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亡夫打官司，是她一輩子倔強的縮影
“我活到四十多歲，從沒有做過什麼虧心事，我兩口子為人處事怎麼樣你是最清楚的，為什麼我們會遭此大難？”新菊邊哭邊說，但轉而又擦乾眼淚，目光堅定地說，“我一定要跟他們死磕到底，該抓的抓，該賠的賠！就是得給個說法！”
2015年元旦剛過，我下班回到出租屋，剛在床邊坐下，手機急促地響了起來。
電話是老家一個關係不錯的鄰居打來的，上來就說：“你坐穩當了啊，別聽到下面的消息從板凳上摔下來。”
“怎麼了？”我的神經不由地緊繃起來。
她接下來的話的確讓我倒吸一口冷氣，頭腦一片空白：“什麼？輪船爆炸？怎麼可能！這是啥時候發生的事？”
“就是31號晚上，船炸沉了，周強被炸飛到水裡，第二天才撈出來……”
我的心跳暫停了一下，待回過神來，第一時間想到的，就是聖誕節前後剛剛跟我聯繫過的新菊。
1
新菊是我閨蜜，我認識她丈夫周強更早一些。
周強是1990年畢業分配到我們糧食局下屬飼料廠工作的，比我晚1年。他個子高，性格沉穩，話不多，別人說笑，他也會露出真誠的笑容。
周強高中時練體育，籃球打得好，雖然留了好幾年級，但被特招到省城糧校，後來成了校籃球隊的隊長，經常帶隊比賽，為學校爭光的同時，也收穫了愛情——女友新菊是他的同班同學，比他小5歲，五官精緻，身材窈窕。
兩人郎才女貌，人人稱羨，只是雙方家庭條件相差懸殊——周強家是縣城普通市民，父母沒有正式工作，家庭負擔不小；新菊家在省城附近的一個城市，家境不錯。畢業時，新菊的父母強烈反對女兒跟著一個窮小子到小縣城，他倆只好先各自回了老家。
然而，1年過去，看似柔弱的新菊，意願堅定，仍非周強不嫁。家人拿她這犟脾氣沒辦法，只好動用關係把她調到我們單位，提醒她：“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你卻願意從大地方嫁到小地方去。將來有的是苦給你吃。”
新菊義無反顧，選擇了周強在一起。1992年，單位建了新的家屬樓，我們成了一個院裡的鄰居。那時，糧食局形勢一片大好，周強能力出眾，從機修班班長幹到生產車間主任，最後又被提拔為銷售部經理，成為了公司的小頭目。他們夫妻倆雙職工，日子算過得不錯。
然而，2000年後，政策的變化和市場的衝擊，讓我們單位慢慢陷入了困局，工廠的業務都處於萎縮狀態，勉強維持到了2005年，工廠徹底停產，工人們都陷入失業狀態。單位沒有任何說法，我們大家連生活費都沒有。同事們都說：“這樣不死不活地拖著，還不如買斷下崗呢，那樣還多少有點補償。”
單位裡，我和新菊不在一個部門，只是點頭之交。工廠停產後，我倆都賦閒在家，因孩子年齡相仿、經常在一起玩，我倆也就逐漸熟絡起來。
那段時日，我無所事事，每天沉迷炒股，想賺大錢。新菊則腳踏實地，接一些在家做的手工活，有時是穿珠子、串項鍊，有時是焊接小燈泡。她手很巧，打毛衣，勾鞋子，勾各種衣服，還給我勾過一件小披肩。用她的話說，“這些零碎銀子，飯錢、菜錢是沒問題了”。
我很佩服新菊這種能在逆境中尋找突破的良好心態。但同樣沒有事情做的周強，卻是時常蹙著眉頭在抽菸，偶爾在家屬院樓下碰到，一向和善的他也只是點點頭，一言不發。
當然，周強這種狀態大家也都能理解，兩口子都沒收入，還有孩子要養，一家之主，必然更為焦慮。新菊偶爾向我埋怨丈夫：“人家都會主動想辦法，他就不會，也不去找門路、找找人，看看有什麼機會。他這人就是好面子，抹不開臉，不願意求人。”
“一時半會兒想找到合適的工作不是件容易的事，你看咱們廠裡那些人，不是在街上推人力三輪就是當裝卸工，難道你想讓他也幹這個？”我安慰道。
新菊不語，過了一陣又說：“哎，但話說回來，周強這人是真的不錯，對我很好。這麼多年來，只要他在家，一天三頓飯都是他做。我有時想打個下手他也不讓，都是把飯盛好，擺好碗筷，我和兒子吃現成的。吃完飯，他又收拾涮鍋洗碗。他是體諒我遠離父母，奔著他來到這兒，格外照顧我。”
說到這些，新菊眼裡閃現出幸福的光。我們也都知道，新菊人漂亮，周強以前在穿戴上給她花錢毫不吝嗇，去外地出差回來都會給她買漂亮的衣服和首飾。也就是因為周強對她好，連他們結婚時公婆沒出彩禮的事，她都不計較了。
結婚後，作為小兒子的周強，時常毫無原則地補貼哥哥、姐姐，還以低於市場價2萬的價格把宅基地賣給了哥哥，新菊雖是心裡不悅，但也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我是真不想他為難。只是，以前我們都有工作，他補貼倒也罷了，現在我們都這樣了，他哥哥姐姐的孩子也都工作掙錢了，也沒見他們誰體諒我們一點兒。那天我給兒子買了一把香蕉，還有牛奶，沒想到他一轉手就拿給他姐姐了，給我氣死了。”
在家乾耗了大半年後，周強經糧校同學的介紹，於2005年年底去了外地一家飼料廠工作，還是負責農戶的養殖和回收。那之後一段時間，新菊的神色輕鬆不少。“一個月輕輕鬆鬆也能掙五六千”，這收入，當時在我們這樣的小地方算很高了。
2006年暑假，新菊帶著兒子去周強工作的地方去探望，一個多星期後回來了，我看見她腿上都是被蟲子咬的紅斑。
“那地方周圍都是農田，蚊子特別多。錢是不少，但人可就是辛苦了。”新菊說。
那以後，一個人在家的新菊，除了照顧兒子的飲食起居，便是接更多的手工活。我有時勸她注意休息，愛護眼睛，她笑著應承，手上卻閒不下來。
2
一晃3年過去，新菊的兒子也上初中了。周強有個遠房親戚開了個小公司，缺個出納。新菊之前沒接觸過財務工作，但想著減輕點周強的壓力，硬著頭皮應下來，一邊幹一邊學。工作雖然辛苦，但她總說，能分擔下家裡的經濟壓力，也是幸福的。
就在這一年，開發商買下了我們廠區閒置了幾年的土地，開發商品房。一夜之間，廠房、倉庫全部拆除，和我們家屬院一牆之隔的廠區變成了塵土飛揚的建築工地。
單位主管部門從賣地的錢中拿出一點零頭，給我們一百多號員工“買斷”，20年工齡也只有兩萬左右的補償，大家都覺得這太不地道了：“賣地賣了幾千萬，就給我們這一點補償，總共不過花了兩百多萬，剩下那些錢都哪去了？”
工人們私下議論，但是一時誰也沒什麼主意。幾年來，大家各自為生計奔波，男的迫於壓力，像周強一樣外出打工，女的也想各種辦法打工掙錢。雖然大家想為自己多爭取一點利益，但沒有人願意為了這個渺茫、未知的結果出頭。
反倒是一向看起來溫溫柔柔的新菊，召集在家屬院的下崗女工們說：“咱們得去找上面問問，賣地得了那麼多錢，咱們這幾年的生活費總要給的吧？補償的那點錢，是買斷工齡的錢，按照規定，這幾年的生活費也是要給的。”
“想找回生活費？這有點難吧？”
“具體怎麼辦？我們聽你的。”
女工們嘰嘰喳喳，新菊果斷地壓住了她們的議論：“關鍵是人心不齊， 咱們通知到廠裡的每個工人，一家必須出一個人。人外出了，可讓家裡的老人來一個。如果有人既不出人也不出力，最後爭取來了絕對沒有他的份！”
“這樣最好。”大家讚道。
“我們要有理有據，依據法律和法規辦事，決不能有過激的行為，這是底線。”新菊又說。
大家點頭。
新菊雙管齊下，她以開發商施工擾亂家屬區正常生活為由，安排了人三班倒在大門口堵著，不讓施工車輛進出，然後帶著人到糧食局找有關領導，訴說工人幾年來待業在家的艱難生活，擺出政策——停產期間的生活費在買斷時也要補發。
她對著局裡領導侃侃而談，有理有據：“以前，廠裡停產沒有錢，我們沒有人提出任何要求。如今，賣地賣了7000多萬呢，這點生活費也不給，就說不過去了。我們廠裡的工人是最老實的了，要像別的廠子，早就鬧得雞犬不寧了。”
領導說：“聚眾鬧事是違法的，以後，有什麼訴求，嚴格限制人員數量，不得超過5人。”
“那好，我們就按照規定的來，我們也不是鬧事，就想得到自己應有的利益。”
工地的門被堵了幾天以後，開發商急了，耽誤一天施工，他們損失很大，立即給上面施壓。隨後，新菊帶領大家和局領導幾番交涉，最終，局裡同意出錢補償工人這幾年生活費，每個職工又分得近萬元。
大家紛紛感謝新菊這個“領頭人”，她也完全不表功，又恢復了往日溫柔的模樣。
3
“買斷”後的兩年，新菊家日子倒也不錯。只是，世事難料，2011年，周強所在的公司又在行業下行大潮中敗下陣來，他又一次下崗了。
此時周強也已經是45歲的人了，再回體制內工作早沒有可能。曾經所學的技能，在當時的行業形勢下，也不可能再有什麼大的發展。這次的打擊比幾年前更狠，周強再次陷入焦慮中，鬱鬱寡歡。
新菊比丈夫務實了許多，她把親朋好友都想了一遍，最終想到自家姐姐那幾年在長江裡開貨船，從岸邊的一些水泥廠、砂石廠拉貨，給一些沿江或者支流邊上的工地運送砂石水泥，也給一些橋樑施工方供貨，收入可觀。
新菊和周強商量，想跟她孃家哥哥兩家合夥湊錢買一條船，讓她姐姐帶著一起在長江裡搞航運，跟著姐姐貨源也有，銷路也有，“是出力氣的活兒，但好歹能掙錢吧”。
做這個買賣，就意味著周強徹底脫離了以前的行業。另外，開貨船在水上運砂石水泥，怎麼著也有點危險。新菊一開始也有點猶豫，但一想到家庭的境況，對周強說：“幹什麼沒有風險呢？要麼窩在家裡受窮，要麼拼搏一下。”
東挪西借，兩家人合夥花幾十萬買了一條吞吐量不算太大的貨船，好在生意還不錯，兩年後，他們又把舊船賣掉，添錢買了一艘大一些的船。
此時，小城的房價也一路上竄，漲到3000多了。新菊和周強合計：“這麼多年了，人家都買了新房，咱們還住在這20年前的舊房子裡，說起來都丟人，不如就買一套新房吧。”於是，他們再借錢，交了12萬的首付，買了一套120平方的新房。跑船的收入刨去家庭日常開支，足夠還房貸。
新菊的哥哥有本職工作，並不總跟船。大多數時候都是周強一個人待在船上，除了負責開船的船老大夫婦倆，其餘諸事，基本都由他一個人在船上操持，從跟著新菊的姐姐聯繫貨源、聯繫工地送貨，到最後進貨、卸貨，都自己來。他經常兩三個月不回家，回家一次，也待不了幾天。我們在一塊閒聊時，新菊言語間多是對周強滿滿的心疼和體諒。
貨船運輸，看起來是很簡單的事，但其中的麻煩外人是不知道的，從裝貨開始，便會遇到層層關卡。有一次，周強的船在安慶一帶遇到麻煩。他有一個糧校的同屆同學小明，就在那裡一個縣的實權部門當副局長。周強本想找他幫忙，但想到兩人地位懸殊，今非昔比，就開始磨磨蹭蹭，拖了一個月，事情仍未解決。最後在新菊的催促下，周強才硬著頭皮去找老同學。小明得知情況後，埋怨他：“都一個多月了，你才想起來找我？你還拿我當朋友嗎？”在小明的幫助下，事情很快得到了解決。
漸漸地，周強在長江上也跑出些門道，買賣幹得順遂很多。2013年秋，新房交付，他們隨即裝修好房子，搬入新居。生活似乎向他們夫妻倆敞開了陽光大道，然而，他們才在這條大道上走了一年，噩夢就降臨了。
4
我在電話中得知周強遭此大難，對新菊的悲傷感同身受。然而，我當時遠在千里之外的北方小城打工，身不由己，不能立即回去幫助處於悲痛中的她。
春節回家，我第一時間去看望新菊。一進屋，便看見周強的遺照擺在電視櫃上，格外讓人驚心。
新菊見了我，哭個不停，精緻的巴掌臉瘦了一圈，變成了錐子臉，從沒胖過的身材更加纖瘦。我不知說什麼好，只有默默陪著流淚，待新菊平靜下來，她給我講起了事情的經過。
2014年12月31號那天天氣很冷，新菊知道周強的船在鄰近的一個縣的渡口裝散裝水泥。第二天就是元旦了，也是他們結婚22週年的紀念日，可是周強並不能回來。反正是老夫老妻了，也不講究那些，多年來，周強都在外奔波，也很少過這個紀念日。
可是，新菊不知為何，卻總覺得心裡難受，還算出來他們從結婚到那天的天數，鬼使神差地發了一條朋友圈——
“8030個日子串成一首歌？幾幅畫？還是剪切成了一縷炊煙？幾行淚水？”
新菊的朋友圈（作者供圖）
事前，我看到這段話，是覺得莫名其妙。畢竟兩人恩愛，生活也很不錯，何來“幾行淚水”一說？事後再讀，才覺得，是不是冥冥中有什麼神啟？
“我為什麼要算這個日子呢？就在出事前的幾個小時！”新菊指著朋友圈那段話，不住地搖頭嘆氣，“難道真有什麼預感？”
就在那條朋友圈發出幾小時後，她的手機響起來。噩耗傳來，何止幾行淚水？而是淚流成河。
那天晚上，船老大夫婦二人上岸有事，周強一個人去水泥廠裝貨。散裝水泥不停地被打進船艙，突然，一陣巨響震徹夜空，船體爆炸，船被炸得傾覆，一半傾斜到水中。炸飛的水泥散落在岸邊，堆積了厚厚的一層，周強則被炸飛，落入水中。
新菊已經回憶不起來她是怎麼從家裡到達事故現場的，“我整個人都是懵的”。面對黑暗中的河流，她瑟瑟發抖。打撈工作進行了一夜半天，才在離船很遠的地方找到了周強的屍體。新菊見狀，幾近昏倒，跟我談起來，也是幾度哽咽：“我對不起周強，他只有49歲，就這樣突然走了……”
“這怎麼能怪你呢？不要這樣自責。”
“我活到40多歲，從沒有做過什麼虧心事，我兩口子為人處事怎麼樣，你是最清楚的，為什麼我們會遭此大難？”新菊邊哭邊說，但轉而又擦乾眼淚，目光堅定地說，“我一定要跟他們死磕到底，該抓的抓，該賠的賠！就是得給個說法！”
“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輪船爆炸的呢？”我很不解地問道。
“就是壓力閥失靈，導致水泥一直往裡打，最後壓力太大，發生爆炸。”在新菊看來，首先要承擔責任的是水泥廠，多少水泥、打多長時間應該是有數的，這樣無意識地往船上灌水泥，肯定會造成悲劇。
“當地海事安檢部門也要負責，對船的安全檢查為什不認真？收了錢就一走了之，為什麼不按時更換壓力閥？掛靠的航運公司，也脫不了干係！”新菊說著說著，那股倔強勁兒又回來了。
事發後，這3個在新菊看來要負責的部門，沒有一個主動聯繫她協商賠償的，這讓新菊非常寒心，“他們的心難道是石頭長的嗎？”
聽到她想要以一己之力對抗這3個部門的想法，我覺得簡直是以卵擊石。我寬慰她慢慢來，哪曾想，其實她的戰鬥號角已經吹響一陣了——我回家這時，距事故發生已經將近一個月了，周強還未入土為安，躺在事發地的殯儀館裡，因為“事故還沒處理，不能就此作罷”。新菊說，周強的遺體當時從水中打撈上來後，就在岸邊放著，想他這麼冷的天在水裡待了那麼久，她心如刀割。但她堅持，不處理好事故就不移動周強，就在岸邊放著。
周強一大家子人，沒有人願意出面解決問題，就連新菊讓他們跟著自己一起去找人，他們都不積極。新菊對他們說：“周強以前對你們當哥哥姐姐的怎麼樣？如今他慘死，你們幫忙找找人都不願意。不看死人看活人，你們還有侄子正在上大學，事故不明不白，以後我們孤兒寡母怎麼活？買這個船欠了那麼多錢，怎麼辦？你們不去也得去，你們是哥哥姐姐，必須去！”
周強的哥哥姐姐們覺得理虧，只好跟著。有關部門軟硬兼施，要求家屬把屍體運去殯儀館暫放，說善後的事情不是一時半會兒能處理好的。周強的親屬們膽小怕事，被人家的態度嚇著了，就想主動把屍體送到殯儀館，還勸新菊不要魯莽行事。新菊堅決阻止道：“事故確實不能一下子就處理好，但是，不給個說法，我們堅決不能把周強移走，更不能主動送去。存放到殯儀館，也是一個長期的事，是一筆很大的費用，我們主動送去，也就需要我付這個錢。有關部門要處理事情，要消除影響，讓有關部門送去好了！”
在新菊的堅持下，最終由相關部門出面，將周強的屍體送到當地殯儀館存放，費用由政府給付，下一步，成立事故調查組，處理有關問題。
“哎，這才是萬里長征第一步。”新菊和我說著，窗外有鞭炮聲傳來，愈發濃郁的春節氛圍，更增添了這個家裡的悲傷氣氛，這個年註定是悲悲慼慼了。
年後，我照舊出外打工。臨走前再次去看望新菊，只囑咐她一定注意身體，萬事小心些。我到了遠在千里之外的城市想到新菊的艱難處境，怕她煩悶，比以前更主動地聯繫她，她也隨時將這件事的動態說與我聽，權當紓解自己的壓力。
5
2月底，年已經過完了。新菊迫不及待地去問情況，只是“成立事故調查組”的承諾還遙遙無期。新菊覺得自己不能等下去了，事故原因很明晰，無非就是幾個部門劃分責任的問題，她不想坐以待斃，“得主動出擊”。
她先去了幾次水泥廠，可是找不到負責人——領導不是開會去了，就是出差去了。她曾在辦公室裡等了兩天，每頓只吃一個燒餅充飢，最終沒見到負責人的影子。
隨後，她去了海事局。對方不認為自己有責任，說安檢有船主簽字了。新菊讓他們把簽字的材料拿來看，他們又拿不出來。“這事就等調查結果出來，該我們什麼責任，我們承擔。”他們撂下這句硬邦邦的話，便對她置之不理。
接著，她去了貨船掛靠的公司，公司負責人說，“就收了一點掛靠費，結果要承擔這麼大的賠償責任，太虧了”，不願意給任何賠償。新菊說要請律師起訴他，那人直接耍起無賴：“起訴就起訴，大不了坐牢，反正我不賠。”
幾經折騰，事故處理依舊沒有眉目。新菊一籌莫展，一度迷茫甚至絕望。她想起事故發生後第一時間來探望的小明對她說，還是要依靠當地政府。當時她沒聽進去，現在想來，是唯一的辦法了。畢竟責任方怕賠了錢家屬還沒完沒了，若有政府部門的協調，各方都會放心吧？
於是，新菊又回到推進當地政府部門儘快成立事故調查組上面來。她召集了周強的朋友、哥哥姐姐還有孃家親戚，去到事發地的政府討要說法，希望能形成壓力，讓有關部門及時解決問題。
去一次，來回路程四五個小時。周強朋友都有各自的事情，孃家親戚又隔得遠，幾次下來，新菊也不好多麻煩他們。周強的哥哥姐姐們更是令人心寒，連路上吃飯，都等著還沒畢業的侄子給他們買單，開車出去，也要新菊給他們加油。每到一個部門，新菊聲淚俱下地據理力爭，他們也只是瑟縮在後面，一言不發。新菊讓兒子捧著周強的遺像在有關部門的門前跪著，有人過來嚇唬他們：“不要抱著照片在這裡，影響不好，不然把你們都抓起來！”
“為什麼不能抱著照片？那是他爸爸，他爸爸死得這麼慘，現在得不到公正處理，他就要給他爸爸伸冤！”新菊一點不怕他們，“求你把我們都抓起來吧，我們孤兒寡母，到了這個地步，也沒辦法活下去了！”
她說著，扯住那人的衣袖，把他的衣服都扯破了，那人落荒而逃。
“他們那些公務人員也挺不容易的。”跟我說起那個場景，新菊還笑了。
然而，3家責任方誰也不願輕易做出承擔責任的許諾，他們都在觀望，千方百計地推脫責任，希圖把責任最小化，賠償能拖就拖，能躲就躲。
就這麼跑了一陣子，親朋好友不再繼續幫忙，新菊也讓兒子去上學了。她自己一個人不停地往返事發地的政府部門，奔走呼號，推動有關部門及時處理，當中的艱難和煎熬，不是別人能體會的。
最終，新菊磨破了鞋底，終於在5個月後，逼著政府部門專門成立事故調查處理小組，協調有關事宜，當地的縣長任小組長。
6
即便到了這一步，事情進展也並未有新菊想象中順利。
首先是責任劃分——水泥廠承擔60%的責任，另外30%的責任由海事船檢部門和掛靠公司來承擔。可是，沒有哪一家爽快地掏錢賠償，海事安檢部門堅持自己沒有責任，掛靠公司的負責人居然直接跑了。
“那還有10%的責任呢？怎麼沒人承擔？”新菊迷惑地問縣長。
“另外10%是船主自己來承擔。”縣長語氣平平。
“我們已經家破人亡了，還要承擔責任？”新菊想不通。
“我們這個處理小組，只能把大家召集起來協調問題，至於法律問題，你還是要找律師，能協商好更好，協商不好，還是要走法律程序，要通過起訴的途徑來達成——畢竟現在是依法治國，不是人治，我這個縣長也不能說抓誰就抓誰，還是要通過法律。”
隨後，縣長給新菊推薦了一個律師，新菊通過律師遞交了訴狀。
律師給她詳細分析了各種情況：水泥廠問題不大，60%的責任，他們也沒有太大異議；海事安檢部門和掛靠公司堅稱自己沒有責任，不願承擔；至於船主的經濟和法律責任，新菊可以給她哥哥出具一個諒解書，這樣可以免除哥哥的刑事責任，至於周強的法律責任，“他人已經不在了，經濟責任，你們船主自行承擔10%”。
至此，法律上的問題新菊比較清楚了，有了這個方向，往後也有了依據。
8月份，我因事回家，到新菊那裡坐了坐。她滿臉倦容：“真的，我鞋子都快跑爛幾雙了。”
“如果是我，我會放棄的，這麼難，簡直不敢想象。”
“我也就是拼著這一條命了。”她疲憊地說。
長時間的奔波，讓新菊感到身體不適、腰部疼痛，她到醫院檢查，被診斷為嚴重的腎積水。從動手術到出院，一個多月的時間，周強的家人沒一個去探望新菊。她徹底看透了這家人。他們的冷漠，讓她更加堅定了討回公道的決心。
9月初，身體稍有恢復，新菊又去找縣長——縣長可不是說找就能找到的，即使事先電話聯繫好了，到了縣政府，有時他開會，有時他出差，有時他忙別的事，經常去了幾次也找不到人。新菊只好在辦公室外等著，從早上等到晚上，隨便對付幾口飯，吃幾口冷硬的饅頭，喝幾口涼水，找個簡陋的旅館住下，接著等。
等見到縣長，她便聲淚俱下地說：“既然事故責任早已劃分清楚，該賠償的何時才能到位？出了這麼大事情，人也死了，買船借了那麼多錢，債主上門逼著要錢。為了這個事，我也不能工作。兒子還沒工作，生活都成問題，就等著這個賠償款還債……”
聽她哭訴良久，縣長也起了惻隱之心：“我很同情你的遭遇，我安排人再催促一下水泥廠方面，讓他們儘快賠付到位。”
她又去找律師：“逃避責任跑掉的人，就沒有辦法了嗎？難道跑了就萬事大吉了？”
律師告訴她，法院已經建立了賠償賬戶，第一批水泥廠的賠償不久就能到位了；海事安檢部門還在溝通協商中；“至於掛靠的輪船公司負責人，公安部門也在實施抓捕”。
在各方努力下，海事安檢部門也認了責，把賠償款打到指定的賬戶上。逃跑的那個公司負責人，也最終被公安抓了起來。
到了2016年初，新菊那句“該賠的賠，該抓的抓”，總算是落到了實處。至於賠了多少錢，新菊沒有說——財產賠償按實際損失，由保險公司賠償，除去船的本錢外，鄰居都猜測大概還有100多萬。
至此，在殯儀館裡躺了一年的周強，總算可以安心了。新菊為周強討回了說法，為了告慰丈夫的在天之靈，她把葬禮辦得很隆重。
葬禮上，新菊神色疲憊，但眉眼之間更添了些倔強：“不管怎麼樣，這一頁總算翻過去了，我和兒子會好好生活下去的”
聽她這麼說，作為朋友，也放心多了。
7
新菊的兒子大學畢業後，在南方城市找到了個好工作。她也繼續在自己的出納崗位上勤勤勉勉。有時我們在微信上聊些家長裡短，偶爾還能看到她朋友圈發的廣場舞的視頻。
讓我驚訝的是，2018年，她居然考取了初級會計證。
“很多年輕人都沒有考下來，我居然考上了。因為有這個證，工資也因此增加了不少，就是以後再找工作，也更容易。”她露出了開心的笑容。此時，她已經48歲了。
這一年，新菊把剛住了幾年的房子賣掉了，得到50多萬，又把賠償款拿出一部分，給兒子在工作的城市付了100多萬的首付。
她不想再住回到我們家屬院的老房子裡去，在老城區的繁華地帶租了房子，獨自一人居住，每天按部就班上班，晚上到附近廣場跳舞，日子過得平靜，也慢慢走出了那段人生的至暗時刻。
2018年年底，她告訴我，她糧校的同學，要給她介紹對象。
“以後的人生還長著呢，你應該有自己的幸福。”我為她高興，“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沒想到，那個“對象”就是小明。當年周強的事，他雖然不方便處處親力親為，但是總會在關鍵時候給出主意，新菊很是感謝他。在周強的事解決完不久，小明的妻子查出癌症，很快便去世了。
後來開同學會，有個同學對新菊半認真半調侃道：“這都幾年了，人家老周說不定在那邊早就找人了，你也該考慮自己的事了。”隨後，便撮合新菊和小明：“自從他妻子死後，很多人給他介紹對象，女方什麼行業的都有，也有未婚的女性，可是他都沒有同意。”
在同學的牽線下，兩人也慢慢聊起來。有好事者把新菊的新戀情說給周強的大姐聽，周強大姐慍惱，“不要跟我說這些，我不想聽”。新菊不在意這些，畢竟周強已經走了3年多了，是時候考慮自己接下來的生活了。
2019年中秋節前，新菊正式嫁給小明。
這麼多年的朋友就要遠走，我心裡五味雜陳，既為她找到新的幸福高興，也為朋友的遠去傷感。在她走的前一天，我請假去她孃家送她。婚禮當年早上，我和前去送她的客人們從賓館到她家樓下，新菊在孃家人的簇擁下打著紅傘，穿著紫紅色的蕾絲裙，走上了新郎的車，49歲的她，身影依舊娉婷。
看著遠去的車影，我又想起了這個倔強的女人經歷的起起伏伏。
題圖：《萬箭穿心》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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