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心木
但凡一個有點出息的人，毫無疑問，他的人生必有一個蟄伏期。說得平易點，是休養，是加油，是充電；說得深刻點，是反思，是磨礪，是淬火。這是勇毅前的彷徨，是爆發前的沉默，是呼嘯前的死寂。拿魯迅的話來說，就是“躲進草莽，撫舔傷痕”。
魯迅從日本留學歸來就經歷了一個蟄伏期，終日醉心於抄古碑，磨礪了定力，積攢了能量，一出手便是《狂人日記》，其鋒芒之犀利讓整個中國文壇顫抖。
我等鬚眉濁物、俗體凡胎，自然是沒有什麼蟄伏期的，甚至說“蟄伏”都汙糟了這“蟄伏”二字，頂多只是“龜縮”而已。有時候不得已而“蟄伏”一下（就如這鼠年為了阻斷病毒傳染，像老鼠一樣躲在洞裡），絕沒有抄古碑的想法，希慕企羨的也還是聲與色。
於我而言，這眼前的“色”便是修片，捯飭那一大堆陳年照片，一來消磨了時光，二來收拾了舊賬，三來重溫了過往旅行，讓眼前晃動著色彩，證明還在一如既往地活著。
這“聲”便是音樂。龜縮無趣，總得有活計消遣，便拿音樂撒氣。一早起來（這“一早”應該是十點以後）便播放一張CD，此後便連續不停地一張一張地播放，一直到晚間打開電視。
我是資深音樂發燒友，歷年累月陸陸續續積攢了2000多張CD，一時半會是播不完的。
當然，聽得最多的是古典音樂，尤其是貝五《命運》，幾乎每天都聽。
我一直以為，燒音樂，燒來燒去，一定會燒進西洋古典，因為只有西洋古典最經典、最普世、最高格，那是地地道道的世界名著，是經久不衰的傳世之作。
然而，我對於貝多芬，卻有著一種非常複雜的感情，不是因為貝多芬不偉大，而是因為我的所謂“特立獨行”。
音樂人說古典，必談貝多芬，首談貝多芬，這倒也罷了。可是有一些附會風雅的人，啥也不知道，只知道一個貝多芬，於是道聽途說誇誇其談，裝逼賣文青，弄得全天下好像只有他最懂音樂似的。我便有些憤憤然，乾脆不屑與之為伍，轉而聽不太熱門的亨德爾、馬勒、拉赫瑪尼諾夫、莫索爾斯基，肖斯塔科維奇，甚至比較另類的梅西安、科普蘭。
其實，這是一種傲慢的固陋。
貝多芬是偉大的。誠如他自己所言，親王有成千上萬個，而我——貝多芬——只有一個。
只有用心聽了《命運》，你才知道什麼是分量，什麼是格局，什麼是境界，什麼是氣韻沉雄，什麼是沉淪與涅槃。
我不願意如教科書那樣解讀《命運》，首先帶入歷史時代，然後是曲式分析，如首章的奏鳴曲式，尾章的迴旋曲式；如命運動機，什麼什麼動機等等。
音樂是樂音對感官和靈魂的刺激而引起的一種情緒體驗和精神昇華，沒有那麼多的邊界和科條，重要的是情靈搖盪時的敞亮與真意。
我只知道，貝多芬寫《命運》寫得很艱難，如窮途哭返，如困獸猶鬥。
當貝多芬於1804年寫完第三交響曲《英雄》之後，就躊躇滿志地謀劃著寫《命運》，可結果是貝四寫出來了，貝六《田園》都寫出來了，《命運》卻遲遲未出。窮困潦倒，耳朵完全聾了，輾轉彷徨五年，於1808年才寫出《命運》。
我也不願意簡單明瞭地把《命運》的主題描述為一首英雄意志戰勝宿命論、光明戰勝黑暗的壯麗凱歌。
我的理解是：奔騰不息的生命力受到壓抑，瑩徹透明的心靈受到創傷，流著血，苦悶著，悲哀著，然而又放不下、忘不掉的時候，就會發出詛咒、激憤、讚歎、企慕、歡呼的聲音，這就是貝多芬的《命運》。
人的命運、人和命運，是一個永恆的主題，遠沒有勝利與失敗、抗辯與妥協那樣簡單。命運與主體意志是一個複雜的生命場，各種糾結、掙扎、衝撞、煎熬、憤怒纏夾在一起，顯示了貝多芬強旺的生命力量，也使《命運》波瀾壯闊，沉雄悲壯。
人的一生就是與命運纏鬥的一生。命運於人而言，也許是一種困境，也許是一種規律，也許就是一個虛無。人與命運的抗辯是動態的，是瞬息萬變的。當你凝視深淵的時候，深淵也在凝視你；當你與惡魔纏鬥的時候，也許你一不小心就變成了惡魔。
正義與邪惡沒有那樣判然分明，也沒有那麼多的大義凜然。
當你屈從宿命的時候，也許你是庸人，也許你又是高人；當你與命運纏鬥的時候，也許你是鬥士，也許你是惡魔，或許你就是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
當你掙脫所有這一切，那你就是尼采的“超人”。
無論你是庸人、高人、鬥士、惡魔，還是超人、西西弗斯，你都要凝視深淵，承擔命運。
這就是《命運》的普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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