰的科學價值；就是要強調馬克思主義作為整體性把握世界的科學思想體系不僅不可替代，而且具有推進具體科學發展的指導意義；就是要努力建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就是要與哲學社會科學的“非意識形態化”傾向進行不懈的鬥爭。
哲學社會科學是關於人類社會、人類歷史和人自身發展的科學，它和自然科學有聯繫，但也有區別。就聯繫而言，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哲學社會科學，它們都具有客觀研究對象，都以客觀真理為追求，因而都必須遵循科學研究的規律、規則和規範，都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來不得半點的虛假。就區別而言，自然科學的成果為客觀知識，可以為利益和價值取向極不相同的人們所用，而哲學社會科學則因不同的立場選擇和價值導向，儘管其成果也具有客觀的檢驗標準和使用價值，卻不可能為所有人所認同。
哲學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這種區別，根源於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區別。自然界是“自在之物”，其運動規律是自發地發揮作用的，是一種客觀“必然”，它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也就是說，不管你承認與否，它都在那裡發揮著作用。儘管人類可以通過社會實踐將“自在之物”轉化為“為我之物”，而人類必須遵循客觀自然律、否則必將受到懲罰則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社會領域卻是人類目的性無處不在的場所，即便承認有客觀規律，但其作用方式也離不開有目的的人的活動。而目的則總是和人們的利益及價值訴求密不可分，使得意識具有社會活動的內在性，社會存在具有特殊的主體性。人們因此而習慣於把社會運動及其規律歸結為思維的產物。這樣，以社會現象為研究對象的哲學社會科學如何成為科學，便成為長期困擾學界的難事。列寧突出強調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在《路德維希·費爾巴哈》裡，我們同樣可以讀到：‘外部世界和人類思維的運動的一般規律在本質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現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人的頭腦可以自覺地應用這些規律，而在自然界中這些規律是不自覺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無窮無盡的表面的偶然性中為自己開闢道路的，而且到現在為止在人類歷史上多半也是如此。’”[4](P118)把思維規律還原為客觀的社會歷史規律，是馬克思成功實現對黑格爾辯證法的唯物主義顛倒，為社會歷史領域的研究成為科學奠定了基礎。
馬克思主義和西方資產階級傳統的學術發展走的是完全不同的兩條路：知識和信仰的二元論，把科學限於實證知識，而把信仰留給神秘主義，是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的基本態勢。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簡單照搬自然科學的標準，標榜價值中立、非意識形態化，走的是實證化的道路。這樣，現象與本體、科學與倫理、應然與實然、價值與真理等，在其學術體系中就存在著固有的割裂。表現在具體的學科中，就會出現兩種相反的趨勢：一是知識的抽象化，不斷追求自然科學般的精確，數學模型化、可重複性、可證偽成為判斷科學性的必要條件；另一是人性的抽象化，以不容置疑的基於人性的價值預設，作為各學科基本原理的前提。例如所謂“經濟人”“道德人”“無賴假設”等，抽象人性成為非批判的獨斷論前提。這兩條加起來，表明今天的西方哲學社會科學總體上是為現存的社會制度和現有的利益格局服務的，實際上是十分落後的辯護意識。
馬克思主義講哲學社會科學的科學性，不侷限於實證科學的科學性。就研究對象而言，哲學社會科學不僅要研究局部的、經驗的事物，即“細小敘事”，還要研究事物的總體，首先是世界的整體性存在，即世界的客觀存在及其變化發展的規律，即“宏大敘事”。就研究方法而言，不是價值中立，而是要解決研究的立場、價值取向如何符合科學的要求。這就決定了馬克思主義的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必然奠立在以下三大理論成果的基礎上：其一，人類歷史活動的動機絕非主觀性天下，而是建立在客觀目的上的主觀能動性，可以科學地加以考察。實際上，黑格爾已經對此有初步的認識，他提出，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來說，他卻服從自然界。列寧對此的評價是：“歷史唯物主義，是在黑格爾那裡處在萌芽狀態的天才思想——種子——的一種應用和發展。”列寧將這一思想進行了準確的表述：“事實上，人的目的是客觀世界所產生的，是以它為前提的，——認定它是現存的、實有的。”[5](P159)
從更開闊的歷史視野看，人類歷史活動動機的客觀性不僅表現在生產的目的上，還表現在激發歷史重大事件產生的行動動機上。在唯物史觀看來，孤立地研究個別人的動機是沒有結果的，只能是見仁見智。但是，真正在歷史活動中發揮作用的，“與其說是個別人物，即使是非常傑出的人物的動機，不如說是使廣大群眾、使整個整個的民族，並且在每一民族中間又是使整個整個階級行動起來的動機；而且也不是短暫的爆發和轉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6](P304)這種動機具有普遍而持續的特點，儘管還保持著主觀目的的形式，卻已經不是精神的自我表達，而具有了一定的客觀必然性，表現為人心所向、大勢所趨。而對於這種動機的研究，使我們有可能發現並揭示其背後的歷史客觀規律。
其二，人類歷史活動絕非只能聽從偶然性擺佈的迷宮，而是存在著客觀規律，可以科學地認識和掌握。馬克思通過“社會經濟形態”“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矛盾運動”等科學範疇，深刻揭示了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他科學地解決了從哲學到人文社會科學的各類概念、範疇，歸根到底是社會運動和歷史發展客觀規律的反映，因而歷史是“正本”，是原型、原本、根本，而文本範疇則只是“副本”，是對歷史的闡發和反映。正如列寧指出的：“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人們即群眾的動機是由什麼決定的，各種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間的衝突是由什麼引起的，一切人類社會中所有這些衝突的總和是怎樣的，構成人們全部歷史活動基礎的、客觀的物質生活的生產條件是怎樣的，這些條件的發展規律是怎樣的，——馬克思對這一切都注意到了，並且指出了科學地研究歷史這一極其複雜、充滿矛盾而又是有規律的統一過程的途徑。”[4](P425)這是我們今天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需要的根本遵循。
其三，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不能侷限於實證方法，而必須依靠唯物辯證法及其基礎上的各種方法綜合運用。唯物辯證法把康德設定的人類理性不可逾越的界限“自在之物”作為研究前提，這就是“考察的客觀性（不是實例，不是枝節之論，而是自在之物本身）。”[4](P411)消除現象與本質、自在之物和為我之物的鴻溝，只能把事物作為矛盾的存在，打破事物的僵硬界限。這就要從變化發展和普遍聯繫上把握事實；從不斷變化的現實及其趨勢出發把握實際，反對把事實作為零碎事例的玩弄實例和材料堆積。列寧強調，“如果從事實的整體上、從它們的聯繫中去掌握事實，那麼，事實不僅是‘頑強的東西’，而且是絕對確鑿的證據。如果不是從整體上、不是從聯繫中去掌握事實，如果事實是零碎的和隨意挑出來的，那麼它們就只能是一種兒戲，或者連兒戲也不如。”[7](P364)這就告訴我們，離開了普遍規律的“細節真實”，並沒有達到真理性的認識，沒有真正的科學價值，哲學社會科學的研究不能止步於此。
二
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科學性，因此獲得了雙重普遍意義：其一，它為科學信仰提供了理論支持，不僅成為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所有科學研究的世界觀方法論，而且成為所有追求科學信仰者的必修“真經”。其二，它為哲學社會科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即在科學解決現象與本體、信仰與知識、事實與價值等的基礎上，通過揭示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建構與之相應的知識體系。
就第一個普遍意義而言，首先要解決一個疑問，即包括自然科學研究在內的科學研究，為什麼需要科學的馬克思主義指導？馬克思主義科學世界觀不是凌駕於科學之上的“科學的科學”，但卻是包括自然科學在內的科學研究必須倡導的世界觀方法論。首先，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表現了破除迷信、捍衛真理的科學革命精神。科學家們一般都具有追求真理、獻身科學的抱負，而且“絕大多數現代自然科學家自發地主張的唯物主義認識論的擁護者”（列寧語），然而無可否認，僅靠這種“自然科學的唯物主義”傾向還是不能有效地防範倒向反科學的迷信和神學的危險。恩格斯在《自然辯證法》一書中列舉了大量著名自然科學家晚年墮入造神術和迷信的事例。例如英國經驗主義科學的鼻祖弗蘭西斯·培根後來的興趣就轉移到了“使人返老還童，改形換貌，易身變體，創造新種，騰雲駕霧，呼風喚雨”。“同樣，伊薩克·牛頓在晚年也頗熱衷於註釋《約翰啟示錄》。”此外，以華萊士等一大批19世紀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倒向神學甚至於巫術的事實。[8](P291)
問題在於恩格斯所列舉的現象不是某個時段的個例，而是在科學史時有發生的重複性事件。20世紀初的“物理學革命”打破了人們習慣地從“實體”方面認同物質的傳統觀念，致使一大批自然科學家從自發的唯物主義經由唯心主義倒向神學，成為列寧所說的“偉大的科學家、渺小的哲學家”。這一幕於今天似乎又在重演。試圖用最新科學證明存在著“靈魂”，存在著“生命輪迴”，存在著非物質的“幽靈空間”等僧侶哲學、信仰主義，不僅成為西方一些科學家熱衷的事情，也成為時尚的哲學。至於一些有違科學道德的所謂“科學實驗”，更是屢屢發生。這充分證明，要把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貫徹到底，必須解決科學的信仰問題，勇於改造世界觀。和我國老一輩科學家自覺學習馬克思主義哲學相去甚遠，今天存在著自認為固守自然科學立場，“為科學而科學”就足夠了，因而忽視甚至拒絕學習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的傾向。這是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在一些實證科學領域弱化的原因。
其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表現了公平公正的科學開放精神。馬克思主義理論表明，科學的信仰不能自發地產生，無論何種出身，何種社會地位，何種職業和收入，何種知識背景，要樹立科學的信仰，都毫無例外地需要學原著、悟原理、見行動，走理論聯繫實際，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的道路。這就是馬克思主義體現出的科學麵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科學不承認特權，不認可不勞而獲。和宗教的“選民說”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沒有天生的革命者。無產階級的世界歷史使命是在資本主義自我否定和解體中“被賦予”的，而它能否自覺地擔負起這一使命，還需要自身的努力奮鬥，包括努力學習和掌握馬克思主義，使自己成為自為階級。
再次，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表現了真理不可抗拒的科學進取精神。從根本上說，除了無所作為、甘於平庸者，自覺地用科學世界觀武裝，對於擔負歷史使命和人民囑託者而言具有不可抗拒的強制性。原因在於，現實的人在世界觀上不可能處於真空狀態，不是自覺地用科學世界觀武裝，就是受自發性支配，實際上被陳舊的傳統和淺薄的時尚綁架，必然難堪大任。因此，所有力圖生命出彩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如果不努力學習馬克思主義，不認真改造世界觀，就難免有辱使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然研究家儘管可以採取他們所願意採取的態度，他們還是得受哲學的支配。問題只在於：他們是願意受某種蹩腳的時髦哲學的支配，還是願意受某種以認識思維的歷史及其成就為基礎的理論思維形式的支配。”[8](P308)順應世界變革發展的大勢，使科學成為人類進步的動力，也使不斷擺脫自發性的支配成為科學精神的精華。
就第二個普遍意義而言，必須看到，離開了馬克思主義就不可能有真正合格的哲學社會科學。這就是說，在馬克思偉大的思想變革之前，世界上沒有真正意義上的社會科學；而在馬克思偉大思想變革影響下，現代意義上的哲學社會科學取得了許多突破。但是，世界社會主義的曲折歷程，使得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構建新型哲學社會科學的任務並沒有完成；而今天處在全面衰落中的西方資本主義，徹底喪失了探索歷史規律的勇氣，因而其哲學社會科學總體上是沒有歷史過程，沒有世界未來的學問，其微觀的、局部的某些進展掩蓋不了其整體上的不科學。因此，如果我們不能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我們的哲學社會科學陣地就可能丟失。
探索社會歷史領域的客觀規律、追求客觀真理不僅與自然科學的探索一樣，需要艱苦的攀登和百折不撓的意志，還在於必須擺脫狹隘利益眼界的束縛，真正敢於面對新陳代謝的歷史趨勢，敢於按照歷史規律否定陳腐過時的既得利益，努力開創和不斷擴大廣大人民的利益。如果說，探索自然科學真理，僅憑興趣也可能做到的話，那麼，一以貫之地探索歷史規律則必須作為崇高的信仰才可能做到。本來，把人類歷史理解為一個有規律的發展過程，是資產階級上升時期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的重要成就，它體現了毫無顧忌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但是，資產階級在成為統治階級以後，為維護其特殊的階級利益，便否定了“在研究單個事實之間的重大聯繫方面的決定性進步，即把這些聯繫概括為規律”。[8](P258)可見，敢於無所顧忌地探索社會歷史領域的客觀規律，只有先進的社會力量才可能做到。因此，研究哲學社會科學，立場問題特別突出。
馬克思思想形成中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擺脫市民社會的狹隘利益、發現現實的普遍利益的代表。他剛涉入利益問題時，從摩塞爾地區農民和官僚當局的抗爭中發現“這個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時又不是官方的因素，這樣，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為出發點；這個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時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糾纏在一起。這個具有公民頭腦和市民胸懷的補充因素就是自由報刊。”[9](P378)但是，自由報刊畢竟太脆弱了，根本無法對市民社會進行革命改造。馬克思的決定性發現是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中完成的。從一般意義上說，“在市民社會，任何一個階級要能夠扮演這個角色，就必須在自身和群眾中激起瞬間的狂熱。在這瞬間，這個階級與整個社會親如兄弟，匯合起來，與整個社會混為一體並且被看作和被認為是社會的總代表；在這瞬間，這個階級的要求和權利真正成了社會本身的權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會的頭腦和社會的心臟。”[10](P112-13)就是說，先進階級的利益和廣大人民利益的吻合，才是真正的社會普遍利益。但是，短暫的吻合並不能實現人類的解放，也還不是階級利益和現實人類利益的真正統一。出路“在於形成一個被戴上徹底的鎖鏈的階級，一個並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形成一個表明一切等級解體的等級，形成一個由於自己遭受普遍苦難而具有普遍性質的領域”。“形成這樣一個領域，它表明人的完全喪失，並因而只有通過人的完全回覆才能回覆自己本身。社會解體的這個結果，就是無產階級這個特殊等級。”[10](P14-15)“並非市民社會階級的市民社會階級”深刻揭示了現代無產階級的本質。它是階級社會解體的必然產物，而消滅階級也就成為它的唯一階級要求。現代無產階級的階級利益因而與現代社會的發展趨勢完全一致，也因此“科學越是毫無顧忌和大公無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願望。”[8](P258)階級性和科學性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科學品格；堅持工人階級立場，是建構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必要前提。
研究社會歷史的客觀規律，必須打破現象與本體、知識與信仰的對立，必須科學解決信仰崇高性和現實性的統一，亦即入世和脫俗問題。這裡的悖論在於，信仰要成為知識的對象，必須世俗化；然而世俗化的信仰，又可能因其功利化而失去信仰的價值。馬克斯·韋伯所關注的作為“資本主義精神的新教倫理”的蛻變就是例證。新興的資產階級要推動生產力發展，需要有強大的賺錢動力，亦即需要務實管用的信仰，因而必然要改革傳統的宗教信仰。但是，雖然賺錢不是為了個人的直接揮霍，然而畢竟“至善”“自我救贖”就是儘可能地多掙錢，已經如此“入世”的宗教倫理企盼長期保住其“超驗”“神聖”光環努力顯然就純屬幻想。它註定要被世俗的“神”（金錢）所代替。當最後一層宗教的面紗被撩開後，一個物慾橫流的世界便赤裸裸地顯現了。事實正是如此。為了更多地掙錢，分期付款、信用消費等超前消費方式產生了，刻苦禁慾的生活方式不可抗拒地被追求享樂的生活方式所取代，與此相應，“講究實惠的享樂主義代替了作為社會現實和中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新教倫理觀，心理學的幸福說代替了清教精神。”[11](P122)於是，“意識形態的終結”“歷史的終結”就成為西方主流意識形態的主旋律，從此也就正式從科學研究上告別了客觀規律。
在馬克思主義看來，科學本質上是歷史的科學，是以客觀規律為基礎的知識體系，而客觀規律就是歷史的客觀必然性。恩格斯指出：“每一個時代的理論思維，從而我們時代的理論思維，都是一種歷史的產物，它在不同的時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時具有完全不同的內容。因此，關於思維的科學，也和其他各門科學一樣，是一種歷史的科學，是關於人的思維的歷史發展的科學。”[8](P284)當代西方的哲學社會科學排斥客觀規律，註定了它從根本上是非歷史、非科學的。其中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權、民意等核心概念都是靜止、孤立、既有的，沒有生成過程，更沒有未來的發展，因而從根本上說是抽象的。把客觀規律的研究作為學科的根基，注入鮮活的歷史發展內容，是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的基本方向。
三
必須看到，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任重道遠。從目前的態勢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在高校還大體上停留在思政課、校園文化、政治學習和黨團組織活動上，遠未深入到最經常、最根本的學科建設和大多數的課堂教學中。更為令人憂慮的是，把學術與意識形態對立起來的傾向大肆侵入了馬克思主義的研究，“非意識形態化”的馬克思主義研究不僅有所抬頭，而且還自詡為“學術的”“正宗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成果，力圖主導高校馬克思主義研究的方向。如果不能有效制止，那麼我們強調馬克思主義指導作用的結果，就會變成表面上紅旗飄飄，實質上西風招展。
以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的研讀為例。毫無疑問，必須毫不動搖學好經典著作，把它作為“看家本領”和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功。因為經典著作是經典作家思想的基本載體，是辨別真假馬克思主義的重要依據。學習馬克思主義“真經”，離不開經典文本研究。恩格斯的告誡是：“根據原著來研究這個理論，而不要根據第二手的材料來進行研究——這的確要容易得多。”然而另一方面，我們又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非意識形態化的所謂“純文本”研究，理由如下：第一，經典原著不是解讀馬克思主義的唯一依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不僅存在於經典文本中，還存在於馬克思獻身的事業中，存在於千百萬人民群眾的社會主義實踐中。馬克思主義的鮮活內容和磅礴力量，必然“溢出”文本，不可能通過“純文本”解讀就獲得。第二，原著之爭不在原著本身，而在立場觀點方法。馬克思主義的重大理論爭論，從來不是因為發現了新文本，或者出現了重大的翻譯錯誤，而是基於對經典作家的整體性判斷（人道主義、自由個人主義或無產階級國際主義一類，以及是否存在“兩個”或“三個馬克思”，“兩個恩格斯”，“恩格斯反對馬克思”，“列寧、恩格斯反對馬克思”等）而突出原著哪些思想觀點之爭。可見，文本只是引子，實質是對立的立場、觀點、方法。第三，馬克思主義經典文本的研讀，不能搞所謂的“微言大義”，而必須領悟基本原理；不能拘泥隻言片語，而必須注重精神實質。搞脫離實際的所謂“純文本”研究，本身就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如果說，黑格爾以邏輯內化歷史是泛邏輯主義、並最終被邏輯之外有歷史所擊破的話，那麼以文本取代歷史也必將被文本之外有歷史所擊破。區分“歷史”（現實）和文本（理解）正是馬克思主義文本研究的基本原則。馬克思認為，歷史是“正本”，是原型、原本、根本，而文本則只是“副本”，是對歷史的闡發和反映。因此，研究文本必須研究文本所產生的時代的歷史，通過對馬克思創造活動和思想歷程的原生態的再現，才能克服和解決馬克思文本解讀中的問題與爭論，並創造性地闡發。正如恩格斯所言：“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然後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這個領域無限廣闊，誰肯認真地工作，誰就能做出許多成績，就能超群出眾。”[8](P692)解讀馬克思文本要求把馬克思文本放在特定的時代背景和歷史環境中，在揭示受各種矛盾制約所展示的時代精神中把握馬克思文本，馬克思思想就有了立體感。如果離開了歷史語境，哪怕是邊際最大化地多維透視文本，其實也還是在一個十分狹小的空間解讀，不僅不能保證解讀的可靠性，也無法真正超越那種孤立的、僵死的文本解讀方式。毫無疑問，文本解釋要注重文化背景、尤其是特定的語境，但不能以此取代歷史和時代環境。它不僅包括意指文化環境和語言環境的語境，更重要的是包括由生產方式所決定的歷史趨勢、由經濟基礎所決定的社會利益格局，以及由社會交往所決定的生存方式等在內的大環境。“在歷史上出現的一切社會關係和國家關係，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論觀點，只有理解了每一個與之相應的時代的物質生活條件，並且從這些物質條件中被引申出來的時候，才能理解。”[12](P38)從歷史大環境回到語言小環境，這不是文本解讀的真實進展，而實際上是一種倒退。尤其當人們有意為之時，情況就更為嚴重。
必須特別強調，把非意識形態化作為研究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內在的科學研究的“學術正統”，已經達到比較嚴重的程度。我們隨意翻一下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在內的博士、碩士論文，在論文寫作的方法論特色的自我介紹上，我們歷來強調的馬克思主義方法論，含“歷史和邏輯相一致”“理論聯繫實際”“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革命的批判的分析”等已經大體上銷聲匿跡，更別提“階級分析”“自然辯證法”“唯物辯證法”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數據”“實證分析”“文獻閱讀法”“田野調查”“口述歷史”等中性化方法。我們贊同與時俱進，但首先要體現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和方法論的創新，而不是將其拒斥；吸收的應該是確有建樹的學術新成果，而不是“文獻閱讀法”一類故作中立的學術泡沫。
還要指出，這裡完全不涉及百家爭鳴問題，不能用“多種範式”“多視角”平等討論去調和爭論。在立場和世界觀上不能腳踏兩隻船，在根本“範式”上不存在多元共存，必須堅持一元論，必須與可能導致顛覆性錯誤的傾向進行不懈的鬥爭。要區分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兩種“多視角”：一種是有利於推進真理性認識的討論和提問，以立場觀點方法的共識為前提；另一種是持對立的立場和世界觀，把“多視角”作為顛覆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手段。這第二種“多視角”就顯然不是百家爭鳴可以解決的，必須訴諸正確開展的輿論鬥爭。
哲學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非意識形態化傾向，根本在於研究者的出發點是“以人民為中心”還是個人主義立場。這決定了不同的研究導向。隨著我國制度定型完善並不斷顯示優越性的步伐加快，隨著將我國的制度優勢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的需要緊迫，我國哲學社會科學的責任也自然加大。從堅持和完善黨的領導制度，到與之配套的其他十二個重大制度，都需要理論的支撐；“四個自信”的互動，尤其是理論自信和制度自信間的互動將更加緊密。更好地發揮馬克思主義的真理力量和科學作用，是新時代的要求，馬克思主義理論工作者責無旁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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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惠勤，中國社科院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主任、中國社科院大學特聘講席教授、中國歷史唯物主義學會會長；來源：思想理論教育導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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