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彤光/文
辛亥革命以後，依託米、布、絲、錢“四大碼頭”所奠定的基礎，又逢第一次世界大戰開戰後外國資本無暇東顧的良機，無錫的民族工業得到較快發展，無錫作為區域經濟中心的地位初步確立，享有“小上海”之美譽。由此形成的物流、人流對城市建設和交通發展提出了內在要求，引發了一場要不要“拆城築路”的爭議。民國4年的《新無錫》報曾連續發表文章展開討論，榮德生等一批社會名流也參與其中。有人甚至聯名電稟南京軍巡兩署發表意見，也有外地人士致函無錫市市董事事務所進行“商榷”。一時成為“街談巷議”的熱門話題，足見“拆城”之爭影響之大。
圍繞“拆城”問題，當時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有些人認為拆城“為時太早”,應當“緩議”。“緩議者”分別從御外侮、制內亂、防盜匪等方面闡述了“倚城為保障”的重要性。有文甚至稱“無錫逼近太湖，各鄉梟匪縱橫”，“城內為紳商菁華所萃，尤匪所垂涎”，一日城牆拆除，則盜匪“呼嘯而來，飽掠而去，如入無人之境”，為“謀地方之安寧與自治”，故須“慎重於事先”。
而以榮德生為代表的“主拆者”，著眼“時勢之要求”，主張“急宜拆城不可遷延貽誤”。榮德生曾連續三天在報上發表《無錫宜拆城以改良地方說》一文，充分陳述了自己對拆城築路的見解。
針對“城牆禦敵”說，他指出今日“有攻城大炮、地雷、炸彈等種種利器,盡一炮之力，無堅不摧，城於何有！而不于軍械之精良是求，猶欲賴此以自固者，豈非至愚！”針對“城牆制亂”說，他認為區別於金陵要地，“無錫非用兵必爭之地”，且是否遭亂與有無城牆並無干係。他還以辛亥革命無錫光復時“不費一矢，而縣令逸”的事實為憑，說明靠城牆制內亂的想法是天真的。針對“城牆防盜”說，他指出“城居者有城垣而安，然則鄉居者亦未嘗以無城垣而不安。可見有與無相若也”。
光復門（1912年）
榮德生“拆城築路”的主張，確係“錫邑之發展”的長遠之計。當時的錫城“工廠林立，且歲有創設”，“有大宗之絲繭”，“有萬商雲集之米麥市”，已是“財富之區”。“然市街之狹窄”“實為商業進步之一大障礙”。一些“慕錫邑之盛名”前來遊玩的“他鄉之人”，也因“街市之狹隘”、“局面之不廣”索然而去。為此，榮德生提出了自己的設想:“拆去城牆，填塞裡城河，而成為空場，於是就中央築馬路，兩旁建市房，漸推漸遠，期以數年，而整然秩然之新市街完全成立。”文章列數拆城築路之“四利”：其一，“附近之地價必增至倍蓰”；其二，“商店漸多，商業益振”；其三，“道路寬廣，往來便利”；其四，“房屋軒爽，氣象煥新”。他還以上海縣城、杭州西湖邊拆除城牆後“俱得優良之結果”的事實，說明拆城築路是“大可效法”之舉。
這場“拆城”之爭，雖在當時未見明確結論，但由此引發了錫城民眾對城市建設、交通發展的普遍關注和思考，這在無錫城市發展史上應當說是一次影響廣泛的討論。難怪當時報章稱其為“空前絕後之事件”。“拆城”之爭使拆城築路圖無錫發展的認識逐步統一。據《無錫市志》載，由於“拆城呼聲很高”，民國17~18年，無錫縣長孔憲鏗、孫祖基均曾呈文省府，要求拆除城牆改建馬路。當時省府鑑於各地均要求拆城，財力有限，故批示“緩辦”。至民國35年，又有工商人士及地方名流議案上報也未果。直到1949年無錫解放，當年12月無錫市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第二次會議通過決議才付諸實施，拆除城牆建成現今解放環路，為無錫城市建設拓展了發展空間。
1951年的古城牆
在大力推進城市化發展戰略的今天，回首民國初年那場“拆城”之爭，猶讓人感慨良多，正如榮德生所指出的，城市的建設和發展須有“超越尋常”之見，思“無錫之將來”，謀“遠大之規畫”，“天演自然之理，吾人貴順其道而行之”。
（圖片來源：《無錫舊影》《城市年輪》）
閱讀更多 無錫史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