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稱的“免死金牌”，其實是由皇帝頒給功臣頒發的最高等級的特權證——“丹書鐵券”。
大明天啟七年（1627年）十二月，受賜丹書鐵券一年零兩個月的肅寧伯魏良卿即將被朝廷斬首。臨刑前，他痛哭哀號：“我本來就是農家孩子，小時想著自己將來能扛上鋤鎬就算不錯了，哪兒知道什麼是富貴啊？誰知突然間，那夥人今天稱我功大，明天頌我有德高，說我功德蓋世，就應當封顯爵拜高官。我不該做大太監魏忠賢的侄子啊，就因為這個有人才把官服和封冊強加給我，用狗屁富貴逼迫我。我有什麼罪啊！”封建時代最高的特權憑證——丹書鐵券為何在此一瞬之間，竟然成為一具空文。
"免死金牌"
“免死金牌”到底是什麼東西
中國歷史上有確切記載“丹書鐵券”始於漢高祖劉邦的漢高帝六年（公元前201年）。西漢司馬遷在《史記•漢高帝本紀》中記載：“甲申，始剖符封諸功臣為通侯。”唐初顏師古注：“剖，破也；與其合符而分授之也。”《周禮•秋官•司約》記載：“書于丹圖”。漢代鄭玄注：“今俗語有鐵券丹書，豈此舊典之遺言。”“丹書鐵券”是封建帝王頒賜給功臣世代繼承官爵及免罪甚至免死等特權的鐵質契書。
漢高祖像
“符”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契”。“丹書鐵券”是從材質而言，以鑄鐵為契，以丹砂書寫文字，將皇帝特別承諾用丹砂寫在“鐵券”上。“金匱石室”則就其保存的方式而論，將鐵券裝進金匱藏於用宗廟內石築密室之中。東漢班固《東觀漢記》之三《孝恆皇帝》載：“蓋登有璧二十，珪五，鐵券十一。” 鐵券分左右二半，左邊部分頒賜功臣，右邊部分藏內府（存檔）。如遇該功臣或其後代有犯罪者，即行取鐵券兩部分合符勘驗，再根據鐵券上的文字記錄“推念其功，予以赦減。” 鐵券最初僅作為一種加官晉爵封侯的憑證，並無免罪和免死等特權。《後漢書·祭遵傳》：“丹書鐵券，傳於無窮。”這只是皇帝和功臣自欺欺人的黃粱美夢而已。
五代十國吳越國王錢鏐制
南北朝時代，各方政權為了招降納叛，紛紛以鐵券和投奔者“約以不死”。北魏孝文帝為宗親、近臣頒授鐵券成風，大臣甚至將向皇帝乞求鐵券，作護身之符；隋唐以後，頒發鐵券已成為常制，凡開國元勳、中興功臣以及歸附的少數民族首領皆賜予“鐵券”，寵臣、宦官也有獲“鐵券”者。自隋開國，“鐵券”上的丹砂填字漸漸改為用金填字，故後世又將其稱為“金書鐵券”。
明代鐵券
宋太祖趙匡胤以“黃袍加身”，奪取了後周柴氏的皇位，為柴氏頒賜“丹書鐵券”。明洪武、永樂之世再興“丹書鐵券”之制…… “丹書鐵券”作為一種制度，最終與大明王朝同消俱亡。
“免死金牌”沒有阻止亂臣的叛逆
丹書鐵券制度設計的初衷，本來是褒獎功臣，表彰忠義。然而，任何制度都要在其特定的條件下，才能體現合理性。此制首先是要適用於忠於朝廷的功臣。換而言之，如於不忠無功者，不但達不到預期效果，反而會成為謀反的藉口，為其叛亂囂張之勢火上澆油。
唐德宗像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十月，原本奉皇命處置叛亂的涇原軍途經長安突然譁變，皇帝逃到奉天（今陝西乾縣）。亂軍擁立朱泚立國稱帝，德宗皇帝派使者到河北召兵討逆，朔方節度使李懷光率兵勤王。李懷光所部將士，克服道路泥濘，從蒲津強渡黃河入關，在醴泉打敗朱泚的精銳騎兵，馳援倉皇出逃奉天的德宗。李懷光又在途中擊潰朱泚亂軍，朱泚被迫引殘兵退回長安，終解奉天之圍。
李懷光像
救駕有功的李懷光卻遭人讒言，未能見到近咫尺的德宗皇帝。由此，心生怨恨。興元元年（公元784年）二月，驚魂未定的德宗皇帝害怕李懷光生變，想以示恩籠絡。於是，為已經位極人臣、身兼將相的李懷光加官太尉，增封食邑，還特意賜給李懷光丹書鐵券，派出神策軍右兵馬使（禁軍參謀長）李卞為使者專程宣諭聖旨。李懷光竟然當使者面，“咣”地一聲，把歷來被視為神器的鐵券扔在地上，大發怨言：“皇帝這是懷疑我李懷光嘛？‘人臣反，賜鐵券’；我李懷光本來不反，現在皇帝賜我鐵券，這不是明明逼我造反嗎！”很快，李懷光起兵造反，不僅向德宗皇帝宣戰：“我現與朱泚聯合，皇帝應該躲避我軍鋒芒。”並出兵追擊逃往梁州的德宗。由此，可見丹書鐵券當時已經嚴重貶值，甚至有負面效應。李懷光這樣手握雄兵，又心懷怨望的大軍閥看來，落難出逃皇帝，給自己頒發丹書鐵券，是迷惑，是示弱，還是欺騙？至此，這種神器得適得其反。
唐代藩鎮叛亂油畫
“免死金牌”並不能保全功臣的身家性命
功臣受此褒獎，理應備加珍惜，必須誓死效忠朝廷方為有益。如有功臣得此獎勵，得意忘形，甚至於萌生禍心，那丹書鐵券只能成為他身家性命的催命符。
唐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唐開國功臣、吏部尚書侯君集竟然被處斬棄市。作為凌煙閣二十四功臣排名第十七位的元勳，《舊唐書》本傳中明確記載：“（貞觀）十一年（公元年），（侯君集）與長孫無忌等俱受世封。”太宗皇帝頒賜他“丹書鐵券”。令人遺憾的是這也沒有保全這位大功臣的身家性命。
凌煙閣功臣像
侯君集於大唐功莫大焉，於太宗情莫深焉。唐高祖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初四日清晨，秦王李世民率侯君集等發動玄武門政變，伏殺太子李建成、齊王李元吉。三天後，唐高祖李淵被迫立李世民為皇太子，並很快禪位於李世民，是為唐太宗。日後，侯君集與杜如晦、長孫無忌、尉遲敬德五人並功第一。隨著李世民從秦王到太子，再到皇帝，侯君集也如影隨行地升任左衛將軍。太宗剛即位又封侯君集為潞國公。十月，再賜封侯君集食邑一千戶。貞觀年（公元630年）十一月，侯君集升為兵部尚書，統率全國軍隊，參與朝政決策，成為太宗朝核心人物。
凌煙閣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初，唐太宗為表彰紀念二十四位開國功臣，修建凌煙閣，懸掛敬奉著大畫家閻立本所畫的這些功臣的畫像，侯君集名列第十七位。貞觀九年（公元635年）三月，侯君集和李道宗率領南路大軍，征討反叛的吐谷渾國王伏允可汗。侯君集率軍橫穿戈壁大漠，行軍2000餘里，途中斷水，“人齔冰，馬啖雪”。最終大破敵軍，伏允可汗走投無路的自縊身亡。吐谷渾之戰大獲全勝。貞觀十年（公元636年），侯君集與長孫無忌等人一起都受到了世襲封賞（頒賜鐵券），朝廷授予侯君集陳州刺史之職，後改封陳國公。第二年，唐太宗任命侯君集為吏部尚書，授予光祿大夫爵位。侯君集成為了管官的官，朝野仰慕。
凌煙閣功臣壁畫像
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唐朝西部屬國的高昌國王麴文泰，竟然切斷西域商通，並且拒不入朝。太宗任命侯君集為交河道行軍大總管去討伐高昌國。侯君集率大軍到達磧口，麴文泰死病，他的兒子麴智盛繼位。在兵臨城下的重壓之下，麴智盛只好歸降。侯君集分兵收復各地，俘獲國王麴智盛及其文武官員，立石碑紀功凱旋還朝。
侯君集像
侯君集只因私吞戰利品，下獄受審。太宗念他有功勞，將其釋放了。後來，為此心生怨氣的侯君集竟然勾結人謀反，太宗一直沒有追究。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侯君集勾結東宮千牛（太子衛侍長）、他女婿賀蘭楚石，煽動太子李承乾謀反，多次進入東宮密謀。
侯君集母親竇氏墓誌銘
反跡敗露後，侯君集被拘捕。唐太宗為了保全侯君集不受官吏審判侮辱，親自審問他。侯君集認罪後，太宗又替他向宰相求情。群臣堅決反對：“君集之罪，天地所不容，請誅之以明大法。”太宗無奈，流著淚地對侯君集說：“與君長訣矣！”臨刑前，太宗痛哭流涕對侯君集說：“吾為卿不復上凌煙閣矣！”
凌煙閣復原圖
開國元勳地位沒有保住他的命，赫赫戰功沒有保住他的命，皇帝的求情也沒有保住他的命，甚至於“丹書鐵券”都沒有保住功臣的命。“君子立功，守以謙沖；小人得位，足為身害。”即使立下蓋世奇功的元勳，也要保持謙虛謹慎，忠貞奉公。這才是功臣真正的自安之道，而並非寄託於“丹書鐵券”。
凌煙閣功臣像
“免死金牌”加劇了皇權的衰落甚至滅亡
隨著歷史的發展，丹書鐵券由僅封爵之用，演變了免罪之“契”，甚至成為免死之“符”；所賦特權由受封者本人，延及子孫後代，免死之數竟由一死至三死。隨著鐵券所列特權的擴大，鐵券數量的增加，而其本身真正的價值卻在急劇下降，鐵券特權日益貶值。
韓信雕像
鐵券之制原本是為了加強皇權，鞏固王朝統治。但是在歷史的進程中，卻產生了適得其反的結果，這是頒賜它的最高統治者始料未及的。因為鐵券的濫賜，日益分割並削弱皇權，導致了王朝政權的衰微，最終走向滅亡。
七國之亂形勢圖
漢高祖劉邦頒賜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鐵券”， “始剖符封諸功臣為通侯。”並且大封同姓。他世封功臣和大封宗室的初衷是，兩大貴族集團相互牽制而共同拱衛皇權。而歷史竟然與漢高祖開了玩笑，最終事與願違。先是首封功臣淮陰侯韓信謀叛，後有同姓諸王“七國之亂”。 作為首封功臣、開國元勳韓信就是因為漢高祖皇帝頒賜“鐵券”，可能就助長了叛逆之心。漢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即韓信謀反伏誅42年之後，當年的漢高祖怎麼也不會料到大封的宗室七王竟然聯合起兵反叛。當此之時，對於風雨飄搖之中的漢朝而言，無論是他當年與群臣白馬誓盟，還是所謂的“丹書鐵券”都形同虛設。
七國之亂圖
雖然七國之亂在三個月之內被漢中央政府平息。漢景帝趁勢收奪各諸侯國的特權。同姓諸王權力被大大削弱，分裂割據勢力由此遭受到致命打擊。從表面上看，基本解決了高祖分封王制度的後遺症，也好像加強了中央集權制度。但實際上，大漢王朝的皇權也在此過程中遭到重創。縱覽歷史，漢世之後，幾乎沒有被外來勢力直接推翻的王朝，而大多都是被受本朝頒賜“丹書鐵券”的權臣所取代。
清代“鐵帽子王”
清代，“丹書鐵券”制度形式雖被廢止。但是世襲罔替的“鐵帽子王”之制，實際上又是“丹書鐵券”制度的變種和異化。然而，清朝的“鐵帽子王”被剝奪爵位亦不在少數，仍然難逃與“丹書鐵券”同樣的歷史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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