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這個世界最大的希望不是獲得普遍的和諧，也不是實現完整的和平這一願望......而是展開利益的競爭......在這些刺耳的聲音中——這些聲音預示了領導者不會立刻將其手中的劍換成犁頭——我們可以聆聽到一種信念：腐敗遠未觸及這個經過數百年勇敢戰鬥而屹立不倒的雄威建築。
——阿爾弗雷德·馬漢
在一百多年前的那個世紀之交，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藉助廣袤的領土和豐富的資源，搭乘第二次工業革命東風的美國超越歐洲成為第一大經濟體——伴隨而來的世界政治格局的變化卻相對滯後。不過，在“門羅主義”的庇護與“大英帝國治下的和平”的羽翼之下、長期遠離歐洲紛爭的美國也開始重新思考自己的位置，並逐步形成了有別於歐洲傳統權力外交的世界觀。本文即以此入手，選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馬漢和伍德羅·威爾遜的外交思想，為讀者梳理20世紀初美國外交政策形成的脈絡，探尋其成敗得失。
馬漢：“海權論”之父的現實之路
如果問影響近現代世界格局走向的人物有哪些，那麼阿爾弗雷德·馬漢——海權論之父——一定會榜上有名。早年間，馬漢的軍旅生涯過得並不如意，學術研究才是他的擅長之處。1883年馬漢出版了他的第一本書《海灣與內陸水道》，並得到海軍高層的欣賞，從而獲得加入海軍戰爭學院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的機會。馬漢的偉大成就也從此起步。
馬漢通過對歷史的觀察得出結論，將一國海權力量建設的成敗歸結於六大因素：第一、地理位置。馬漢認為，國家的地理位置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該國的海權潛能。例如，英國有英吉利海峽和北海的保護、扼守西歐進入大西洋的通道，其地理位置是絕佳的；反觀法國，同時與英國、德國和意大利為鄰，海岸線又被伊比利亞半島隔斷，因此它在與英國的競爭中必然處於劣勢。第二、物理構造。單有地理位置是不足夠的，優良的海港能否與國內主要交通線路相連接同樣至關重要。例如，當時美國國內最重要的水道密西西比河就與新奧爾良相連，貫通南北，這就是巨大的優勢。第三、領土範圍。即“海岸線的長度以及海港的特性”以及是否足以保護其漫長的海岸線。第四、人口數量。關於這一指標，馬漢認為，“人口數量”對海權的發展存在正反兩面，龐大的人口基礎可以提供充足的海員，但是龐大的人口所帶來的國內市場也可能促使領導者忽視海外貿易的發展。因此，優質海員隊伍的建設更加重要。第五、國民特性。馬漢認為，冒險精神、商業天賦以及海上航行所必需的忍耐力對發展海權至關重要。第六、政府特性。關於這一點，馬漢雖然主觀上傾向於英美兩國的民主體制，但是他也承認，英國海權事業在克倫威爾統治時期的發展更快。
海權論之父馬漢
通過對馬漢“海權論”的概述可以看出，其觀點的基礎來自於他對歐洲特別是英國曆史和地理條件的客觀考察。這也正是他的外交觀點的事實依據——現實主義之所以被稱為“現實”，正是由於它的依據完全來自於嚴格的史實和客觀的條件。因此，馬漢的外交觀念可以歸結為兩條：第一、以國家實力為依託的強勢外交。第二、類似於亞當·斯密的“理性·自利”原則。
第一條很好理解。但如果藉此認為馬漢是一個帝國主義者或者是一個持槍凌弱的強盜，那就太低估他的智慧了。這也正是第二條存在的意義。亞當·斯密的經濟學觀點認為，如果市場上的每一個參與者都是理性和自利的，那麼市場機制就可以發揮作用，實現每一個人的效用最大化。類似的，馬漢也認為，如果參與國際競爭的每一個國家都以自身利益為出發點，做出最有利於自己的理性決策，那麼世界也可以實現權力平衡和穩定。
伍德羅·威爾遜：“國際聯盟”的理想之途
在那個世紀之交的風雲年代，初入世界政治舞臺的美國不僅有馬漢這樣的冷酷的現實主義者，也有對未來更加理想的構想家。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一戰時期的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
伍德羅·威爾遜早在但任總統之前就已經對政治有了深入的思考，1885年出版的《國會政府》就是他的代表作。不過，相較於對美國國內問題的思考，威爾遜對外交政策的思考可以說少得可憐。直到一戰爆發之後，他才開始認真思考外交問題，這或許是他的第一個不足——但絕不是最後一個。
威爾遜的外交理念來源於兩種信念：首先，他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災難應該歸咎於歐洲傳統的權力平衡和結盟外交的失敗。下一場戰爭的爆發源自於上一場戰爭的勝利者對失敗者的壓迫。另一方面，威爾遜認為，只有實現了廣泛的民主才能最終避免戰爭。在這樣的思想基礎上，威爾遜提出了用“沒有勝利的和平”來替代傳統的勝敗。進而提出了著名的“十四點原則”，其核心就是廣為人知的為“民族自決”原則和“集體安全”原則。可以說，上述原則的提出，是威爾遜將其心中對“公平正義”、“道德”和“永久和平”的美好向往公開的傳遞給世界。
伍德羅·威爾遜
理論變為現實：兩種思路對世界的影響
馬漢“海權論”一經發表立刻引起軒然大波。大英帝國、德意志帝國甚至日本的軍政界要人立刻成為馬漢的粉絲，馬漢也被各國邀請發表演講。但是，遺憾的是，“海權論”在美國國內的反響卻遠沒有國外熱烈。這也一度令馬漢非常苦惱，因為他的初衷就是為了喚起美國人對海權的重視。不過幸運的是，有兩位美國人成為了馬漢的堅定支持者：西奧多·羅斯福和亨利·卡伯特·洛奇。前者既是美西戰爭中的戰鬥英雄，也在日後成為美國總統（二戰時期的羅斯福總統是他的侄子），後者成為那個年代美國參議院舉足輕重的議員。西奧多擔任總統後，將馬漢的理論奉為圭臬，大力擴建美國海軍、建設巴拿馬運河，成功的將美國帶入世界強國之林，奠定了美國海權的物質基礎。
相較於馬漢的思想，威爾遜總統的理想本該更被世人所接受，但事實卻大相徑庭。“十四點原則”提出後，立刻遭到了英法等國的質疑。更加不幸的是，威爾遜的“理想信念”在實施層面同樣過於理想。在去往巴黎和會的美國顧問團中，沒有邀請參議院和在野黨的代表同行；在會議的討論中，威爾遜也沒有抵擋住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和法國總理克萊蒙梭的要求；在將最終的和約提交參議院審議的關鍵階段，威爾遜也沒有耐心的向議員們解釋新構想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相反寄希望於直接向民眾演說來向議員們施壓；病魔也沒有放過這位偉大的理想家，不久後威爾遜病倒了半身癱瘓......最終，凡爾賽和約沒有在參議院通過。沒有美國的參與加上英法等國對德國及其殖民地的掠奪，凡爾賽和約反而打開了下一場大戰的潘多拉魔盒。
二戰時期的羅斯福總在很大程度上繼承和發展了威爾遜的主張
思考與啟示：偉大的理想必須用冷酷的現實做根基
我們為什麼要重溫一個世紀之前的外交思想之爭呢？這是因為，這場“世紀爭論”的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如今的美國外交同樣在這兩者之間搖擺。
馬漢的現實主義觀念來自於他對歷史的嚴格考察。他的每一句話都可以在歐洲歷史中尋找到對應物。但是，威爾遜的理想主義觀點恰恰相反，他的觀點是建立在對歐洲幾百年的外交史的否定之上。這是二者最根本的不同。
表面來看，從17世紀的《威斯特伐利亞條約》開始的幾百年間，歐洲國家之間為了利益不斷的征伐，這一事實似乎證明了歐洲傳統外交的失敗，也似乎指出了威爾遜理想的合理性。但是，對歐洲外交史的如此解讀過於“粗枝大葉”。歐洲國家之間的戰爭——不論是三十年戰爭、七年戰爭還是拿破崙戰爭、克里米亞戰爭和普法戰爭——即是爭奪利益的過程，同時也是重塑力量平衡的過程。經歷戰爭的洗禮之後和平還是要通過權力平衡來塑造和維持。衝突是人類歷史的組成部分，既然不可避免，那麼與其想著如何否定它，不如去思考如何將其限制在可以接受的範圍內。
這裡還有一個插曲。在1898年的美西戰爭中，馬漢反對美國佔領菲律賓。馬漢認為，美國擁有龐大的資源和廣袤的國土，因此其不需要像歐洲國家那樣佔領過多的領土，美國只需要對諸如巴拿馬運河、關塔那摩和呂宋島的港口進行控制就足夠了。西班牙在菲律賓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統治，因此繼續維持其在那裡的統治對發展太平洋的貿易更加有利。可惜美國政府沒有聽從他的建議。這一事例也證明了兩個事實。首先，以馬漢為代表的現實主義外交思想絕對不是貪得無厭的強盜。恰恰相反，它是建立在對自身利益擁有明確認知的基礎上的。懂得取捨是現實主義外交成功的關鍵。也正是因為這一點，馬漢才始終認為，亞當·斯密式的“理性自利”是可以實現最終的和平與發展的。另一方面，這一事例也說明了這種理性認知的可貴。正如1848年奧地利對偉大的外交家梅特涅的驅逐、1890年威廉二世對俾斯麥的撤職。外交的失敗並不在於爭奪利益、也不在於歷史本身，而是在於政策制定者對自身利益的認知不明。只不過，美國佔領菲律賓的失誤無礙大局，但是失去梅特涅和俾斯麥的錯誤卻最終演變成了災難。
綜上所述，對20世紀初美國外交政策之爭的梳理和分析告訴我們一個深刻的道理——偉大理想的摩天大樓必須要以冷酷現實做為地基。外交舞臺不是搭建“樂高積木”的遊樂場，而是比拼智慧與決心的競技場。這就是解讀歐美外交史帶給我們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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