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到大，感觉父亲一直都很愁。
由于父亲不愿多说，我曾私下问过母亲，父亲到底愁什么，母亲说等我长大自然会懂得。
我小时候居住在家属院，西边有个篮球场，虽然只是红砖铺就的，但却是我的“百草园”，陪我度过了大部分的周末和假期。一日独自练球正酣，同院相识的一位老人欣然加入，虽已古稀之年，却是健步如飞，我不禁啧啧惊叹：
“爷爷好身手！”
“我的球技比起你爷爷还差点儿”,
“您认识我爷爷？”
老人一边用手比划，一边讲述，红砖地上一大一小的两个身影被夕阳拉得越来越长。
这时我才知道，爷爷年轻时，文艺体育样样精通，而且书法自成一家，是这位老人非常尊敬的篮球队长，也是父亲自认一生都难以超越的偶像。
但是命途多舛，爷爷作为知识分子，文革中没能摆脱厄运，含冤而死。父亲那时刚刚十八岁，作为黑五类分子，学习成绩虽是名列前茅，却只能退学。亲友侧目，前途渺茫，家中又失去爷爷的支撑，一夜之间，愁字填满了父亲的脸。
困境之下，只身北上。本是温室养育的鲜果，却要承受宁古塔的寒冬。父亲居住的小屋，房顶上露着一个大洞，雪花时有飘入，零下几十度，却仅有一床棉被，盖住脚就盖不住头。身为长子，少时家境优越，多受宠爱，他自小从未进过厨房，不知水何时开，米何时熟，只能吃自己做的那半生不熟的饭。由于是外乡来的盲流，还要饱受邻里的冷眼。年轻的他，遍尝了世间的艰辛，落下了一身的病痛。
最摧残人的不是身体受累，而是精神的煎熬。由于身份特殊，社会红利都与父亲无关，这使他的脾气日渐暴躁，一件微不足道的琐事，就能触他所怒。在田间劳作之时，郁闷上来，把手中的工具一扔，跑进山沟大声呐喊。那时的他，整天忙于生计，无法通过写作来发泄，只能郁郁寡欢，愁容满面。
文革过后，政策平反，我们一家人终于结束流浪的生活，回到了久违的故乡。父亲成为了教师，倾心传授，埋头苦干，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命运。但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二十年间，社会风气一切向钱看，实用主义抬头，教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并没有得到重视，甚至成为一个弱势群体。自认书香门第传承的父亲，很难在这样的环境中高兴起来。
那时我还小，对于父亲的愁绪感知不深，真正有感受，是在我成家立业后。
我参加工作后，很不适应体制内的环境，本身不谙世事，再加上升迁的机会被偷梁换柱，一气之下，辞职下海。
这件事情，父亲是极力反对的，在他眼里，我一向文弱，又无特长，辞掉铁饭碗，靠什么生存呢？何况当时我还没有结婚。但我意已决，“世界这么大，我想去看看”。
有一次长时间出差，母亲早早地准备好我的行李，嘱咐父亲送我到1公里之外的站牌。坐在自行车后面，听到父亲说了句“感觉载不动你了”，我心里明白，父亲载不动的，是他的愁。
两个月之后回到家中，发现父亲头发竟然白了许多，听我说话心不在焉，我不好继续兴奋地讲述出差的所见所闻，转而询问家里的情况。我家包括奶奶在内，四口人挤在一处不到40平米的平房宿舍，我已到婚龄，婚房还没着落。父亲单位要集资建楼房，他想要个三居室，正好可以安置一家老小，同时还能解决我的婚房。但是所需金额，对于父亲当时微薄的薪水而言，就是天文数字。我刚参加工作，没有积蓄，父亲很清楚。他本是醉心于研究学问之人，没有经济头脑，从无外快。不会吸烟的父亲，竟然夹起了烟卷，缭绕上升的烟气，并没有缓解他的愁绪，只能是借烟消愁愁更愁。
一开始，我拍着胸膛跟父亲承诺，我结婚的事情自己解决，不用他来费心。父亲看了幼稚的我一眼，也没再说什么。若干年后，看到易中天教授接受采访说起自己上百家讲坛讲课的原因，是因为单位房改房，他依靠工资买不起，来百家讲坛就是为了挣外快。那一瞬间，我理解了当时父亲有多愁！
困难总会过去，父亲在自己东凑西借买的楼房里居住了十年，就搬入了带电梯的新商品房。这十年间，国家逐步提升教师的工资待遇，我的事业也慢慢步入正轨，父亲紧缩的眉头慢慢舒展开来。退休后，父亲加入了诗词协会，开始了他的诗词创作之路。我想，安享晚年的父亲应该不会再愁了。
但是这些终究没能让父亲真正高兴起来。
由于跌宕坎坷的人生经历，父亲对于职能部门人浮于事，社会上的势利眼等等现象，深恶痛绝。中国千百年来形成的官本位思想，使得一些本职工作，变成了资源把控，而一些摧眉折腰事权贵之辈，又助长了权利的嚣张气焰，加速了腐败的步伐。父亲每办理一件小事受阻，愤怒之余，内心的惆怅就会无限的升起。从古至今的文人，大抵都有生来就忧患的心绪，进亦忧，退亦忧。
父亲对家庭生活的忧愁，已经逐渐解决，但是他心里其他的忧愁，不知何时才能消除。
作者注：疫情期间只与父母团聚一日，甚是挂念，有感而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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