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30 報紙永遠不死，只會逐漸變形

新媒體能不能完全取代舊媒體？目前我還無法遽下判斷。但從近年觀察來看，新媒體信息同樣處於過剩狀態，“如何尋找有效信息”仍然是從個人到媒體的共同課題。

雖然1928年國民政府成立後，新聞政策比北洋時期還有所收緊（這跟孫中山一貫主張的“輿論一律”觀點相應），但跟隨著世界報業潮流，中國報業還是發生著明顯的變化。張季鸞在《抗戰與報人》一文對此頗表樂觀，他說：

“中國報人本來以英美式的自由主義為理想，是自由職業者的一門，其信仰是言論自由，而職業獨立。對政府，貴敢言，對新聞，貴爭快，從消極的說，是反統制，反干涉。近多年來，報紙逐漸商業化，循著資本主義的原則而進展……已具有相當規模，在社會上確已成為一種大的力量。”

張季鸞說的這種進程，在1949年之後被徹底打斷。報紙走上了一條集約化、政治化的新路。（時間關係，略去5000字）20世紀90年代之後的變化，以各地都市報為代表，一方面是相對擺脫了嚴格的控制，另一方面是迅速地商業化。不過這種新局面並沒有像張季鸞假想的那樣，因為財富的增長，而獲得“職業獨立”、“言論自由”，相反，報紙們同時處於政治轄制與資本掌控的雙重困境當中，官商兩面都不敢輕易得罪。一旦創業之初的新聞理想主義因為換血、整頓消磨殆盡，中國媒體整體性地滑向平庸與混亂的泥淖。

我不太贊成將中國報界的困境與西方的報業危機簡單比附。中國報界是在尚未充分商業化的情形下，就遭遇了新媒體的衝擊，但也因體制的保護而避開了更劇烈的自由競爭。中國的門戶網站至今還沒有獲得完整的新聞採編權，網絡防火牆更是一柄雙刃劍，對傳統媒體既有自由限制，也提供了惰性保護。

胡適曾提出過“恰當技術”，也即與社會發展最相適應的技術才是最好的技術。從中國的輿論現狀來說，多一家都市報或少一家都市報，實在無關痛癢。很俗地引用一個比喻，在政治限制與資本控制的前提下，都市報這個層面的辦報，已經是一片紅海。如果說20世紀90年代的都市報發展，多半還是出於新聞地域化的需求，近十年的都市報，恐怕跟民元時的北京報界狀況相似，只是出於安全與成本控制而產生的泡沫。在這一個層面上，信息也是從稀缺資源變成了過剩資源。《新快報》陳永洲事件，只是黑幕的一角，透露出的是都市報界的惡性競爭，反諷的是，對陳永洲的抓捕與揭發，又是另一種政治/資本的惡性競爭所致。

新媒體能不能完全取代舊媒體？目前我還無法遽下判斷。但從近年觀察來看，新媒體信息同樣處於過剩狀態，“如何尋找有效信息”仍然是從個人到媒體的共同課題。如果說，上世紀初那次“高級報紙”向“大眾報紙”的轉型，還是在有限管道的約束下，信息供方與受眾就“信息製作標準”的重新簽約。在網絡提供了無限管道之後，主要的問題轉化成了“信息遴選標準”，而且這個標準進一步地分眾化、群落化。“私人訂製”的信息庫，不再是可望不可及的夢想。

麥克阿瑟說過：“老兵永遠不死，只會慢慢凋零”（Old soldiers never die, they just fade away），同樣，報紙永遠不死，只會逐漸變形。不管媒體平臺為何（紙媒還是網媒），信息的傳播與篩選，始終需要“看門人”角色，只不過今天的看門人不再是傳達室的老大爺，門崗的哨兵，而至少該是物業的保安，酒店的侍應，最好是英範兒的管家——他們認識你，知道你的口味好惡，他們為你過濾訪客，過濾電話，只提供你想要的服務。他們的名字是否還叫“報紙”無關緊要，重要的是他們提供的信息是否“有效”。我不覺得以前的報紙就做不到這一點，上世紀初《京話日報》的彭翼仲，就曾經是那些士兵、管家、教師、家庭婦女的朋友，他不只教給他們知識，還幫助他們表達內心的想法，最重要的是，如彭的姻侄梁漱溟所言，《京話日報》是在“用報紙推進社會運動”。要實現這樣的理想，中國媒體要走的路還很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