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酷吏不同于今天的酷吏，内中也有清浊正邪之分。如郅都、张汤等，用法严苛，但还算清正之官，任内也做了些实事。说到清正的酷吏，大家脑子里或许还会想起另一位鼎鼎有名的清官——海瑞。
海瑞抬棺骂嘉靖皇帝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他刚正秉性和死谏直谏的勇气在古代士大夫中也是凤毛麟角的，史书、笔记、小说中还有他许多为官清廉的故事，不光如此，他还是个能臣干吏，在以前的文章中我们详细讲解过这个人物。对海瑞有酷吏的印象，很大部分原因是传说他为了清廉名声而活活饿死了自己的小女儿，其实这是文人笔记里记载的事儿，不足征信。
史书上倒还真有他施法严酷的记载：“举太祖法剥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贯论绞，谓今当用此惩贪。”海瑞上疏建议皇帝，凡是官员贪八十贯就要处以绞刑，《明史》评价这个建议为“劝帝虐刑”，其实正如海瑞奏疏说的“陛下励精图治，而治化不臻者，贪吏之刑轻也。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礼之说，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礼，而民则何辜哉？”海瑞的残酷是对那些贪赃枉法的官吏，绝不是对平民百姓的，后世人反以为海瑞是酷吏，不辜负了刚峰先生一片爱民之心了吗？
循吏，是与酷吏相对应的。司马迁在《循吏列传》开宗明义：“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不是严刑峻法，而是守法循理的官吏。司马迁记载了五个循吏的事迹，也寄予了他的政治理念。
第一位是孙叔敖。
楚庄王觉得货币轻，就更换更重的货币，百姓觉得不便利，市场扰乱，一下子就萧条了。楚相孙叔敖就向楚庄王进言，还是换回原来的货币比较好，果然不出三天，市场繁荣就恢复了。
楚国民俗喜欢矮车子，楚王觉得矮车子不方便马拉车，就要当时下令人人把家里的车子都垫高。孙叔敖觉得一下子强制改变多年来形成的民俗，百姓会不知所从，就劝楚王：“您如果一定要把车子都变高，那还有别的办法，可以下令百姓们把家家的门槛都提高。乘车子的都是有身份的人，不会出门一趟下车好几次的。”楚王听从了建议，过了半年，百姓们自己就把车子都垫高了。
这时司马迁发表了感叹：“此不教而民从其化。”他理想的循吏能通过巧妙的方法使百姓们自己行动起来，达到自己施政的目的，而不是像楚王一样，只依靠自己这一纸政令，而不顾扰民与否。
第二位是郑相子产。
传中没说具体的故事，只是概括性的说：“为相一年，竖子不戏狎，斑白不提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贾。三年，门不夜关，道不拾遗。四年，田器不归。五年，士无尺籍，丧期不令而治。”
其实子产也是孔子特别推崇的一位政治家，他死的时候，孔子还哭道：“子产，古之遗爱也。”他施政的理念在别书也可见，最著名的是“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乡校是郑国百姓论政的地方，“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有人就建议子产把乡校给废了，省得百姓天天指摘当政者得到过错。子产却说，百姓的诉求很值得参考，他们喜欢的就该推行，深恶痛绝的也应该废止，绝对不能作威作福堵塞言路。这一点上，子产的作为还值得舆论收紧的今天参考。
这二位有儒家仁政的理想，也有道家无为而治的风范。不过司马迁说的循吏既要守法，又要循理，当两者出现冲突时呢？
传中有位叫石奢的，楚昭王的丞相。走在路上，看见县城有人杀人，追上去抓追凶犯，却是自己的父亲。思忖片刻，父子伦常，如果抓父亲入狱，就是不孝，放了父亲，又违背法律，这是不忠。所以，他就把父亲放走了，自己去认罪伏法，既循伦理，又遵法律，这就是个称职的循吏了，这样的选择《孟子》里就有。
《史记》有七十列传，第七十是《太史公自序》，就是司马迁给自己写的传，其中有一句说：“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原来，他理想的循吏最好是奉法循理而无功无过的官吏。今日来看“无功无过”不免有些不作为的意思了。《大明王朝1566》里的赵贞吉，信奉的不就是“我不求有功，无过便是功”的政治理念，然后一意逢迎皇帝，而不顾百姓的生死吗？循吏，不该只是无功无过的工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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