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從古代至現代的日本教科書中，"中國"一直是極其重要的"他者"，教科書作為描摹國家和民族對他國認識與世界圖景的文化載體，對於一個國家形象的創造，比文學作品更能體現國家對該國形象的思辨和對受眾釋放的強制性的顯性的精神影響。
就延綿兩千年的中日關係而言，除了近代兩國間的對立對抗關係外，對於古代中日關係大多是持以"友好"的籠統認識，如遣唐使、鑑真東渡、日宋貿易在古代中日間的經濟文化交流中具有重要歷史意義。具有"權威性"正史敘述的日本歷史教科書如何看待古代中日關係，古代中國形象又是如何描述？
日本教科書
今天，我就以日本清水書院的《高等學校日本史B》和山川出版社的《詳說日本史B》為素材，詳細分析遣唐使、鑑真東渡和日宋貿易等歷史事件，深入瞭解日本教科書中對古代中國形象的構建。
一、遣隋使、遣唐使
隋唐年間，日本第一次大規模地從海外吸收文化。隋大業三年（607年），聖德太子派遣小野妹子為首的留學生入隋，學習其政治制度、經濟、文化。對此，《高等學校日本史B》裡面是這樣描寫的：
607年，廄戶派小野妹子入隋（遣隋使）。隋煬帝在小野妹子覲見過程中，雖憤怒於日本的"無禮國書"，但當時隋朝正處於與高句麗的交戰狀態，為了奪取戰爭優勢，隋煬帝仍然在第二年（608年）將裴世清送往大和政權，建立外交關係。同年，小野妹子又與高向野玄理，南淵請安以及僧旻等渡來氏族出身的留學生一同入隋。他們在中國大陸停留了20多年，汲取新知識，為孝德朝的政治改革做出了貢獻。
隋朝隋煬帝
教科書著重敘述小野妹子向隋朝遞交具有平等意識國書一事，重視日本作為主體的活動，強調本國的獨立和與古代中國的平等，也折射了當代日本社會的主體意識。《高等學校日本史B》稱隋朝為戰爭利益而與日本建交，但並無史料佐證隋煬帝因"與高句麗的交戰狀態"而與大和政權建立外交，教科書的判斷缺乏依據。
《詳說日本史B》同樣強調遞交國書事件，"此時遞交給隋朝的國書與五王時代不同，不採取向中國皇帝臣服的形式，因而被隋煬帝視為無禮。"袒露古代中日關係中日本要與中國分庭抗禮的對等立場。
唐朝以後，日本多次派遣使節入唐，遣唐使是日本史中的重要知識點與必選知識。教科書描述唐朝的強大先進，"強大的大唐帝國的建立，給東亞世界帶來了衝擊。"（《高等學校日本史B》），整體呈現出對強大的古代中國的憧憬，同時也蘊含"古代中國"是個片面被強化，甚至威脅到周邊國家安危的存在這一隱秘邏輯。
高句麗、百濟和新羅
《高等學校日本史B》敘述"為了應對這樣的局勢，高句麗、百濟和新羅為強化政治權力發生政變。倭國國內也是如此，為了應對緊迫的國際局勢，政權內圍繞內政、外交政策的對立衝突愈加激化。"《詳說日本史B》認為"（唐）在亞洲建立了帝國，支配了廣闊的疆土，給周邊地區帶來了很大影響。"教科書中古代中國的文化母國形象雖一直存在，但其影響同時也被削弱、形象被異化。
《詳說日本史B》強調遣唐使在歸國後的貢獻，"遣唐使從唐朝引進先進的政治制度和國際文化，給日本帶來了深遠的影響。尤其是歸國後的吉備真備和玄昉，後被聖武天皇重用，活躍於政界。"由此可見，教科書對強大的古代中國的記述，是為表現日本因此走向文明，文化走向成熟，成為日本人吸收先進文化的跳板。其表述的重點並非唐朝的影響，而是日本與日本人的活動。
唐朝衰微，日本即停止派遣遣唐使。《高等學校日本史B》記敘"唐朝衰微的消息傳到日本之後，計劃作為遣唐使出使唐朝的菅原道真上書日本朝廷，建議894年起暫且停止遣唐使的派遣。"《詳說日本史B》記敘"894年被任命為遣唐大使的菅原道真認為唐朝已然衰落，和唐朝正式建交危險重重，已沒有必要進行下去，並提出停止派遣遣唐使。"敘述中蘊含著濃厚的實用主義價值觀，有利可圖即親近，無利可圖則遠離，也是古代中日兩國"若即若離、或是或非"關係的體現。
菅原道真
二、 鑑真東渡
在唐朝與日本的交往中，最有影響力的唐朝人--鑑真，揚州大明寺人，受日本邀請東渡日本，失敗五次且雙目失明，終在第六次（754年）成功抵達日本，傳播佛教，是中日文化交流中的典範。《高等學校日本史B》中描述鑑真東渡的內容如下：
佛教有被統稱為南都六宗的研究哲理的團體，卻沒有專門給僧尼授戒的機構，因此請來唐朝的鑑真，在東大寺設立戒壇，後又建立唐招提寺並在此培育弟子。
《詳說日本史B》中描述如下：當時的僧侶不僅是宗教人士，同時也是集最新文明於一身的頂尖知識分子，因此也有像玄昉一般受到聖物天皇信任並活躍於政界的僧人。幾度跨海失敗，但最終到達日本傳播戒律的唐朝鑑真等人的活動，也對日本佛教的發展有著貢獻。
教科書對鑑真的描述一筆帶過，教科書中的"古代中國"的文化母國形象只是為獲得對日本文化的認同的媒介，教科書更強調日本和日本人的主體性。藉助於"古代中國"來獲得對日本文化的認同，實現自身的文化定位，其國家自我形象的構建隱藏於知識體系之下。
鑑真雕像
從具體內容來看，《高等學校日本史B》的描述中，鑑真是一個因為日本缺少授戒機構而從唐朝請來的"專門性人才"，教科書削弱了"古代中國"對日本文化發展的影響的同時，也削弱了古代中國與日本之間的友好往來因素，使鑑真東渡帶上了利益往來的色彩。
《詳說日本史B》描述鑑真"幾度跨海失敗，但最終到達日本"，雖然相關記述寥寥數字，也能反映其個人形象意志堅定，但相關敘述僅是為了說明其對日本佛教的影響，進而為當時日本僧人的存在以及活動做鋪墊。教科書的敘事背後隱藏了日本借"古代中國"這一媒介獲得對本國文化、政治的認同的思維方式。
三、 日宋貿易
中國進入宋朝之後，少數民族政權紛紛崛起，使趙宋王朝深陷政權爭端。此時日本政府採取消極的對外政策，兩國未建立外交關係，只有貿易往來和僧侶之間的佛教文化交流。
趙宋王朝政權紛爭
對日宋貿易的描述，教科書重點記述日宋貿易在武家政權抬頭，平氏崛起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高等學校日本史B》只輕描淡寫平氏政權從日宋貿易中獲取利益這一事實，"（平氏政權）於1772年得到了中國南宋地方官的文書答覆。另外，平氏政權在大輪田修湖，吸引貿易船隻，從日宋貿易中獲取利益。"
《詳說日本史B》敘述較為詳細，闡述了此時中日並未正式建立國交的原因，即"為了避開東亞的動盪和以中國為中心的外交關係（朝貢關係）"，日宋兩國關係僅限於經貿往來，和僧人間的文化交流。這既是日本在強烈的主體意識下始終遊離在華夷秩序之外的體現，也是趨利避害的實用主義的體現。
吳越國
"宋朝在被北方女真人建立的金壓迫成為南宋之後，與日本積極地進行貿易"的記述，雖屬事實，卻也有矮化宋朝，即"古代中國"之嫌。相對的"通過頻繁來往於九州博多的宋朝商人，引進了書籍，陶瓷等工藝品以及藥品等，相對的輸出了金，水銀，珍珠和硫磺等物品。""首都為江南杭州的吳越國的商人來往於日本，向日本傳播了江南文化。"
兩處又可看出日本教科書中宋朝的文化強盛，經濟繁華。宋朝被塑造成一個商業繁榮，文化有所發展，政治軍事實力不發達的形象，與唐朝的形象大有不同。可見，日本人眼中的"古代中國"形象與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實力息息相關，其強弱是由國家實力決定的。
結語
日本教科書中的"中國形象"不是客觀的知識，而是加入了情感與價值觀，客觀和主觀因素的集體意志表現。唐朝的強盛毋庸置疑，因此在日本教科書中唐朝是個被憧憬的強國，強大到甚至危機周邊國家安危，這無疑是被拔高後的失真；宋朝深陷政權爭端，政治軍事實力與唐朝相比稍顯薄弱，因此宋朝在日本教科書中的形象便是文化的強者與政治的弱者，這無疑又是被矮化的失真。日本教科書中的古代中國形象由國家實力決定，並且略顯片面失真，甚至異化。
教科書中"國家形象"的樹立是需要一個"他者"作為參照和對照的，古代中國作為日本教科書中的"他者"，成為日本自身文化認知與自我確認的不可或缺的對照資源而存在。鑑真作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角色，與遣唐使相比著墨並不均衡。
鑑真的影響被削減，其作用被弱化，原因在於日本人的本體意識使日本教科書中更強調日本本國主動行為的影響作用，從而更好地構建、完成本國的自我文化認同。 日本與唐宋兩朝關係的差異，是其平等意識的覺醒，也是主體精神的強化，更是實用主義下的趨利避害，唐朝強盛則爭相學習並保持密切聯繫，一旦衰微則斷絕往來，宋朝國弱則只有經濟文化交流並避開政治交流，遊離在華夷秩序的之外。
日本教科書中的古代中日關係並不能用"友好"這一定性詞句一語概括，教科書中的古代中國形象是根據其當時國家實力的強弱被片面化、被異化的古代中國形象，一個為獲取本國文化認同的媒介的形象，一個有用則學、無用則棄的文化母國的形象。
其實質在於日本教科書當中對中國形象描繪的同時，其實也在描繪日本自身的"國家形象"，"古代中國"形象不過是此過程的捎帶，最終目的是更好地向學生輸出日本的國家形象，突顯自身的文化特質，從而獲得對本國的文化認同，確定自身的文化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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