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和社會評論家庫爾特·馮內古(Kurt vonnegut)是親眼目睹德累斯頓爆炸案的美國戰俘之一。他在回憶錄裡曾寫道
“在此之前，我們曾多次聽到遠處空襲的“重擊”聲。但在1945年2月13日，美國戰俘們聽到了德累斯頓城市防空警報在他們頭頂呼嘯。德國人把我們移到兩層樓下的一個儲藏肉的倉庫裡。當我們回到地面時，城市消失了，”二戰最後幾個月，盟軍於2月13日至15日對德累斯頓進行了為期三天的懲罰性轟炸，成為二戰中最具爭議的盟軍行動之一。800名炸彈襲擊者投擲了2700噸炸藥和燃燒彈，摧毀了這座德國城市。
被摧毀的德累斯頓
作為納粹德國鐵路和公路網的主要中心，盟軍對德累斯頓的破壞是為了讓德國當局和服務機構不堪重負，並計劃讓產生的大批難民擁堵所有的交通路線。
為了迫使德國投降，德累斯頓爆炸的目的是恐嚇當地和全國的平民。它確實有這樣的效果。
德累斯頓大轟炸:一連串的炸藥和燃燒彈
就在馮內古特和其他人躲在地下的時候，英國轟炸機司令部的“盲點照明”(Blind Illuminator)飛機曾在城市上空投下大量爆炸物和燃燒彈。然後，飛機俯衝下來，投下數千枚照明彈和火標。主要的攻擊編隊如下:500多架裝載炸藥和燃燒彈的“蘭開斯特”重型轟炸機。第二天，美國第8航空隊又用400噸炸彈發動了襲擊，並在2月15日用210架轟炸機發動了另一次襲擊。
隨著德國空軍的摧毀和防空防禦的混亂，皇家空軍只損失了六架飛機。然而，在地面上，成千上萬的小火災合併成一場強大的火災風暴，產生了如此強大的風，它將氧氣、燃料、破碎的建築物和人吸入火焰中。
諾貝爾獎得主、普魯士劇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哀嘆道:“那些忘記了如何哭泣的人，將在德累斯頓的毀滅中重新學會哭泣。”
死亡人數的爭議
最初對死亡人數的估計似乎表明盟軍對德累斯頓轟炸是獨一無二的殘忍。大衛·歐文(David Irving)在1963年出版的《德累斯頓的毀滅》(The Destruction of Dresden)一書中稱，這次爆炸是“歐洲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大屠殺”。他估計有15萬到20萬人死亡，這一數字長期以來被毫無爭議地接受。但他聲稱德累斯頓是“德國的廣島”，很快招致了嚴厲的批評，不僅因為它缺乏證據，還因為它忽視了大屠殺。(歐文後來因否認大屠殺而聲名狼藉，並被判有罪。)
2004年，德累斯頓市成立了一個歷史委員會，用歷史、軍事、法醫和考古學研究提供更精確的數據，部分原因是為了防止右翼理論家利用對死亡人數的廣泛猜測。2010年，該組織發佈了一份修訂後的估計，死亡人數為22,700至25,000人。
如此龐大的死亡人數令人震驚，但它在戰爭“戰略轟炸”城市的歷史中並不突出。到1945年，大多數德國城市已被夷為平地，許多城市的死亡率和破壞程度更高。1943年7月對漢堡的轟炸引發了第一次大規模的火災風暴，造成3萬多名平民死亡。當德國對英國的閃電戰成為許多書籍和電影的主題時，德國空軍對東歐城市的襲擊，如貝爾格萊德(超過17000人死亡)或華沙(多達25000人死亡)，要致命得多——更不用說美軍對日本的無核城市轟炸了。
大轟炸過後德國人處理遇難者遺體
然而，在地面上，死亡和破壞的規模似乎無法與馮內古特這樣的目擊者相比。
轟炸發生後，馮內古特被分配到一個衛生清潔小組，他必須挖出掩蔽所和地下室，這些地方“看起來就像一輛電車，裡面都是同時患有心力衰竭的人。默默的坐在椅子上，全都死了。”
德累斯頓——易北河上的“德國佛羅倫薩”
有人很早就注意到，德累斯頓的轟炸不僅意味著平民的死亡，還意味著一個歐洲文化中心和巴洛克式輝煌的毀滅。自八月統治以來，易北河上的“德國佛羅倫薩”是著名的藝術收藏、瓷器收藏、版畫、科學儀器和珠寶的故鄉。
德累斯頓的廢墟，一個路德教堂。背景是德累斯頓美術學院的圓屋頂。
1945年2月德累斯頓發生的爆炸事件讓許多德國人感到了一種特別的不公平——這種情緒在戰後幾年裡得到了一些國際關注。在1945年的冬天，德累斯頓是一個擁擠的城市，擠滿了逃離前進的紅軍的難民。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戰爭的結束似乎近在咫尺，不可避免。
然而，盟軍的戰略家們擔心，如果他們放鬆警惕，德國國防軍就會在德國境內重新集結。從1944年12月到次年1月，僅美軍就遭受了近14萬人的傷亡，僅在德累斯頓轟炸前一週就遭受了2.7萬人的傷亡——這是西方盟國在與希特勒的戰爭中損失最大的一次。
因此，儘管德累斯頓大轟炸是一場恐怖襲擊，對平民和文化遺址造成了毀滅性的打擊，但同時它也是一場戰爭的一部分，在這場戰爭中，這種戰術被廣泛而殘酷地使用。不到三個月後，也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在地下掩體自殺的八天之後，德國最高統帥部簽署了德國軍隊無條件投降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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