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3 韩愈与朱熹——浅谈《论语笔解》的特点与思想及其对朱熹之影响

《论语笔解》为韩愈、李翱合撰的一本解释《论语》的著作。《笔解》中不乏对经文的大量改动，对前人字词训诂、经文理解的大胆质疑，反映了韩李舍弃旧注，直究经文本义的治学思想与重建儒学道统的努力，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时人“疑经”“求变”的普遍心态。此后，朱熹之《论语集注》《朱子语类》等书中，都对《笔解》的思想与方法有继承或扬弃，从中也可以看出以韩愈对朱熹的影响与启发及唐代儒学“新变”之风的持久生命力。

一、韩愈李翱简介及《论语笔解》相关问题

韩愈（768年－824年），字退之，世称“韩昌黎”。韩愈是唐代杰出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思想上尊儒排佛，为宋代理学的先驱，著述甚丰。翱字习之，成纪（今甘肃秦安）人，为唐代文学家、哲学家，韩愈弟子。李翱一生追随韩愈，有《复性书》、《来南录》及《李文公集》等书。

陈寅恪先生在其《金明馆丛稿初编》之《论韩愈》篇中，对韩愈有很高的评价。依他的观点，唐朝文化学术可分为前后两期，前期承袭自南北朝之旧局面，后期则开宋朝以降之新局面，而韩愈则是“唐代文化学术史上承先启后转旧为新转捩点之人物也”，即唐朝学术文化的前后过渡时期的关键人物。陈先生分条论述了韩愈的成就，简而言之为：重建儒学道统，扫除章句繁琐，排斥佛道思想，奖掖后辈学者等。即使以今天的眼光看来，这些评价还是基本得当的。

韩愈自视甚高，俨然以孔孟的继承人，儒学道统的真正传承者自居（这在其名篇《原道》中多有体现）。时值佛道大行其是，儒学衰微，“师道之不传也久矣”，“耻学于师”之时代，韩愈为复兴儒学，重建道统，也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其《论语注》和《论语笔解》即可视为这些努力中的一部分。

韩愈曾为《论语》作注，作成《论语注》十卷。而《论语笔解》的成书，根据《四库全书总目》的记载：疑愈注《论语》时, 或先于简端有所记录, 翱亦间相讨论, 附书其间, 迨书成之后, 后人得其稿本, 采注中所未载者, 别录为二卷行之

以上述记载可概括《论语笔解》的成书过程如下：是以韩愈为《论语》作注时的记录为底本，加以韩李二人的讨论，并由李翱增补，但只形成了稿本传世。《论语注》书成之后，后人得到《笔解》稿本，选取《论语注》中未经刊载的部分，录为二卷成书。

但在浙江大学李最欣的《提要补正》一文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李认为《论语笔解》“成书方式不是后人得韩愈、李翱稿本而别录之,而是韩愈、李翱讨论论语之后,李翱据记忆而撰写”。他指出，《笔解》92条中有19条在引用旧说时出现了张冠李戴的错误，如果是后人根据稿本录成，白纸黑字，自然不会有如此之多错误；加之许勃序云中原本便有“翱曰”，可见李翱才是《笔解》的执笔者。即《笔解》是以韩愈的记录为底本，加韩李二人讨论，并由李翱增补而成的。

《笔解》书中所注，以“韩曰”、“李曰”为别，以韩说为主，李说为辅，韩说在前，李说在后。韩说较为抽象，大多是对经义的探讨，而李说则更为详细，为韩说在典籍中寻找证据，并加以进一步的阐释。韩说李说往往是递进关系，李说紧承韩说而来，故思想一脉相承，即使韩说明显有误，李说也并未对其进行更正。书中对不乏对经文的大量改动，对前人字词训诂、经文理解的大胆质疑，反映了了韩李舍弃旧注，直究经文本义的思想倾向。

《笔解》成书后，对经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韩愈《论语注》十卷不传后，《笔解》的地位更上一层楼。

二、《论语笔解》之特点

《论语笔解》勇于批判前人，甚至直接质疑《论语》；提出新观点，并对经文进行大胆改正，这使得《笔解》体现出了：大胆剪裁，多有改动；打破旧注，勇于质疑；重义理阐发，轻文字训诂等鲜明特点。兹分别论述如下。

（一） 大胆剪裁，多有改动

《论语笔解》并非对《论语》的通篇解释，而是只选取其中92条进行分析，这种“笔”“删”的方式，使得《笔解》不仅体现了《论语》本身的思想，也更好地显示了韩愈的思想倾向，使韩愈的批判与思想阐发更有针对性。

在《笔解》中韩愈抛开孔安国、马融、郑玄等经学大师的注，对《论语》作出了新的解释。在《为政》《述而》《卫灵公》等章节中多有改动，改动以文字替换为主，多半是直截了当指出某字应为某字，有些做出解释，有些并未说明，缺乏依据，充分体现了韩愈“以己意解经”的特点。

举例如下：

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郑曰：“耳闻其言，知其微旨也。”马曰：“规矩，法也，从心所欲无非法。”韩曰：“耳当为尔，犹言如此也。既知天命，又如此顺天也。”

此句“耳顺”，前后诸儒都认为句意明晰。而韩愈将其改为“尔”，与“五十而知天命”相联系，认为五十知天命，六十顺天，虽然在文义上还可通顺，但不免有牵强附会之嫌。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朽也，于予舆何诛？”

韩曰：“昼当为画字之误也，宰予四科十哲，安有昼寝之责乎？假或偃息，亦未深诛。”

此处韩愈先入为主，根据宰予身列“四科十哲”，就判断其不会有“昼寝”之事发生，进而因“画”与“昼”的繁体字——即“畫”“晝”写法相似，便得出了宰予并非“昼寝”，而是“画寝”，但此处画寝不但语义不明，更难以做到与上下文贯通，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失误。

当然，虽然韩愈在改经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我们也不应该对他求全责备，毕竟由于时代条件的种种限制，韩愈自然不可能做的十全十美，他勇于改经，向势力强大的传统儒学发出挑战，已经迈出了不小的一步。

（二）打破旧注，勇于质疑

如上所述，《论语笔解》不仅对《论语》有内容的取舍和文字的更改，还大量对前人注解乃至《论语》原文作出质疑。根据学者唐明贵的统计，在《论语笔解》中, 共摘录孔安国注 43条,其中被驳斥者占 34条 ;共摘录包咸注 19条 ,其中被驳斥者占 18条 ;共摘录周氏注 2条,其中被驳斥者占 1条 ;共摘录马融注 14条 ,其中被驳斥者占 13条;共摘录郑玄注 11条 ,其中被驳斥者占 10条;共摘录王肃注 3条, 其中被驳斥者占 2条 。

可见，《笔解》是以批驳为主，这些汉魏学者大儒都成了韩愈的靶子，可以说，“不破不立”“先破后立”这些原则是贯穿于《笔解》全书之中，韩愈正是通过对这些学者和孔子的观点交锋来更有力地说明自己的意见。

举例如下：

子游曰：“事君数，斯疏矣；朋友数，斯远矣。包曰：数谓速数之数。”

此处对于“数”的理解，包咸认为是速数之数，其意以速快为辱，韩愈则认为数是频数之数，即次数。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孔曰：“性者，人所受以生也。天道者，元亨日新之道，深微，故不可得而闻也。”

韩曰：“孔说粗矣，非其精蕴，吾谓性与天道，一义也。”

此处子贡认为孔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而性与天道皆不可。孔安国则将孔子所言性与天道当一分为二，认为性可闻而天道不可闻。韩愈又意孔说为粗，即并没有真正领会性与天道本是一体的观念——此即韩愈的观点。

韩愈一直以孔孟的直接继承者自居，认为孟子死后，儒学不得传承，故他对孔安国、包咸、郑玄等人意见多有质疑，并越过这些汉魏大儒的注，直接解释经文，对孔子的思想进行探讨。虽然韩愈对孔子的思想是以肯定为主，但如果有与孔子意见不同之处，韩愈也敢于大胆书写其不同意见。如上文中“六十而耳顺”“宰予昼寝”两例，虽是文字改动，但也可以窥探此二处韩愈以孔子之意为非，须得进行一番改动和重新阐发，才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总之，韩愈对以对前人质疑为主，充分体现了《笔解》不惧权威，勇于质疑的特点。

（三）重义理阐发，轻文字训诂

《论语笔解》中韩愈的注特色鲜明，比较抽象，大多是对经义的探讨，且探讨非常具有针对性，一条注中往往只阐释一个道理。而李翱的注则更为详细，为韩说寻找证据，并加以进一步的阐释。但李说紧承韩说而来，大多也是为韩愈的义理论证提供证据，而基本上没有补充韩说未备的文字训诂，这共同造成了《笔解》的另一大特点——重义理阐发，轻文字训诂。

笔者将通过将《笔解》与其他解释《论语》之作品进行对比，来论证《笔解》这一大特点。

子曰：“君子怀德，注：孔安国曰，怀安也。小人怀土，注孔安国曰，重迁也。君子怀刑，注孔安国曰，安于法也。小人怀惠，注苞氏曰，惠，恩惠也。疏子曰至怀惠云。君子怀德者，怀安也，君子身之所安，安于有德之事云......”（皇侃《论语义疏》）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孔曰：怀德，怀安也。怀土，重迁也。怀刑，安于法也。包曰，惠，恩惠也。”

韩曰：“德难形容，必示之以法制，土难均平，必示之以恩惠，上下二义转相明也。”（韩愈、李翱《论语笔解》）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固有之安。怀刑谓畏法，怀土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

对比三书，可以看出：孔安国，包咸都在就关键词语“德”“土”“刑”“惠”等进行解释，皇侃疏则是对孔氏包氏等注所作的进一步解释，朱熹则先进行解释，再进行义理阐发。而韩愈则直接跳过文字训诂，而直接讲义理：德与法之关系，是以法来补充德的难规定之处；土与惠之关系，在于以惠来弥补土的不均平。韩愈认为，解释清楚这两对关系，此句句意便明晰了。

以此为例，或许可以大体描摹《笔解》重义理阐发，轻文字训诂的特点。

三、《论语笔解》对韩愈思想之呈现

韩愈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希望借提倡古文以改革文风，并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还进一步强调“文以明道”。从“文以明道”出发，便可知《笔解》并非是韩愈单纯解释《论语》，而又借此书以明己之志，表达自己的思想倾向。

韩愈在《笔解》中阐发的思想，与其在其他文章中的思想属于一脉相承，根据笔者的概括，《笔解》韩愈中体现较明显的思想有：重建儒学道统；“性三品”论；尊王与集权，反对割据，劝学思想等。

（一）重建儒学道统

韩愈所处之时代，时值佛道大行其是，儒学并不为时人所重之时。就如他在《师说》中所言，“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此时，韩愈以儒学道统的真正传承者自居，忧愤于儒学的衰弱命运与当时怪异的学风，大力提倡儒学，并为复兴儒学，重建道统不停地奔走努力。而《原道》一文，正是他最响亮的口号。

在《原道》中，韩愈从多方面驳斥佛老，并呼吁尊崇古道、复兴儒学。韩愈所谓“原道”,就是儒家的“仁义道德”。此道“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于是，韩愈便将“原道”继续传承下去当成了自己的责任。

在《笔解》中，韩愈在解释孔子“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一句时，说“吾谓故者，古之道也。新谓己之新意，可为新法。”此处韩愈提到“古道”和“新法”，古道即相近于韩愈所说的“原道”，是需要大力传承的；在此同时，学者也应在前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提出自己的新解，正如韩愈在《笔解》中所为之事，也与韩愈之“发言真率，无所畏避”特点相合。

此外，韩愈对孔子“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一句阐发道：“惟有义者与相亲比尔”，此处突出强调了“义”的重要地位，认为义是君子不可缺少的品德。根据王仲荦先生所言，韩愈所认为的儒家中心思想，就是“仁、义、道、德”四字，其中仁与义是“定名”，即儒家思想固有的内容，道与德是“虚名”，即儒释道三家皆有而通过不同形式表现出的思想内容。于是，儒家要想从佛道中“脱颖而出”，就要大力弘扬仁与义。此处韩愈选取《论语》中此条并加以深入阐释，想必也蕴含着深刻用意。

（二）“性三品”论

韩愈对也有人性讨论，可以概括为“性三品”论。韩愈认为性之品有上中下三种。“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导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而韩愈又进一步认为，虽然人的性之品不可改变，但上品之人可以教育，下品之人可以节制，因为上品之性，“就学而易明”下品之性，“畏威而寡罪”。

在《笔解》中，韩愈在解释“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时，先批判了孔颖达将性与天道一分为二的办法，继而提出了“性与天道一义也”的观点，若将其一分为二，那么就会使人迷惑。

显然，韩愈在此处所谓“性与天道一义”，即认为人之性乃由上天所赋予，天道是性的内在含义，性是天道的外在表现，二者本质上是一体两面。这也就意味着，既然性乃天赐，那么性之品便很难或者根本不可改变，这一观点，显然深受儒家“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影响，并可以体会出蕴含在其中的韩愈的“性三品”的观点。

虽然人生来之性良莠不齐，但经过教育可以使上品之人更明，宣扬威势可以使下品之人少过，所以韩愈才致力于重建儒家的道统，并大力提倡儒家的“仁义”之说与劝学思想，其目的大概不仅仅只是为重振儒学，而是在此同时看重了儒学的教化作用，希冀用此去整治当时疲乏麻木的社会。

（三）尊王与集权，反对割据

韩愈是中唐人，其在安史之乱平定几年后才出生，所以其一生便饱尝安史之乱的“后遗症”——藩镇割据问题。

根据张国刚的研究，唐代藩镇可分为：河朔型，中原型，边疆型，东南型。河朔型是安史降将，其主要特点是割据，不服从中央（前期）；中原型主要是平叛军队，负责防御河朔型藩镇；边疆型藩镇分西北和西南，负责保卫边疆安全；东南型主要负责提供税收，供养中央。

韩愈饱读诗书，早已发现这种“内轻外重”的局面并不正常，且由于其前半生不得志，一直在地方或幕府为官，韩愈能深刻认识到河朔型藩镇的飞扬跋扈——蔑视中央，发动叛乱，暗杀宰相......严重地威胁到了唐王朝的中央集权。于是韩愈大力提倡尊王与集权，反对割据。

早在韩愈为河南县令时，便要揭发魏、郓、幽、镇四藩镇的恶事。元和十二年（817年）八月，韩愈为负责讨平作乱的淮西的宰相裴度的行军司马，参与谋划，并说服镇州王承宗，使之归附朝廷。由此观之，韩愈的尊王集权，反对割据思想是一以贯之的。

在《笔解》中，韩愈的尊王与集权，反对割据的思想也有不少呈现。兹举一例如下。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韩曰：“人君谓天子也，非诸侯通用一礼也。鲁自文公六年不告朔，犹朝于庙。左式曰：‘不告朔，非也’......尔文公既不行告朔之享，空朝于庙，是失礼也。”

告朔是指：诸侯将周天子赐予的历书放于祖庙中，于每月初一来到祖庙杀羊祭祀，表示每月听政的开始。

当时，鲁国君主因为大权旁落，已不亲自去“告朔”，于是子贡提出去掉“饩羊”。对此，孔子大为不满，对子贡加以指责，体现了孔子守“礼”的思想。但韩愈的关注重点，不是告朔的仪式，而是君主的实权。韩愈认为比不执行“告朔”礼更严重的，是“不行告朔之享”，即没有告朔的权力，也就是委婉地指出了鲁国文公等诸侯受制于三家大夫，大权旁落的事实。而春秋时候的王室衰微，或诸侯无权的局面，恰似韩愈所在的中唐时代——皇权受到宦官和藩镇的严重制约，却又难以在短时间内改变的事实。

孔子关注的重点，是礼有没有得以保存。韩愈关注的重点，是借礼以表达的君主权力有没有受到威胁，由此可以看出两人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侧重点，也突出显示了韩愈不满于藩镇割据，大力提倡尊王与集权，希冀重塑君主权威的思想倾向。

四、《论语笔解》与《论语集注》之异同

在朱熹所著《论语集注》中，虽几乎不可见对韩愈之说的引用，但这不代表朱熹没有吸收借鉴韩愈的《论语笔解》中的观点或看法。在我看来，这是由于韩愈在南宋时的身份地位仍无法与宋人所尊崇汉儒相比，不好直接引用，或是由于韩愈《论语注》十卷的遗失，只剩篇幅较小的《论语笔解》，且《笔解》条目过少，不便引用之故。此外，由于韩愈确实对朱熹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在第五部分中重点论述），那么，《笔解》与《集注》之间，也应存在着某种联系。下面进行分类讨论。

（一）《笔解》与《集注》阐发相同相近之意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

韩愈对此解释是：“未能见信于时，未可以仕也。子说者善其能忖己知时变。”而朱熹认为“开自言未能如此，未可以治人，故夫子说其笃志。”此处在对漆雕开不仕的态度上，韩愈的评价是“忖己知时变”，意漆雕开能知道自己想干什么，并知道此时不适合出仕。朱熹的评价是“笃志”，即漆雕开能坚持自己的志向不改变。细细推敲，可以知道此处韩朱二人对“志”与“时”之评价，显然是很相近的。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知十，赐也闻一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

关于对子贡与颜回的对比，韩愈认为“回，亚圣矣。独问子贡孰愈，是赐之亚回矣。”此处既肯定了颜回“亚圣”的地位，又肯定了子贡仅次于颜回的地位，也是对子贡的一种肯定。朱熹认为“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难于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许之。”朱熹虽主要肯定子贡有自知之明，但“不难自屈”显然也承认了颜回的地位。在对子贡与颜回对比这一方面，二书也是相近的。

（二）《笔解》与《集注》阐发不同之意

《笔解》与《集注》虽然有意趣相近之意，但由于二书成于不同人之手，阐发的主要也是自己的思想，所以相对于相同之处，不同之处显然更多，这里举几个例子。

对于“君子不器”“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的理解，韩愈认为这两句其意一致，包咸将其分开，则失其旨。而朱熹则将其分为君子不特为一才一艺，言行先后两个问题去解释的，他并没有将这两个问题视为一体。

对于“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一条，韩愈认为“与”是赞同之意，鲁之祭祀没有遵守礼的约束，这是受到孔子贬斥的，这种祭祀不如不祭。朱熹则认为“与”乃“参与”之意，即当祭之时使人代祭，而不亲身参与，这样的祭祀，“则不得致其如在之诚”，不能竭尽诚心，这样的祭祀自然无用。

对于“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一句，韩愈认为此门指圣人之门，即学问之门，意指一些弟子未能“登堂入室”，而不是仕途无成。而朱熹则说此时与孔子共患难的弟子都不在孔子之旁，孔子思念他们，故有此感慨。

（三）《笔解》与《集注》有同有异之例

总结以上三例可以看出，《笔解》与《集注》既有相同或相近之处，又有不同之处，可见朱熹在某些方面确实对韩愈有认同之处，但二人的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五、 朱熹对韩愈思想的继承与革新

朱熹是宋朝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的理学思想，对元、明、清三朝影响很大，成为“官方哲学”，朱熹自己也成为“圣人”。但朱熹不可能为无米之炊，他的思想阐发也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受到多位前代学者的影响，韩愈就是其中之一。

朱熹对韩愈十分推崇，不但在其《晦庵集》《四书章句集注》《通鉴纲目》中屡次称赞韩愈，认为韩愈是自孔孟以来儒学正道的真正继承者，并且因为韩文诸本互有异同，颇令阅者不便，于是朱熹在前人的研究成果上覆加考订，作《韩文考异》。朱熹对韩愈思想进一步发挥，继承性与创新性并存，集中体现在：经解义理化；尊孟思想与确立道统传承等方面。

（一）经解义理化

在《笔解》中，韩愈解经时便重义理阐发，轻文字训诂，说解比较抽象。朱熹或多或少受到了他和其他儒者的影响，走上了经解义理化的道路。

根据叶纯芳所说，宋代新经学的建立者，如程颢，程颐，张载等人，在未服膺孔孟之前，曾逃禅学仙，熟悉佛道的哲学架构。他们重新阐释儒学时，就发挥了儒家经典中的形上哲学。当然，朱熹也不例外。

朱熹年少时受理学思想影响不深,且长年居住在山寺和道观里,故诗中多描写山间的自然风景，意境苍凉。朱熹由佛道入儒，有一个缓慢的过程。绍兴二十八年（1158年），朱熹意识到佛道“有碍国家中兴”，决心学习儒学，因得承袭二程“洛学”的正统，奠定了朱熹以后学说的基础。

但早在绍兴二十六年（1156年），朱熹在游潮州时，已经体现出了这种转变的倾向。从他的诗作《闲坐》中可以窥测一二。

闲坐

坐啸无余事，淡然尘虑希。

闲中自怡悦，妙处绝几微。

韩子成今古，颠师果是非。

悠然发孤些，千载傥来归。

这首诗透露出朱熹对韩愈的敬仰之情。颠师是唐时潮州的一位著名的禅僧，将韩愈与颠师相提并论，并说“千载傥来归”可见朱熹已经开始走上了归儒的道路，当然这也受到了韩愈的影响。

后来朱熹在解释儒家典籍时，也会自觉借鉴佛道的哲学架构，去建立儒学的哲学架构，使得经解逐渐义理化。朱熹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涵盖了形上形下哲学，比起其他各经，较能成其体系。大谈心、理、性、气，以及天地变化之理，正是宋儒学术的特色之一。”

在朱熹《论语集注》中，在承袭前人文字训诂的功夫之外，经解普遍义理化。其例在上文曾经提到。

子曰：“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怀，思念也，怀德谓存其固有之善，怀土谓溺其固有之安。怀刑谓畏法，怀土谓贪利。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公私之间而已矣。”

此处既训诂了文字怀、德、土、刑，又进行了义理阐发，认为君子小人趣向不同，君子怀公，小人怀私。这种方法，既保存了汉儒重训诂之处，又体现了新兴起的经解义理化之特点，而经解的义理化，显得更为突出。

（二）尊孟思想与确立道统传承

韩愈自视为孔孟的继承者，十分推崇在当时地位还不高的孟子，认为他是在韩愈之前，儒家之道的最后一位传承人。在《笔解》中，韩愈虽未对孟子有直接评价，但李翱的注中有几次提到孟子，引用当时地位不高的孟子之说与前儒之说并列，也可以看出韩李二人对孟子赞赏的态度。

在《四书章句集注》的《孟子序说》中，朱熹曾引用韩愈的说法：

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程子曰：“韩子此语，非是蹈袭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见。”

朱熹在此处引用韩愈《原道》原文和二程的话，认为韩愈对孟子的定位，即儒家之“道”的传承者是很精确的——这是由于韩愈很好地理解了孟子的思想。在韩愈的话语体系下，韩愈与孟子，既同属于“道”之传承者，本身就有崇高的地位，又因孟子是韩愈所推崇的前贤大儒，所以朱熹既然推崇韩愈，就无不推崇孟子之理。

宋代经学对后世影响最深的，莫过于由《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合为的“四书”，而使得《孟子》一书从传的地位升为经，并使“四书”得以超过“五经”的地位，饱受后世尊崇的关键人物，就是朱熹。“四书”不但“为理学家躬自修德实践的方针”，而且在南宋以后成为“官方哲学”，变成科举取士的专用教材，凡此种种，都离不开朱熹的影响。

而孟子“亚圣”的地位，也在不知不觉中得以确立。《孟子》一书确有过人之处，不过朱熹受韩愈诸儒影响而确立的尊孟思想，或许也是朱熹将《孟子》列入四书之一的影响因素。

朱熹不仅将孟子地位提高，而且还传承了孟子、韩愈所提倡的“道统”。孟子认为，尧、舜、禹、汤、文王、孔子有一脉相承的传统，又隐然以他们的继承人自居。孟子此说在当时并未引起很大反响，直到韩愈才重拾此理论，而朱熹等人又沿韩愈之路，继续此“道统”的传承。

正如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所说，“自是而又再传以得孟氏，为能推明是书，以承先圣之统，及其没而遂失其传焉......然而尚幸此书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继夫千载不传之绪；得有所据，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这就说明此道统在孟子之后失传，直到二程等人才又重新传承孔孟的理论，朱熹则是二程之后“道统”的下一位传承者。

此处是朱熹的观点，除他之外，亦有很多宋儒以孔孟的继承者自居。当然，不得不承认的是，宋儒对“道统”的争夺，带有“道不同不相为谋”的色彩，使得他们互相排斥，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学术的发展。

六 、小结

韩愈、李翱二人身处佛道昌盛 、儒学衰微之际, 他们以重振儒学为宗旨, 《论语笔解》正是他们这种努力的体现。《笔解》勇于批判前人，甚至直接质疑《论语》，这使得《笔解》体现了：大胆剪裁；勇于质疑；重义理阐发等鲜明特点。《笔解》反映了韩愈对当时藩镇割据，皇权受制与佛老横行，儒学不昌的痛惜，基于此形势，韩愈努力重建儒学道统，这一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此后，朱熹之《四书章句集注》《晦庵集》等书中，都对《笔解》的思想与方法有继承或扬弃，对比《笔解》与《集注》二书，可以更好地理解朱熹与韩愈的相似与不同。

朱熹作为韩愈之后“道统”的后继者，对韩愈思想进一步发挥，继承性与创新性并存，使得经解逐渐义理化与形上化；继续尊崇孟子，并将《孟子》纳入四书之一，使孟子“亚圣”地位得到了普遍的认可；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也与孟子、韩愈等人的思想一脉相承。

总之，朱熹是儒家的集大成者，他“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韩愈正是那“巨人”之一，希望通过拙文，或能稍明韩朱二人之特殊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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