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史稿·穆宗本纪》有载：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己亥，上不豫，命李鸿藻代阅章奏。十二月辛未，上疾大渐，崩於养心殿，年十九。
从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发病，到十二月初五驾崩，一共36天的时间，即使在同治皇帝“上疾增剧”到其“酉刻，崩于养心殿东暖阁”之间，也应该有充足的时间留下传位遗诏。毕竟，当时的慈禧太后已经撤帘归政将近两年，已经19岁的同治皇帝也绝对拥有了对皇位继承人的理智判断和选择。
根据清朝官方文献的记载，同治皇帝驾崩以后，两宫皇太后才紧急召见王公大臣“入奉懿旨”，直接以大行皇帝“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的名义，做出了“以醇亲王之子载湉承继文宗为子，入继大统，为嗣皇帝”的决定。
也就是说，在长达36天的时间里，19岁的同治皇帝都未对身后皇位做出任何安排，甚至连皇位继承人的选择意见都没有发表过。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一个已经成年，能够做出理智选择并且亲政将近两年的大清皇帝，会对皇位传承不闻不问，直接放手于两宫皇太后做出选择？
当然不可能。
正史之外的同治帝遗诏记录
在清代文人天嘏所成《满清外史》中，对于同治皇帝临终立下传位遗诏的事实，就有过详细记录。在同治皇帝“疾大渐”的关键时刻，紧急召见了被委以“代阅章奏” 之权的李鸿藻。自咸丰十一年开始，李鸿藻就开始担任载淳帝师，乃系载淳最为信任的臣属之一。在此关键时刻，同治皇帝召见心腹重臣，必有要事相托。
在李鸿藻的见证下，同治皇帝问到视疾在旁的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朕倘不讳，必立嗣子，汝果属意何人，可速言之”。阿鲁特氏回道：“国赖长君，我实不愿居太后之虚名，拥委裘之幼子，而诒宗社以实祸”。
鉴于同治皇帝年幼而被慈禧太后窃取朝政大权的教训，阿鲁特氏并不在意什么太后虚名，不希望选择年幼君主。于是，在同李鸿藻商讨之后，同治皇帝下达了“以贝勒载澍入承大统，且口授遗诏，令鸿藻于榻侧书之”的命令。
可生性胆小的李鸿藻，在协助同治皇帝完成这份势必会引起朝野震动乃至直接将自己置于死地的遗诏后，“战栗无人色”，转脸将遗诏草稿交给了慈禧太后。随后，便是慈禧太后的必然反应：
怒不可遏，立碎其纸，掷于地，叱鸿藻出，旋命尽断医药饮膳，不许入乾清宫。移时，载淳死，耗闻于外矣。
另外，在《清代野史》中，也有着“及帝弥留之际，后不待召哭而往，问有遗旨否，且手为拭脓血。帝力疾书一纸与之”的记载。甚至，在《光绪朝东华录》中，对于同治皇帝是否预留传位遗诏的记载，也有着“穆宗毅皇帝弥留时，遗诏以嗣皇帝仁孝聪明，必能仰承付托”。
时年未满5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要说其聪明尚有可信之处，说其仁孝必不可能。也就是说，《东华录》中对于同治皇帝所选嗣皇帝，而并不是指的后来的光绪皇帝。
同治皇帝选择爱新觉罗·载澍为皇位继承人的可能性
关于同治皇帝临终预留传位遗诏的记载，并非出自清朝官方文献（有慈禧太后当权，这件事本就不会出现在正史记载中），但如果了解了李鸿藻、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爱新觉罗·载澍的最终归宿，或许就能证明这件事的真伪。
1、李鸿藻
《清史稿·清史稿·列传二百二十三》有载：
十三年，上有疾，命代批答章奏；旋崩，自劾辅导无状，罢弘德殿行走。
同治十三年十月，同治皇帝身染天花以后，李鸿藻非但没因为“辅导无状”而自请惩治，反而被授予了“代阅章奏” 的巨大权力。可在同治皇帝驾崩以后，李鸿藻却来了一个“自劾”，这是自认为罪孽深重，还是最佳的自保选择？更关键的是，慈禧太后虽然痛快的批准了他的奏折，如此大过，却只给予了“罢弘德殿行走”的象征性惩治。可就在光绪二年，这个被慈禧太后惩治的李鸿藻，却一跃成为了“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显赫人物。
慈禧太后和李鸿藻之间欲盖弥彰的表现，似乎能够直接说明李鸿藻在同治皇帝预留传位遗诏中的特殊贡献。
2、孝哲毅皇后阿鲁特氏
在同治皇帝驾崩仅仅两个半月以后，年仅22岁的孝哲毅皇后猝然崩逝于储秀宫。清朝官方文献对于孝哲毅皇后的死因为“痛经大行皇帝龙驭上宾，毁伤过甚，遂抱沉疴”。可在民间文献的记载中，阿鲁特氏的死因却并非如此。
同治皇帝驾崩，“钦奉两宫皇太后懿旨”，爱新觉罗·载湉登基为帝，阿鲁特氏“以与所草之遗诏不符，剧悲痛”。事情被慈禧太后获悉后，“亟召至，遽批其颊”。痛失丈夫后，又遭如此羞辱，于是阿鲁特氏“痛不欲生，旦夕悲啼，目尽肿，遂随载淳而去”。
在清朝官方文献的记载中，二月十九日，光绪皇帝已经“侍慈安端裕康庆皇太后、慈禧端佑康颐皇太后幸储秀宫，视嘉顺皇后疾”；可在申刻，慈禧太后又单独带着年幼的光绪皇帝来到了阿鲁特氏所在的储秀宫
“视疾”。第二天，阿鲁特氏便崩逝。如果是因为阿鲁特氏病重，需要慈禧太后再次视疾，为何慈安太后不一同前往？要知道，慈安太后和阿鲁特氏之间的关系，绝非慈禧太后能及。这些都能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阿鲁特氏的崩逝并非“循序渐进”，更不是什么“卧疾已久，今益剧矣”，而是被慈禧太后痛下了杀手。
3、爱新觉罗·载澍
这个比同治皇帝小14岁的清朝皇室远支堂弟，乃系康熙皇帝皇长子爱新觉罗·胤褆之后。对于载澍的选择，明显违背了阿鲁特氏不希望选择年幼君主的建议，同治皇帝为何做出如此决定，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个原本注定默默无闻的远支宗室却在光绪朝经历了过山车一般的经历。
据《爱新觉罗宗谱》记载，光绪四年，慈禧太后下令将载澍过继给了道光帝第九子爱新觉罗·奕譓为嗣子。注意，此时拥有同等过继资格的近支皇室宗亲有很多，为什么偏偏是一个远的不能再远的远支宗亲成为了奕譓的嗣子？况且，当时载澍的父亲奕瞻虽然已有两子，但其出生于光绪二年的第二子，尚未度过早夭的2岁年龄大关。
被过继给奕譓后，载澍的命运来了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光绪二年，封多罗贝勒；光绪五年，賞戴三眼花翎；光绪十年，上书房读书；光绪十二年，内廷行走；光绪十五年，赏穿四团行龙补服；光绪二十年，赏穿黄马褂，可谓极尽恩宠。可在光绪二十五年，就在慈禧太后宣布立溥儁为大阿哥，
“入继穆宗同治帝为嗣”，准备让其接过光绪皇权以后，载澍却被处以“革去贝勒，交宗人府永远圈禁”的严惩。
一个原本默默无闻的皇室远支宗亲，却被慈禧太后用尽心思的安排，而且其受尽恩宠和失去圣宠的时间节点又如何巧合，这都足以说明载澍身份的特别性和敏感性。同治皇帝选择其为后继之君的坊间传闻，绝非虚言。
参考文献：《清史稿》、《清实录》、《满清外史》、《光绪朝东华录》、《爱新觉罗宗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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