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遠兵變，是場被忽略的動亂，預示著明朝從內部開始瓦解
明熹宗病逝後，朱由檢登基稱帝是為明崇禎帝，因其在位期間勤政務，遠離女色厲行節儉，被視作最能挽救明朝危局的帝王。
崇禎帝除魏忠賢及其黨羽，重新啟用東林黨掌握朝政，意欲力挽狂瀾重振朝綱，但遼東前線寧遠前屯大火，拉開了寧遠兵變的前奏。
寧遠兵變，又稱十三營兵變，按照《明經世文編》，明朝營的編制“三千人為營”，相當於寧遠外地駐兵全部都捲入其中。
叛亂中遼東軍政長官皆被拘禁，而身居薊遼督師高位的袁崇煥，卻孤騎入兵營安撫躁動的叛亂官兵，使寧遠兵變迅速得到平息。
但為何短時間便被平息的寧遠兵變，卻被後世稱作明末政權崩潰的開始？筆者帶您剖析，寧遠兵變所引發明朝體制的危機。
明代薊遼督師袁崇煥
關寧鐵騎的卓著功勳，卻昭示著明王朝兵役制度的崩潰
明朝的衛所制度，是明太祖朱元璋總結歷代王朝經驗，制定的兵農合一的制度，努爾哈赤創建的“八旗制度”，與衛所制度頗有淵源，亦可被視作衛所制度優化。
衛所制度，有效分散駐邊將領的軍事權威，既能保持邊疆戰事有足夠的兵員，又能防止武將擁兵自重威脅皇權，所以明朝武功雖盛，卻從未有將領反叛。
明朝遼東的亂局，從朵顏三衛的反覆作亂便已開始，直到萬曆年間的“朝鮮之役”，明朝的遼東精銳損失殆盡，建州女真部首領努爾哈赤趁機起兵反抗。
努爾哈赤完成對女真部的統一，於“薩爾滸之戰”擊敗明軍主力，旋即攻略瀋陽、遼陽等遼東重鎮，“後金”實力暴漲，蒙古諸部也趁機攻略關外“五城七十二堡”，令明王朝統屬的遼東區域迅速減少。
衛所淪陷，無法再為遼東防線提供足夠的兵源，而內地軍隊駐防遼東，駐防的成本高昂，又並不習慣後金的戰術，致使明朝與後金交戰敗多勝少。
天啟二年(1622年)孫承宗擔任薊遼督師起，懲治冒領軍餉並裁汰老弱兵員，摒棄衛所挑選兵員的慣例，從遼東難民中擇精銳編組軍隊，開“以遼人守遼土，遼土養遼人”的先例。
《明史孫承宗傳》承宗上疏曰：“邇年兵多不練，餉多不核。今天下當重將權，授之節鉞，勿使文吏用小見沾”
孫承宗坐鎮遼東，令袁崇煥等沿遼西走廊推進，命袁可立發動登萊戰役，與朝鮮李氏王朝形成對後金的戰略包圍，迫使努爾哈赤撤離選定的國都遼陽，退守更加靠近根據地赫圖阿拉的瀋陽。
天啟五年遼東形勢圖
祖氏家族在明宣宗年間便已是軍官級別，奉命遷居寧遠後逐漸累積軍功，萬曆年間祖仁便已升至總兵官，其後家族愈發強盛，成為寧遠甚至遼東的望族。
數代鎮守遼東的祖氏家族，接納民風剽悍的遼東人，包括蒙古各部及女真各部，輔以精良裝備打造出優質騎兵，即日後威震天下的關寧鐵騎，成為保障遼東穩定的利器。
關寧鐵騎只接受祖氏家族的調遣，並且需要高額的薪俸作為回報，兩者缺一不可，因此最貼切的描述應當是，“祖氏家族統屬的親衛僱傭軍”。
袁崇煥依託寧遠，抵擋住後金努爾哈赤的進攻，取得“寧遠大捷”，成為朝野傳頌的英雄，並接手遼東防務的重擔，但無論資歷還是軍功，都不足以震懾遼東將領。
面對聲勢日隆的後金，袁崇煥選擇拉攏同在孫承宗麾下效命的祖大壽，對其麾下的關寧鐵騎，不僅未予裁撤奪權，反倒是鼓勵其擴編，並給予後勤的保障。
祖大壽與關寧鐵騎，在對抗後金與農民軍的戰鬥中屢建奇功，帶給風雨飄搖的明王朝些許慰藉，因此明王朝只能默許，關寧鐵騎對明朝兵役制度的破壞。
《明史盧象升》永寧總兵官祖大樂邀擊之，賊乃北向開封。陳永福敗之朱仙鎮，賊遂走登封，與他賊合，分趨裕州、南陽。象升合寬、大樂、岱兵大破之七頂山，殲自成精騎殆盡。
關寧鐵騎
遼東軍餉積弊，並非魏忠賢之過，東林黨才是罪魁禍首
與待遇優渥的關寧鐵騎甚至遼東兵相比，遠調而來的外地駐軍，面對遼東惡劣的環境與待遇上的差距，心態上難免有些失衡，只剩下微薄的薪餉能夠維繫軍隊士氣。
魏忠賢雖打壓東林黨，但是卻懂得民間疾苦，對內能夠撫災保民，對外能夠抗敵護國，使得遼東從未見缺少糧餉的記載，戰局也保持對後金的優勢，彌合萬曆時期的社會創傷。
崇禎帝於1628年提拔畢自肅，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擔任遼東巡撫，因為寧遠前屯的劫掠，令畢自肅深知兵變蔓延的可怕，遂多次向朝廷催要積欠餉銀。
擔任錢糧管理的戶部尚書畢自嚴，向崇禎上奏：“歲入銀326萬兩，實際收入不滿200萬兩，邊餉銀327萬兩，入不敷出，赤字太大。”將遼東欠薪推到魏忠賢身上。
但事實上明熹宗朱由校八月病逝，而魏宗賢十月便已交出權利，十一月被安置鳳陽途中自縊身亡，崇禎元年七月爆發的寧遠兵變，至少與魏忠賢脫離九個月的時間。
寧遠十三營的蜀、楚士卒，宣稱要討回拖欠的四個月薪餉，反倒是側面證明，魏忠賢主政時期，至少留下五個月薪餉供朝廷調撥，因此寧遠兵變，魏忠賢並非是罪魁禍首。
魏忠賢像
崇禎帝驟然登基，面對權勢滔天的魏忠賢極為畏懼，因此在得到東林黨人的輔助下，迅速架空魏忠賢黨羽，使東林黨掌握朝政大權。
世人皆知明末江南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大型的工坊使用僱傭制，商品經濟井噴式發展，天啟年間有限度徵收稅賦，有助於維持國家的運轉，也能夠促進資本的競爭創新。
東林黨遭受打壓時期，通常靠書本版權收益，及商鋪貨品流通獲利，因此當崇禎帝清查“閹黨”之際，奏請崇禎帝取消工商稅，理由是鼓勵文化興盛，拉攏天下士子，實則將減免的稅賦充實自己的腰包。
為填補遼東的軍餉虧空，朝臣無視西北連年的災禍，將西北軍民逼迫走上反抗的道路，農民起義愈演愈烈，最終由李自成率領，揮軍攻入北京滅亡明朝。
朝臣皆以勤儉示忠誠，崇禎帝欲籌措百萬兩犒賞將士，滿朝勳貴卻僅籌得萬兩，面對步步進逼的起義軍與清軍卻束手無策，令崇禎帝對朝臣充滿絕望，以至於城破之際自縊於煤山。
諸臣誤朕的憤怒高呼，可謂總結得異常精準，農民軍進城後劉宗敏拷打功勳權貴，共得白銀七千萬兩，若是能夠拿出十分之一，大明王朝也尚有翻盤的希望。
《明史》記載，崇禎死前藍色袍服上書：“朕自登基十七年，雖朕薄德匪躬，上幹天怒，然皆諸臣誤朕，致逆賊直逼京師。朕死，無面目見祖宗於地下，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朕屍，勿傷百姓一人。”
明朝官員
崇禎帝時期的明王朝積重難返，並非崇禎帝一人之過
寧遠兵變，表明傳統衛所兵役制度，與新興親衛兵的摩擦激化，衛所駐軍已喪失軍紀，而親衛兵卻能夠優先享有補給而置身事外。
崇禎帝盲目懲治閹黨，導致各級官員惶恐難安，國家政務處於癱瘓，東林黨人不顧民間疾苦，在國家動亂之際斂財加劇社會矛盾。
此時的明王朝兵將無上陣殺敵之勇，朝臣無盡忠愛民之舉，百姓亦無擁戴崇敬之心，王朝註定在內憂外患中走向滅亡。
寧遠兵變，是明王朝兵役制度與賦稅制度崩潰結果，嚮明王朝拉響了警鐘，卻沒能真正警醒崇禎帝與滿朝文武。
文獻參考：《明史》《明經世文編》《朝鮮王朝實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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