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懇求你，請問現在幾點鐘？”
“你應該問我現在是什麼時候；森林裡沒有時鐘。”
（莎士比亞）
“晚安。”
輸入這兩個字，按下發送鍵，你被刑滿釋放了——作為社畜與薪奴。
你卸下精緻妝容與筆挺領帶的“枷鎖”，一頭扎入了各式垃圾快樂中不能自拔，從這個屏幕到那個屏幕時，我們把時間切割成越來越薄的薄片，直到它從指間流逝殆盡。
儘管我們腦子深處還是有個時鐘，或者說是第二日重回“社會監牢”的倒計時，在滴答作響。
於是你採取了反擊。
肥宅快樂水、甜食、肥皂劇、無腦綜藝、一人份豪華宵夜、酒精……這些物質讓我們的血糖飆升，迎來多巴胺的溫柔撫慰，並麻痺了我們的煩惱、悲傷與憂愁，讓我們遁入了一個由化學變化所引發的幻想世界。
在這個“欺騙性現在”的時間中，那惱人的“滴答滴答”似乎停止了，一切都令人歡愉愜意。
雖然最後你在沉沉睡去之際，腦裡和胃裡又一次充滿了空虛與懊悔，像往常那樣——
“我發誓，明天開始一定要早睡早起……”
夜復一夜，日復一日，周復一週，年復一年。從深夜到清晨，從幼兒園到退休，我們為了節省時間而匆忙過活。但效果甚微。因為只要是生活在現代社會，我們的生命時間從一出生就已經處於經濟法則。在這套時間經濟學的支配下，每一個人生階段都按照標準化履歷表在行進著：某人從何時起到何時止是兒童，從何時起到何時止是青年，從何時起到何時止是成年；哪些時間要準備服役或者哪些時間要用於孩子的生育和教育；什麼時間離休或退休。
從法律上，這些都是強制性的；從倫理上，你對這一套時間結構也再熟悉不過，聽聽：“什麼年紀該做什麼事。”
用線性的方式來體驗時間——持續向前，持續做事和完工，持續忙碌，持續加速，持續增加動力，直到不曉得要如何停止。
這套社會時鐘而不是自然時間，最終把我們從“生活的人”（human beings），變成了“做事的人”（human doings）。
“休閒時間”：現代消費社會的腹黑心機
“996”“007”還是“247”？
不，這些咒語般的數字不是你考慮的範圍。
你能掌控的，只有今天是否再偷喝一杯珍珠奶茶（備註：少糖多料）、週末湊幾個人去開黑，或是趁“618”還是“雙11”去勇敢清空（小部分）購物車。
只是千算萬算，你還是算不過這個現代消費社會的腹黑心機。
根據馬克思的觀點，不是思想——而是勞動，將人與動物區分開來。人不是理性動物，而是勞動動物，其生命被分成兩個區域：用於生產的時間和用於再生產的時間。
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週末”的概念依附於“工作日”，也就是說，週末是一種被動的消遣，卻又是必須消磨和驅趕的。
因為只有你休息好了，才能繼續去上班——“週一忙day，週二求死day，週三未死day，週四受死day，週五福來day，週六灑脫day，週日傷day”……網友的黑色幽默總是透露著事實的真相。
社畜的休息時間的價值還不止如此。
馬克思的女婿保爾·拉法格（Paul Lafargue）在1883年出版的《懶惰的權利》一書中提出了這樣的理論：資產階級必須由勤奮變懶惰，因為工業社會不僅依賴於生產，還依賴於消費。
喬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則在1933年所寫的《消費的概念》一文中指出，每個社會都必須應付兩大主要問題：用於自我保存的生產和用於種族繁衍的生產，這體現了所有社會體系發展的起始點——消費以及對剩餘產品和能量的摧毀。
也就是說，所有所謂的“休閒時間”——下班後、週末、年假、黃金週，除了作為讓我們恢復勞動能力而存在，其實是一種經消費社會所精心算計的“專供消費的時間”。
這意味著更多的日用品、休閒活動、娛樂項目、信息資訊相爭奪人們膨脹的視野和擴張的時間。
這些由我們在工作日裡生產出來的產品，迫切地要求我們在休息日去銷燬。
它們都是為了被摧毀而建設起來的——“一切堅固的東西”——從我們身上的衣服到織出它們的織布機和紡織廠、操縱機器的男男女女、工人們所居住的房屋和小區、僱傭工人的工廠和公司，一直到將所有這些人和物包容在內的城鎮、地區乃至國家。
消費與摧毀，就是生產本身。
作為社畜，勞動越多，生產越多，我們的個人時間被壓榨的就越多，消費的也越多。你會從有積蓄變成月光族，再從月光族開始欠花唄和信用卡，最終成為“隱形貧困人口”——每個月消費可能幾千上萬，但是一分積蓄也沒有。
最終，我們每個人都是在空轉，把屬於現時的不安與慾望像垃圾處理一樣寄存到“未來”，企圖從那裡透支一點個人時間自由。
時間加速之謬論
“沒時間”“來不及”“再不……就老了”“感覺每天時間都不夠用”……很多人一直在追著時間屁股後面跑，被帶得氣喘吁吁還要拼命追，但從來沒有趕上過時間。
他們總是在想辦法節約時間，省下的時間卻用來失眠、焦慮與彷徨；他們總是匆忙地從一個事件趕向另一個事件，從一個信息趕向另一個信息，從一個情景趕向另一個情景，走馬觀花般地穿梭於“生命的諸多可能性”之中。
這讓我們認定了一個“事實”：生活在加速著。
人們把加速解釋成現代性的主要推動力，它們猜想到處存在著一個速度的提升，就像火車、網速與資本那樣。隨著這個加速，越來越多未來被消耗，而過去的貶值速度也越來越快。
這種不斷挺進的“創造性破壞”引起了另一種文明問題：過時，即技術老化、廢棄物產生。
就像不斷推陳出新然後被淘汰的數碼產品那樣，為了避免成為現代社會機器的“廢棄物”，人類也必須活得更有彈性——必須不斷重新學習，比我們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過時得更快；必須對職業變化與社會地位的起起落落預做準備，因為“經驗”越來越顯得無用武之地……
所有人都被捲入殘酷的割喉戰裡。
但實際上，並沒有什麼在加速，這只是一種根植於“錯失之恐懼”的疲於奔命感。
正如時間本身不會不夠，它自己也不會加速。諸事物加快起來，是由於它們沒有什麼支撐，沒有什麼東西把它們保持在一種穩定的運轉軌道上。
一切就都擁擠到現時之中。這樣的現時中就會形成諸多起減慢效用的淤積。我們的時間像雪崩一般往各個方向潰散，帶來了紊亂和不適感。
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將那種普遍的忙亂現象歸結為這樣的一種無能：“無法體會止息、悠遠和從容。……時間由於缺乏意義上的重力和錨定，便永不停息地、沒有目的地匆忙奔去。”
只有時間上的完結形式，才能創造出一種持續，一種有意義的、充實的時間。
最終，睡眠——良好的睡眠也會是完結的一種形式。睡著的人其實可以說是一個時間的遊戲者、漫遊者，也是時間的統御者：“睡著的人在一種自我環繞的圓圈中，使時間點的流動、使年代和世事的秩序緊繃起來。”（《追憶似水年華》，普魯斯特）
一場關乎時間主權的戰爭
對於兩個世紀以前的人類來說，天空曾是唯一的日曆。人類大多依照大自然的時間來運作，與黑夜白晝、四季、潮汐及其他天地的循環同步。
我們也只有在身體出事的時候，才會注意到內在規律如何支配我們的身體——如果我們的生活違反了內在的“節拍器”，只是遵循著外在的、社會的、抽象的時間。
正是因為日益深刻地捲入全球統一時間，人們越來越清楚地意識到，不僅存在日曆上的公共時間，而且存在個人感覺上的和身體上的私人時間。
這意味著，我們希望能在一定程度上掌控時間的連鎖進程，希望實現對自己的地方時間的“時間主權”。
德國政治社會學家彼得·格羅茨（Peter Glotz）在幾年前就預測說，未來西方工業國家的文化戰爭的戰場，會是在數位資本主義的不斷加速與人們對於放慢腳步的要求之間拉鋸。
那是關乎時間主權的利益以及各種屬己時間的捍衛，這也是諸如歷史上“八小時工作制”的勞工運動與今天互聯網世界“996工作制”討論的歷史意義。
我們必須開發且保護個人時間，也要和公共的、經濟的時間取得平衡。
慢下來，並不是解決方案。沒有一個國家能夠逃脫對速度的集體狂熱，從這種狂熱的觀點看來，放慢速度的策略實際上既可悲，有是防衛性的。那些所謂的放緩政策並不能消除這一時間危機，它們甚至掩蓋真正的問題。
當然，在過去幾十年來，中國人的職場生活顯然變得更有彈性。依據自己內在的節奏的自由選擇空間越來越大，可我們是否善用選擇空間，則不無疑問：對於自己的屬己時間，我們往往還是不夠堅持。
柏林科學院哲學教授赫爾曼·呂伯（Hermann Lübbe）認為，對於發達國家的人們而言，他們有一種時間會越來越多，那就是“如果不自己做決定，就什麼事也不會發生”的時間。
也就是說，個人時間越來越多，卻都被花在電視或網絡上，被那裡面的時間節拍器控制住。
也就是說，當真正獲得一種曠無邊際的時間自由時，許多人或許更喜歡呆在公共的、經濟的邊緣。
因為他們一旦走進個人時間的迷宮，可能看到令人心煩意亂而茫然若失的東西。
由於我們是社會存在，因此比如降生於一個時間結構本身不斷變化的社會，並要學習在社會時間中生存。我們需要的，不多不少就是一個新的時間政策，一場社會的時間管理革命。它涉及個人時間的保護及發展機會，不管是在心理、文化或經濟上。
就個人而言，我們其實已經可以做些什麼，只要我們不再只是把“沒時間”的問題推給客觀世界的種種壓迫。
我們必須清楚自己在為了什麼東西疲於奔命，是什麼事情偷走了我們的時間，我們把時間浪費在什麼東西上面，而我們原本應該把它用在什麼地方，如何更加善用它、享受它，什麼時候應該順其自然。
我們可以藉此培養新的觀照方式。
而社會層面，“浮士德式的發展模型”或許是一種解決方案——為了生產力的長期發展，而不是為了眼前的利潤。
這種發展模型不讓企業家和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浪費在零碎的、片段的競爭性的活動之中，而要努力把它們整合在一起。它要在歷史上創造一種新的私人力量與公眾力量的綜合。
我們應當努力追求一種不穩定的變動中的平衡，這也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安東尼奧·葛蘭西（Antonio Gramsci）所描述的“智力的悲觀主義，意志的樂觀主義”。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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