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其科学性能够涵盖自然科学和实证科学，但又解决了后者无法解决的知识和信仰、现象和本体、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统一问题。马克思主义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具有世界观方法论意义，对于现代社会科学则具有奠基和构建的价值。必须彻底纠正把马克思主义视为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学术）的倾向，纠正以非意识形态化方式解读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学术性倾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坚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关键是从理论上说清楚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但其与自然科学、实证科学又不完全相同。必须正确定位两种科学及其相互关系，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对于自然科学、实证科学的世界观方法论意义，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奠基性作用。坚决反对制造科学和意识形态的鸿沟，反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非意识形态化，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切实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构建。
一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似乎不是什么问题，然而我们也不难发现，在如何看待马克思主义上的最大悖论之一，恰恰就是对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所作出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把科学性视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以区别于形形色色的非马克思主义学说。我们以“科学世界观”指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以“科学理论”指称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以“科学社会主义”指称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就科学性、真理性、影响力、传播面而言，没有一种思想理论能达到马克思主义的高度，也没有一种学说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真理威力和强大生命力，表明马克思主义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P65)毛泽东也反复强调：“共产党不靠吓人吃饭，而是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吃饭，靠实事求是吃饭，靠科学吃饭。”[2](P836)
与此同时，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则不厌其烦地声称，马克思主义只是披着“科学”外衣的意识形态，因为建立在严格决定论基础上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能够经受检验的科学预见，而只是一种历史预言，“它并不教导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与途径”。[3](P724)可以看出，它否定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所谓“依据”，就是马克思主义不具有“可证伪性”。但是，它所谓的可证伪性只限于自然科学方法，因而只是实证科学的一个标准，并不能涵盖全部科学。只要具有确定的客观研究对象并形成可以进行客观检验的系统知识，都属于科学范畴。这一客观研究对象不限于局部的、相对静止的和具体的事物，也不限于纯客观的事物，而是包括整体的、普遍的、变化发展的事物，也包括人的历史活动及其产物；关于研究对象的知识检验不限于实验室及相关数据精确测算，还包括社会实践等的宏观检验。可见，凭借一己对于科学的偏狭理解而否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本身就不科学。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已经得到历史的检验，不容置疑。但是，作为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又有别于自然科学、实证科学。我们丝毫不想贬低自然科学、实证科学的价值，但它们解决不了信仰问题却是事实。我们更不赞同知识和信仰的二元论，把科学限于实证知识，而把信仰留给神秘主义。实际上，把科学局限在实证科学的范围，正是西方意识形态无力解决知识和信仰统一性的结果。自康德始，现象和“物自体”、科学和伦理的二元论就逐步成为西方的主流意识。科学解决生存条件，信仰解决生存意义，似乎是天经地义。正因为如此，科学必须“价值无涉”，必须去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是意识形态而不是科学也似乎成为不证自明的教条。因此，确立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就是要确立打破知识和信仰的二元对立的科学信仰的科学价值；就是要强调马克思主义作为整体性把握世界的科学思想体系不仅不可替代，而且具有推进具体科学发展的指导意义；就是要努力建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就是要与哲学社会科学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
哲学社会科学是关于人类社会、人类历史和人自身发展的科学，它和自然科学有联系，但也有区别。就联系而言，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哲学社会科学，它们都具有客观研究对象，都以客观真理为追求，因而都必须遵循科学研究的规律、规则和规范，都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的虚假。就区别而言，自然科学的成果为客观知识，可以为利益和价值取向极不相同的人们所用，而哲学社会科学则因不同的立场选择和价值导向，尽管其成果也具有客观的检验标准和使用价值，却不可能为所有人所认同。
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这种区别，根源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区别。自然界是“自在之物”，其运动规律是自发地发挥作用的，是一种客观“必然”，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就是说，不管你承认与否，它都在那里发挥着作用。尽管人类可以通过社会实践将“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而人类必须遵循客观自然律、否则必将受到惩罚则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社会领域却是人类目的性无处不在的场所，即便承认有客观规律，但其作用方式也离不开有目的的人的活动。而目的则总是和人们的利益及价值诉求密不可分，使得意识具有社会活动的内在性，社会存在具有特殊的主体性。人们因此而习惯于把社会运动及其规律归结为思维的产物。这样，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哲学社会科学如何成为科学，便成为长期困扰学界的难事。列宁突出强调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同样可以读到：‘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4](P118)把思维规律还原为客观的社会历史规律，是马克思成功实现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为社会历史领域的研究成为科学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传统的学术发展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知识和信仰的二元论，把科学限于实证知识，而把信仰留给神秘主义，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态势。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简单照搬自然科学的标准，标榜价值中立、非意识形态化，走的是实证化的道路。这样，现象与本体、科学与伦理、应然与实然、价值与真理等，在其学术体系中就存在着固有的割裂。表现在具体的学科中，就会出现两种相反的趋势：一是知识的抽象化，不断追求自然科学般的精确，数学模型化、可重复性、可证伪成为判断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另一是人性的抽象化，以不容置疑的基于人性的价值预设，作为各学科基本原理的前提。例如所谓“经济人”“道德人”“无赖假设”等，抽象人性成为非批判的独断论前提。这两条加起来，表明今天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总体上是为现存的社会制度和现有的利益格局服务的，实际上是十分落后的辩护意识。
马克思主义讲哲学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不局限于实证科学的科学性。就研究对象而言，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局部的、经验的事物，即“细小叙事”，还要研究事物的总体，首先是世界的整体性存在，即世界的客观存在及其变化发展的规律，即“宏大叙事”。就研究方法而言，不是价值中立，而是要解决研究的立场、价值取向如何符合科学的要求。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然奠立在以下三大理论成果的基础上：其一，人类历史活动的动机绝非主观性天下，而是建立在客观目的上的主观能动性，可以科学地加以考察。实际上，黑格尔已经对此有初步的认识，他提出，人因自己的工具而具有支配外部自然界的力量，然而就自己的目的来说，他却服从自然界。列宁对此的评价是：“历史唯物主义，是在黑格尔那里处在萌芽状态的天才思想——种子——的一种应用和发展。”列宁将这一思想进行了准确的表述：“事实上，人的目的是客观世界所产生的，是以它为前提的，——认定它是现存的、实有的。”[5](P159)
从更开阔的历史视野看，人类历史活动动机的客观性不仅表现在生产的目的上，还表现在激发历史重大事件产生的行动动机上。在唯物史观看来，孤立地研究个别人的动机是没有结果的，只能是见仁见智。但是，真正在历史活动中发挥作用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6](P304)这种动机具有普遍而持续的特点，尽管还保持着主观目的的形式，却已经不是精神的自我表达，而具有了一定的客观必然性，表现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而对于这种动机的研究，使我们有可能发现并揭示其背后的历史客观规律。
其二，人类历史活动绝非只能听从偶然性摆布的迷宫，而是存在着客观规律，可以科学地认识和掌握。马克思通过“社会经济形态”“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等科学范畴，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他科学地解决了从哲学到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类概念、范畴，归根到底是社会运动和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反映，因而历史是“正本”，是原型、原本、根本，而文本范畴则只是“副本”，是对历史的阐发和反映。正如列宁指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人们即群众的动机是由什么决定的，各种矛盾的思想或意向间的冲突是由什么引起的，一切人类社会中所有这些冲突的总和是怎样的，构成人们全部历史活动基础的、客观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条件是怎样的，这些条件的发展规律是怎样的，——马克思对这一切都注意到了，并且指出了科学地研究历史这一极其复杂、充满矛盾而又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途径。”[4](P425)这是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的根本遵循。
其三，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不能局限于实证方法，而必须依靠唯物辩证法及其基础上的各种方法综合运用。唯物辩证法把康德设定的人类理性不可逾越的界限“自在之物”作为研究前提，这就是“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4](P411)消除现象与本质、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的鸿沟，只能把事物作为矛盾的存在，打破事物的僵硬界限。这就要从变化发展和普遍联系上把握事实；从不断变化的现实及其趋势出发把握实际，反对把事实作为零碎事例的玩弄实例和材料堆积。列宁强调，“如果从事实的整体上、从它们的联系中去掌握事实，那么，事实不仅是‘顽强的东西’，而且是绝对确凿的证据。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7](P364)这就告诉我们，离开了普遍规律的“细节真实”，并没有达到真理性的认识，没有真正的科学价值，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止步于此。
二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因此获得了双重普遍意义：其一，它为科学信仰提供了理论支持，不仅成为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所有科学研究的世界观方法论，而且成为所有追求科学信仰者的必修“真经”。其二，它为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即在科学解决现象与本体、信仰与知识、事实与价值等的基础上，通过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建构与之相应的知识体系。
就第一个普遍意义而言，首先要解决一个疑问，即包括自然科学研究在内的科学研究，为什么需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指导？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不是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但却是包括自然科学在内的科学研究必须倡导的世界观方法论。首先，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了破除迷信、捍卫真理的科学革命精神。科学家们一般都具有追求真理、献身科学的抱负，而且“绝大多数现代自然科学家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列宁语），然而无可否认，仅靠这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倾向还是不能有效地防范倒向反科学的迷信和神学的危险。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中列举了大量著名自然科学家晚年堕入造神术和迷信的事例。例如英国经验主义科学的鼻祖弗兰西斯·培根后来的兴趣就转移到了“使人返老还童，改形换貌，易身变体，创造新种，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同样，伊萨克·牛顿在晚年也颇热衷于注释《约翰启示录》。”此外，以华莱士等一大批19世纪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倒向神学甚至于巫术的事实。[8](P291)
问题在于恩格斯所列举的现象不是某个时段的个例，而是在科学史时有发生的重复性事件。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打破了人们习惯地从“实体”方面认同物质的传统观念，致使一大批自然科学家从自发的唯物主义经由唯心主义倒向神学，成为列宁所说的“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这一幕于今天似乎又在重演。试图用最新科学证明存在着“灵魂”，存在着“生命轮回”，存在着非物质的“幽灵空间”等僧侣哲学、信仰主义，不仅成为西方一些科学家热衷的事情，也成为时尚的哲学。至于一些有违科学道德的所谓“科学实验”，更是屡屡发生。这充分证明，要把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贯彻到底，必须解决科学的信仰问题，勇于改造世界观。和我国老一辈科学家自觉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去甚远，今天存在着自认为固守自然科学立场，“为科学而科学”就足够了，因而忽视甚至拒绝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倾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一些实证科学领域弱化的原因。
其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了公平公正的科学开放精神。马克思主义理论表明，科学的信仰不能自发地产生，无论何种出身，何种社会地位，何种职业和收入，何种知识背景，要树立科学的信仰，都毫无例外地需要学原著、悟原理、见行动，走理论联系实际，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改造主观世界的道路。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体现出的科学面前、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科学不承认特权，不认可不劳而获。和宗教的“选民说”不同，马克思主义认为没有天生的革命者。无产阶级的世界历史使命是在资本主义自我否定和解体中“被赋予”的，而它能否自觉地担负起这一使命，还需要自身的努力奋斗，包括努力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使自己成为自为阶级。
再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表现了真理不可抗拒的科学进取精神。从根本上说，除了无所作为、甘于平庸者，自觉地用科学世界观武装，对于担负历史使命和人民嘱托者而言具有不可抗拒的强制性。原因在于，现实的人在世界观上不可能处于真空状态，不是自觉地用科学世界观武装，就是受自发性支配，实际上被陈旧的传统和浅薄的时尚绑架，必然难堪大任。因此，所有力图生命出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如果不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不认真改造世界观，就难免有辱使命。正如恩格斯指出的：“自然研究家尽管可以采取他们所愿意采取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只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蹩脚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某种以认识思维的历史及其成就为基础的理论思维形式的支配。”[8](P308)顺应世界变革发展的大势，使科学成为人类进步的动力，也使不断摆脱自发性的支配成为科学精神的精华。
就第二个普遍意义而言，必须看到，离开了马克思主义就不可能有真正合格的哲学社会科学。这就是说，在马克思伟大的思想变革之前，世界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科学；而在马克思伟大思想变革影响下，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了许多突破。但是，世界社会主义的曲折历程，使得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构建新型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并没有完成；而今天处在全面衰落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彻底丧失了探索历史规律的勇气，因而其哲学社会科学总体上是没有历史过程，没有世界未来的学问，其微观的、局部的某些进展掩盖不了其整体上的不科学。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阵地就可能丢失。
探索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不仅与自然科学的探索一样，需要艰苦的攀登和百折不挠的意志，还在于必须摆脱狭隘利益眼界的束缚，真正敢于面对新陈代谢的历史趋势，敢于按照历史规律否定陈腐过时的既得利益，努力开创和不断扩大广大人民的利益。如果说，探索自然科学真理，仅凭兴趣也可能做到的话，那么，一以贯之地探索历史规律则必须作为崇高的信仰才可能做到。本来，把人类历史理解为一个有规律的发展过程，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重要成就，它体现了毫无顾忌地探索和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但是，资产阶级在成为统治阶级以后，为维护其特殊的阶级利益，便否定了“在研究单个事实之间的重大联系方面的决定性进步，即把这些联系概括为规律”。[8](P258)可见，敢于无所顾忌地探索社会历史领域的客观规律，只有先进的社会力量才可能做到。因此，研究哲学社会科学，立场问题特别突出。
马克思思想形成中最大的困惑，就是如何摆脱市民社会的狭隘利益、发现现实的普遍利益的代表。他刚涉入利益问题时，从摩塞尔地区农民和官僚当局的抗争中发现“这个因素是政治的因素，但同时又不是官方的因素，这样，它不是以官僚的前提为出发点；这个因素也是市民的因素，但同时又不直接同私人利益及其迫切需要纠缠在一起。这个具有公民头脑和市民胸怀的补充因素就是自由报刊。”[9](P378)但是，自由报刊毕竟太脆弱了，根本无法对市民社会进行革命改造。马克思的决定性发现是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完成的。从一般意义上说，“在市民社会，任何一个阶级要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就必须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在这瞬间，这个阶级与整个社会亲如兄弟，汇合起来，与整个社会混为一体并且被看作和被认为是社会的总代表；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10](P112-13)就是说，先进阶级的利益和广大人民利益的吻合，才是真正的社会普遍利益。但是，短暂的吻合并不能实现人类的解放，也还不是阶级利益和现实人类利益的真正统一。出路“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一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形成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形成一个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形成这样一个领域，它表明人的完全丧失，并因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社会解体的这个结果，就是无产阶级这个特殊等级。”[10](P14-15)“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深刻揭示了现代无产阶级的本质。它是阶级社会解体的必然产物，而消灭阶级也就成为它的唯一阶级要求。现代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因而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完全一致，也因此“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8](P258)阶级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品格；坚持工人阶级立场，是建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必要前提。
研究社会历史的客观规律，必须打破现象与本体、知识与信仰的对立，必须科学解决信仰崇高性和现实性的统一，亦即入世和脱俗问题。这里的悖论在于，信仰要成为知识的对象，必须世俗化；然而世俗化的信仰，又可能因其功利化而失去信仰的价值。马克斯·韦伯所关注的作为“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伦理”的蜕变就是例证。新兴的资产阶级要推动生产力发展，需要有强大的赚钱动力，亦即需要务实管用的信仰，因而必然要改革传统的宗教信仰。但是，虽然赚钱不是为了个人的直接挥霍，然而毕竟“至善”“自我救赎”就是尽可能地多挣钱，已经如此“入世”的宗教伦理企盼长期保住其“超验”“神圣”光环努力显然就纯属幻想。它注定要被世俗的“神”（金钱）所代替。当最后一层宗教的面纱被撩开后，一个物欲横流的世界便赤裸裸地显现了。事实正是如此。为了更多地挣钱，分期付款、信用消费等超前消费方式产生了，刻苦禁欲的生活方式不可抗拒地被追求享乐的生活方式所取代，与此相应，“讲究实惠的享乐主义代替了作为社会现实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教伦理观，心理学的幸福说代替了清教精神。”[11](P122)于是，“意识形态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就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从此也就正式从科学研究上告别了客观规律。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科学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是以客观规律为基础的知识体系，而客观规律就是历史的客观必然性。恩格斯指出：“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也和其他各门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是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8](P284)当代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排斥客观规律，注定了它从根本上是非历史、非科学的。其中的民主、自由、法治、人权、民意等核心概念都是静止、孤立、既有的，没有生成过程，更没有未来的发展，因而从根本上说是抽象的。把客观规律的研究作为学科的根基，注入鲜活的历史发展内容，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基本方向。
三
必须看到，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任重道远。从目前的态势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在高校还大体上停留在思政课、校园文化、政治学习和党团组织活动上，远未深入到最经常、最根本的学科建设和大多数的课堂教学中。更为令人忧虑的是，把学术与意识形态对立起来的倾向大肆侵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非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有所抬头，而且还自诩为“学术的”“正宗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力图主导高校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向。如果不能有效制止，那么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指导作用的结果，就会变成表面上红旗飘飘，实质上西风招展。
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研读为例。毫无疑问，必须毫不动摇学好经典著作，把它作为“看家本领”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功。因为经典著作是经典作家思想的基本载体，是辨别真假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依据。学习马克思主义“真经”，离不开经典文本研究。恩格斯的告诫是：“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非意识形态化的所谓“纯文本”研究，理由如下：第一，经典原著不是解读马克思主义的唯一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仅存在于经典文本中，还存在于马克思献身的事业中，存在于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实践中。马克思主义的鲜活内容和磅礴力量，必然“溢出”文本，不可能通过“纯文本”解读就获得。第二，原著之争不在原著本身，而在立场观点方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争论，从来不是因为发现了新文本，或者出现了重大的翻译错误，而是基于对经典作家的整体性判断（人道主义、自由个人主义或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一类，以及是否存在“两个”或“三个马克思”，“两个恩格斯”，“恩格斯反对马克思”，“列宁、恩格斯反对马克思”等）而突出原著哪些思想观点之争。可见，文本只是引子，实质是对立的立场、观点、方法。第三，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研读，不能搞所谓的“微言大义”，而必须领悟基本原理；不能拘泥只言片语，而必须注重精神实质。搞脱离实际的所谓“纯文本”研究，本身就背离了马克思主义。
如果说，黑格尔以逻辑内化历史是泛逻辑主义、并最终被逻辑之外有历史所击破的话，那么以文本取代历史也必将被文本之外有历史所击破。区分“历史”（现实）和文本（理解）正是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的基本原则。马克思认为，历史是“正本”，是原型、原本、根本，而文本则只是“副本”，是对历史的阐发和反映。因此，研究文本必须研究文本所产生的时代的历史，通过对马克思创造活动和思想历程的原生态的再现，才能克服和解决马克思文本解读中的问题与争论，并创造性地阐发。正如恩格斯所言：“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8](P692)解读马克思文本要求把马克思文本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环境中，在揭示受各种矛盾制约所展示的时代精神中把握马克思文本，马克思思想就有了立体感。如果离开了历史语境，哪怕是边际最大化地多维透视文本，其实也还是在一个十分狭小的空间解读，不仅不能保证解读的可靠性，也无法真正超越那种孤立的、僵死的文本解读方式。毫无疑问，文本解释要注重文化背景、尤其是特定的语境，但不能以此取代历史和时代环境。它不仅包括意指文化环境和语言环境的语境，更重要的是包括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历史趋势、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社会利益格局，以及由社会交往所决定的生存方式等在内的大环境。“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12](P38)从历史大环境回到语言小环境，这不是文本解读的真实进展，而实际上是一种倒退。尤其当人们有意为之时，情况就更为严重。
必须特别强调，把非意识形态化作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的科学研究的“学术正统”，已经达到比较严重的程度。我们随意翻一下包括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在内的博士、硕士论文，在论文写作的方法论特色的自我介绍上，我们历来强调的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含“历史和逻辑相一致”“理论联系实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革命的批判的分析”等已经大体上销声匿迹，更别提“阶级分析”“自然辩证法”“唯物辩证法”了，取而代之的是“大数据”“实证分析”“文献阅读法”“田野调查”“口述历史”等中性化方法。我们赞同与时俱进，但首先要体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创新，而不是将其拒斥；吸收的应该是确有建树的学术新成果，而不是“文献阅读法”一类故作中立的学术泡沫。
还要指出，这里完全不涉及百家争鸣问题，不能用“多种范式”“多视角”平等讨论去调和争论。在立场和世界观上不能脚踏两只船，在根本“范式”上不存在多元共存，必须坚持一元论，必须与可能导致颠覆性错误的倾向进行不懈的斗争。要区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两种“多视角”：一种是有利于推进真理性认识的讨论和提问，以立场观点方法的共识为前提；另一种是持对立的立场和世界观，把“多视角”作为颠覆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手段。这第二种“多视角”就显然不是百家争鸣可以解决的，必须诉诸正确开展的舆论斗争。
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非意识形态化倾向，根本在于研究者的出发点是“以人民为中心”还是个人主义立场。这决定了不同的研究导向。随着我国制度定型完善并不断显示优越性的步伐加快，随着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需要紧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责任也自然加大。从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制度，到与之配套的其他十二个重大制度，都需要理论的支撑；“四个自信”的互动，尤其是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间的互动将更加紧密。更好地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和科学作用，是新时代的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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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作者：侯惠勤，中国社科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社科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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