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中期，有一段時間政治略微顯得有些清明，百姓們的生活也相對安定，這個時期被後世史學家稱之為
"弘治中興"。今天我們就來聊聊這段故事，看看這個弘治皇帝究竟實行了什麼善政，居然獲得了"中興之主"的令譽。一個時期之所以會被稱之為"中興"，至少有一個原因，那就是他前面的那個時代是無比黑暗的。"弘治中興"也不例外，在它之前，成化皇帝朱見深的統治，可以說是明王朝最黑暗的時代之一，臭名昭著的西廠就是在那個時期建立的，正是有著那個時期暴戾的統治，所以才會襯托出弘治皇帝時期的清明。
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八月，明憲宗朱見深死去，九月，十八歲的皇太子朱祐樘即位，這就是明孝宗。以次年為弘治元年(1488年)。按照明代以年號作為皇帝名稱的慣例，所以他又被稱之為弘治皇帝。
明孝宗共在位十八年，舊史對其多有譽語。有的把他和漢文帝宋仁宗相提並論;有的說，明代皇帝中，太祖、成祖而外，可稱者只有仁宗、宣宗和孝宗;更有的為他加上了"中興之令主"的稱號的。
這些評價，不能說沒有溢美，但在一定意義上反映了明孝宗的基本狀況，弘治皇帝也確實做出了不少功績，我們來看看都有什麼。
功績之一：斥逐奷邪
明孝宗也就是弘治皇帝，即位的時候，所面臨的局面可以說是一個大爛攤子。他的父親明憲宗朱見深由於重用宦官和姦佞，所以造成了"朝多秕政"。
弘治皇帝為了刷新政治，改弦更張，他首先是在用人上進行整頓，斥逐奸邪，選用正直的官員。他動用鐵的手腕，懲治了許多在成化年間，權勢熏天，能夠呼風喚雨的宦官和佞臣。
《明史》、《明通鑑》和《紀事本末》對此的記載是相當的多，我們來簡單的舉幾個例子。
例一：太監梁芳，"貪黷諛佞"，在成化年間通過嚮明憲宗寵愛的萬貴妃"日進美珠珍寶"，得到其歡心，從而"擅寵於內"。許多奸佞之徒走他的門路而得重用，與他"共為奸利"。他取"中旨授官累數千人，名傳奉官，有白衣躐至太常卿者＂。孝宗在即位後的第六天，就把他"謫居南京，尋下獄"。
例二：奸佞李孜省，在成化年間作惡多端，權勢很大，"搢紳進退，多出其口，執政大臣萬安、劉吉、彭華從而附麗之"。孝宗即位後，於斥逐梁芳的同一天，也把他謫罰成邊，後來又將他逮捕入獄。
例三 ：成化年間“傳奉之例既開，文武僧道濫恩澤者數千，一時諸雜流加侍郎、通政、太常、太僕、尚寶者，不可悉數"，西番僧"授西天佛子、大國師、國師、禪師者不可勝計＂，"緇衣、羽流加號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孝宗即位後，不出兩月，即下令汰傳奉官，右通政任傑等二千餘人被罷免，又下令罷遣禪師、國師、真人等一千數百人的。
例四：萬安，四川眉州人，自成化五年(1469年)入內閣參機務，然而毫無才能，"既柄用，惟日事請託，結諸閹為內援"。為了找靠山、穩固地位，竟通過宦官向萬貴妃大獻殷勤"自稱子侄行＂。孝宗當太子時，已"稔聞其惡"，即位後，在官中發現一篋奏疏，內容都是講房中術的，末尾的署名又都是"臣安進"，於是派人拿著這些奏疏到內閣找萬安，指責他:"是大臣所為乎?萬安羞愧難言。"已而科道交章論之"，孝宗遂下令罷免其官職。
例五：江夏僧人繼曉，早在成化二十ー年(1485年)已由於言官的"極論其罪，始勒為民"。弘治元年(1488年)十月，"給事中林廷玉復請逮治"，於是明孝宗下令把這個妖僧處以死刑。
除此此外，弘治皇帝還罷免處罰了另外一些奸邪之徒。這系列行動，就好像是一陣暴風驟雨一樣，沖刷這大明王朝的肌體。這為全面刷新政治，起了掃清障礙的作用。史書上是這樣評價弘治皇帝這次廉政風暴的。
"先朝妖佞之臣，放斥殆盡"。
功績之二：任用賢能
弘治皇帝在罷斥奸邪的同時，也開始任用賢能。而這個方針，在他在位期間始終得到奉行。谷應泰在他的《明史紀事本末》中曾對弘治皇帝有著經典的評價，他用了短短二十個字 來評價弘治皇帝是如何任用賢能的，我們不妨來看看。
"置亮弼之輔，召敢言之臣，求方正之土，絕壁幸之門。"
字句雖然不多，但是精闢的總結出了弘治皇帝的用人之道。為了保證將這一項措施進行到底，弘治皇帝很注意對各級官吏的考察。弘治皇帝為了掌握官吏的情況，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他讓吏、兵兩部把兩京文武大臣、在外知府、守備以上官員的姓名抄下來，貼在文華殿的牆壁上。
弘治皇帝為什麼要這樣做？《明史》中有答案。那就是："有遷異者，易以新除"。不僅如此，弘治皇帝害怕下面的官員欺哄自己，更是為了讓官吏的考察符合實際，他多次指示吏部、都察院要認真考察。
"考察進退人オ，務得實跡以聞"。
綜上所述，正是由於明孝宗注意任用賢能，所以在弘治時期形成了"朝多君子" 的盛況，出了許多名臣，其中著名的有王恕、馬文升、劉大夏、劉健、謝遷、李東陽等人。我們來簡單的介紹一下。
王恕，陝西三原人，一向以"好直言"著稱，成化時期，"侃侃論列無少避，先後應詔陳言者二十ー，建白者三十九，皆力阻權幸。天下傾心慕之，遇朝事有不可，必曰：王公胡不言也?＇則又曰：公疏且至矣＇。已，恕疏果至。時為謠曰:"兩京十二部，獨有王恕。"
王恕的這種品行，在弘治皇帝父親成化皇帝時代，十分的不討好，他被"貴近皆側目"，而昏庸的成化皇帝更是"亦頗厭苦之"，終於使他"不得立朝"，在成化末年被強迫"致仕"。
弘治皇帝即位後兩個月，由於許多大臣的推薦，致仕家居的王恕被任命為吏部尚書 ，直到弘治六年(1493年)間五月，他一直擔任這個職務。孝宗皇帝對他很信任，而他也非常感謝皇帝的知遇之恩，竭誠相報。
"感激眷遇，益以身任國事"，"先後以災異條七事，以星變陳二十事，成切時弊"。
王恕在吏部侍郎彭韶等人的輔佐下，"甄人才，核功實，仕路為清"，他先後引薦的人才有耿裕、彭韶、何喬新、周經、李敏、張悅、倪嶽、劉大夏、戴珊、章懋等人，這些人都被稱之為"皆一時名臣"。
馬文升，湖廣鈞州(今河南禹州市)人，"有文武オ，長於應變，朝端大議往往待之決"。成化ニ十二年(1486年)，由於李孜省進譖言，由兵部尚書調南京。孝宗即位後，召拜左都御史。不久，被任命提督十二團營。弘治二年(1489年)，又擢任兵部尚書，督團營如故。這時因兵政久弛，"西北部落時伺塞下"，馬文升嚴核諸將校，黜貪懦者三十餘人。好人怨恨，夜間持弓矢等在他的門口，企圖行刺;還有的作謗書，射入東長安門內。明孝宗得知後，立刻命令錦衣追捕，並撥騎士十二人，"衛文升出入"。直到弘治十四年(1501年)，由於改任吏部尚書，馬文升才離開兵部尚書之職，前後凡十三年。史書中對馬文升評價是相當的高。
"盡心戎務，於屯田、馬政、邊備、守禦，數條上便宜。國家事當言者，即非職守，亦言無不盡"。
劉大夏，湖廣華容人。成化初"除職方主事，再遷郎中。明習兵事，曹中宿弊盡革。所奏覆多當上意，尚書倚之若左右手＂。弘治二年(1489年)，遷廣東右布政使，弘治六年以吏部尚書王恕薦，擢右副都御史，治河張秋。後歷任左副都御史、戶部左侍郎等職，弘治十五年拜兵部尚書。他能夠將民間的真實情況毫無忌諱地嚮明孝宗報告。有一次，明孝宗在便殿召見劉大夏，問他說:"卿前言天下民窮財盡。祖宗以來征斂有常，何今日至此?"他回答說:"正謂不盡有常耳。如廣西歲取鐸木，廣東取香藥，費固以萬計，他可知矣。"明孝宗又詢問土兵的情況，他回答說:"窮與民等。"弘治帝很不理解，繼續問:"土兵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故窮?"他報告說:"其帥侵克過半，怎能不窮!"
聽了這番話，明孝宗感収地說:"朕臨御久，乃不知天下軍民困，何以為人主!"遂下詔嚴禁。明孝宗"察知大夏方嚴，且練事"，對他極為親信，數召見決事。"大夏每被召，跪御榻前。帝左右顧，近侍輒引避。嘗對久，憊不能興，呼司禮太監李榮掖之出。一日早朝，大夏固在班，帝偶未見，明日諭日:"卿昨失朝耶?恐御史糾，不果召卿。＇其受眷深如此"。
劉健，河南洛陽人，成化時任少詹事，充東宮講官，受知於孝宗。孝宗即位後，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人內閣參機務，弘治十一年(1498年)成為首輔。
謝遷，浙江餘姚人，孝宗做太子時，已充當講官;孝宗即位後，"與日講，務積誠開帝意。前夕必正衣冠習通，及進講，敷詞詳切，帝數稱善"。弘治八年，入內閣參預機務。
李東陽，湖廣茶陵人，弘治八年與謝遷同日登用入內閣參預機務。弘治後期，孝宗"在位久，益明習政事，數召見大臣，欲以次革煩苛，除宿弊"。
劉健、謝遷、李東陽等三人，各有特點，當時人評論說:“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其中劉健、謝遷政績尤其突出。這個評論是有一定根據的。
"同心輔政，竭情盡慮，知無不言。初或有從有不從，既乃益見信，所奏請無不納，呼為先生而不名。每進見，帝輒屏左右。左右間從屏間竊聽，但聞帝數數稱善"。
正是由於明孝宗"明於任人"，這就使得他在改良朝局國政，在官員支持上得到了保證。
功績之三：廣開言路
弘治皇帝即位後，他是很注意廣開言路。
他一上臺，由於虛心納諫，所以就立刻形成了臣子紛紛上書的生動局面。"是時上更新庶政，封章旁午言路大開"。
當時不僅僅是大臣們上表言事，就連尚未做官的太學生也踴躍上疏提建議，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弘治皇帝剛剛即位幾個月，他想在在萬歲山強建個棕棚，以備登臨眺望，太學生虎臣得知消息，當即"上疏切諫"。祭酒費誾擔心自己受牽連，就"鋃鐺系(虎)臣堂樹下"。但過了不久，就有官校傳令，把虎臣召到皇宮的左順門，"傳旨慰諭日:若言是，棕棚已毀矣。"費誾聽到消息，十分慚愧，而虎臣則從此名聞都城，"頃之，命授七品官，為雲南知縣＂。
從虎臣之大受獎勵這件事情上來說，弘治皇帝對敢言直諫是極力提倡的，而這種虛心納諫的實際行動 ，鼓勵了當時朝野人士敢言直諫。像這樣虛心納諫的事例有很多，我們簡單說幾個。
弘治九年(1496年)閏三月，少詹事王華在文華殿進講《大學衍義》，"至唐(宦官)李輔國與張後表裡用事，指陳甚切"。"時內侍李廣方貴幸，招權納賄。華諷上"。弘治皇帝聽後不僅沒有加罪王華，反而"樂聞之，命中官賜食"。
弘治十年二月，孝宗在後苑遊玩之後，"御講筵"，侍講學士王鏊因而進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畋＇，反覆規切，上為動容"。孝宗事後對王鏊也沒有怪罪，而是對當時誘導他遊玩的宦官李廣說:"講官所指，殆為若輩，好為之!"自此之後，"遂罷遊獵"。
弘治皇帝除了虛心納諫，勸導臣下踴躍進言之外，還經常直接鼓勵臣下知無不言。弘治十七年九月，在經筵進講中，講官的講章中有"以善道啟沃他"一句，太監李榮認為""他"字不是對上語"，觸犯了忌諱，向皇帝告狀。
弘治皇帝聽後，根本不把它當成什麼罪過，並且為了避免講官因此而不肯大膽規諫，特地召來大學土劉健等說:"講書須推明聖賢之旨，直言無諱。若恐傷時，過為隱覆不盡，雖日進講，亦何益乎!"而且又明確要求他們:"傳語諸講官，不必顧忌。"
明孝宗如此鼓勵臣下直言無諱，從而廣開言路，使臣下能夠大膽獻策獻計。廣開言路政策的實行，使明孝宗能夠集思廣益，看到不足之處，找出解決問題的方案，這便為其改良政治創造了條件。
功績之四：溫和的政治改良
弘治時期在政治上的改良，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勤於政事。史書上記載弘治皇帝，有
"勤求治理"之譽，這基本上是符合事實的。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無疑是勤於治國的，但是從正統以後的歷代皇帝，每天就只有一個"早朝"了，而且"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這樣一來，皇帝與大臣見面的時間很少，只好聽信"左右之人"，對大臣的瞭解不可能深入，甚至"未免以直為枉，以枉為直"。
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吏部尚書王恕針對這個弊端建議，除"早朝"之外皇帝還要"日御便殿，宣召諸大臣，與之講論治道，謀議政事，或令轉對，或閱其章奏"。王恕認為，這樣做不僅可以加深對大臣的瞭解，得以隨才任使，而且還可以啟沃聖心，提高處理政事的才能。弘治皇帝覺得王恕說的有理，就開始增加"午朝"，每天於左順門接見大臣。
第二，注意節儉。弘治年間，正直的大臣經常向弘治皇帝建議節儉，而他也都能予以採納，說明這一時期對節儉是很重視的。弘治元年(1488年)三月，都御史馬文升陳時政十五事，其中的一條是"節費用以蘇民困"。
"一應供應之物，陛下量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
馬文升的言語極為尖銳、深刻，一般的皇帝可真的接受不了。但是弘治皇帝卻對他的建議，"嘉納之，悉施行"。
弘治二年(1489年)十ー月，"有星幸於天津"，詔大臣極言時政得失。左侍郎倪嶽上疏說:"當今民日貧，財日匱，宜節儉以為天下先。"倪嶽還具體提出了，要"減齋醮，罷供應，省營繕"。弘治皇帝對他的建議又是"俱採納焉"。
弘治十四年八月，大學士劉健等因軍興缺餉上言:天下的財富，其生有限，而"光祿歲供增數十倍，諸方織作，務為新巧，齋礁日費數萬，太倉所儲，不足餉戰士，而內府取人，動四五十萬。宗藩、貴戚之求土田、奪鹽利者，亦數千萬"。再加上大興土木，官吏冗濫，"財安得不匱!願陛下絕無益之費，躬行節儉，為中外倡"。
弘治皇帝對這個建議很重視，他立即"減光祿寺供奉"，將之恢復到弘治元年時的標準。
成化年間，光祿寺增加了坐家長隨八十餘員，傳添湯飯中官百五十餘員。"天下常貢不足於用，乃責買於京師鋪戶"，而物價卻並不及時支給，商人因此負累不堪。
這時，兵部尚書劉大夏也"因天變"要求改革，明孝宗乃下令"裁減中官，歲省銀八十餘萬"。這些都是弘治皇帝勤於節儉的事例。
第三，制約皇親國戚，親近宦官的勢力。皇親國戚和親近宦官，在有明一朝中，勢力極大。他們倚仗皇權，為非作歹，也是明中期的一個嚴重社會問題。
然而在弘治年間，因為弘治皇帝對這一問題相當注意，竭力抑制他們的胡作非為，侵害一般老百姓。所以皇親國戚和親近宦官在弘治皇帝時期，這類事件要少的多。弘治三年(1490年)閏九月，明孝宗曾申明禁令，約束宗室不得私佔百姓土地，不得藉機盤剝百姓。
"禁宗室、勳戚奏請田土及受人投獻"。
雖然當時弘治皇帝下有嚴令，但是當時的勳戚近幸們卻不肯遵守有關規定，他們"縱家人列肆通衛，邀截商貨，都城內外，所在有之"。
明朝規定："王公，僕從二十人;一品，不過十ニ人"。
而此時"勳戚多者以百數，大乖舊制"。弘治九年九月，尚書屠滽等人針對這種現象上言，要求皇帝戒諭勳威，以正國法。
"凡有店肆，悉皆停止。更敕都察院揭榜禁戒，擾商賈奪民利者，聽巡城巡按御史及所在有司執治。仍考水樂間榜例，裁定勳戚家人，不得濫收"。
弘治皇帝從善如流，他根據大臣門的這個建議，再一次下達了關於"禁勢家侵奪民利"的命令。弘治皇帝所下的可不是一紙空文，他是鐵了心的要扭轉這種局勢的，這從他對張皇后的兩個弟弟張鶴齡和張延齡的制裁，就能看出當時抑制皇親國戚作惡的政策。
張鶴齡兄弟都仗勢"驕肆，縱家奴奪民田廬篡獄囚，數犯法。(弘治)帝遣侍郎屠勳、太監蕭敬按得實，坐奴如律。敬覆命，皇后怒，帝亦佯怒。已而召敬曰:'汝言是也。＇賜之金"。弘治十八年三月，戶部主事李夢陽上書"指斥弊政＂"，洋洋數萬言，其中指斥張鶴齡尤其嚴厲，揭發他"招納無賴，罔利賊民，勢如翼虎"。皇后之母金夫人及張鶴齡深為怨恨，天天"泣訴於上前"。孝宗不得已，下李夢陽於獄。科道官紛紛上疏營救，金夫人猶在孝宗面前泣涕，求加重刑。孝宗遂大怒，推案而起。既而法司請示處理意見，孝宗毫不猶豫地提筆批示:"夢陽復職，罰俸三月。"過了一些日子，孝宗夜遊南宮，張鶴齡入內陪酒，皇后、金夫人也在場。"酒半，皇后及金夫人起更衣，上出遊覽，獨召鶴齡語，左右莫聞也，惟遙見鶴齡免冠，首觸地"。"蓋因夢陽言罪壽寧也"。
從這件事上我們可以看出弘治皇帝對制約皇親國戚權力的決心。
第四輕徭薄賦，減輕農民負擔。弘治時期，其實並沒有從
制度上對賦役進行突出的改革，但在減輕百姓負擔上卻做了一些好事，這主要表現在減免災區的賦稅徵收上，有時甚至還拿出官府的財物，對災民進行救濟。這類記載史書中極多，其中規模較大的便有如下幾次。弘治三年(1490年)二月十日，"免河南被災秋糧"。同月十二日，戶部請免南畿、湖廣稅糧，弘治皇帝說:"凶歲義當損上益下。必欲取盈，如病民何!"於是全部批准。
弘治四年八月，"以水災，停蘇州、浙江今年織造"。
弘治六年，全年中"以災蠲者，兩京外，山西太原諸府平陽諸縣夏稅，河南開封諸府夏稅之半，祥符諸縣秋糧。又免瀋陽衛屯糧六萬四千餘石。賑則自蘇松外，山東飢甚，巡撫王霽先後請發帑金五十餘萬，米二百餘萬石，選廉能吏驗口給之，凡活饑民二百六十餘萬"。
弘治十一年，免南畿、山西、陝西、廣東、廣西被災稅糧。
弘治十四年，對兩畿、江西、山東、河南等災區既免稅糧，又搞賑濟。
弘治十六年九月，賑濟兩畿浙江、山東、河南、湖廣等地的被災軍民。
上面所舉的事例，並不是全面統計，但是由此已然可以看出，弘治時期的減免賦稅和賑濟災民，次數相當之多，涉及的地區相當之廣。
弘治皇帝和他的大臣們，他們所進行的這些改良朝政的活動，毫無疑義，都是有利於當時的生產發展和社會安定的，在歷史上起到了進步作用。而弘治一朝，也是政治上的一個相對穩定時期。
每個封建王朝的承平時代，皇帝們都是比較容易走上貪圖享樂、不理政事的邪路。但是弘治皇帝和他的大臣們卻並沒有走上這條邪路，而是勵精圖治，這是難能可貴的。
《明史》對弘治皇帝的評價是："晏安則易耽怠玩，富盛則漸啟驕奢。孝宗獨能恭儉有制，動政愛民，兢兢於保泰持盈之道，用使朝序清寧民物康阜。《易》日:"無平不陂，無往不復，艱貞無昝。＇知此道者，其惟孝宗乎!"
這個評論雖然有點誇的過分了，但是它的基本論點，卻還算是公允的。弘治皇帝之於明朝，不僅僅是中興之主，同時也是為數不多的好皇帝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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