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画作
何香凝(1878—1972)，号双清楼主，广东南海人。同盟会会员。我国近现代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妇女运动和民主革命的先驱。建国后曾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全国妇联名誉主席、民革中央主席等职。著有《何香凝诗画集》等。
何香凝
我生长在香港。父亲是农民出身，他在澳门创了商业，在香港成了相当大的资产家、地产家。我自小生活优裕，社会接触少，20岁与廖仲恺结婚。我们家里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人，我自小即常常听到别人谈到反清的事。结婚之后，我又听仲恺常常谈及时事，逐渐加深了我对“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认识。当时清政府腐败无能，干下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我们和全国人民一样，对此甚为愤激。戊戌政变之后，有志青年赴日留学，一时成为风尚。仲恺也很想去日本留学。原来仲恺一家都是华侨出身，仲恺生在美国，仲恺的父亲死在美国，仲恺的亲兄亦在美国长大。仲恺的亲兄懂得—些英文，当上了清政府的外交官员，但是他不答应给仲恺到日本留学的学费。仲恺自己要筹一笔赴日旅费，钱也不够，为此常常对我叹息。为了成全他这个志愿，我就把结婚时娘家给我陪嫁的珠玉首饰卖掉，抛弃我一向过惯了的优裕悠闲的生活，同到日本留学。在仲恺到了日本之后两个多月 (即1902年的冬天)，我也东渡日本，开始了去国离家、独立学习的另外一种新生活。
当时，孙中山先生宣传推翻清朝、号召革命的名声，在日本留学生中早已传播开了。我们也十分仰慕，可惜的是还没有会面的机会。就在1903年春天的一个晚上，我和仲恺到神田神保町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参加留学生的聚会，在会场上初次看见了知名的革命家——孙中山先生，真是喜出望外。但是，当时留日学生的思想十分分歧，参加那次会议的有革命青年，有保皇党，也有清政府的暗探和忠实走狗，鱼龙混杂，什么人都有。孙先生在那次聚会上谈得并不多，只泛泛地谈到了中国积弱太甚了，应该发愤图强，彻底革命。我们都听得入了神，不知不觉就到了散会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偶然的机会，打听到孙先生寓所的地址，预备以后再去拜访，听他多谈些革命道理。
几天以后，我、仲恺和另一个留日青年学生黎仲实，一起按地址到小石川的一间“下宿屋”拜访孙先生。在一个面积不大、陈设简朴的小房间里，孙先生亲切地接见了我们。正像一般年轻人之间的会面一样，我们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政治问题上开始了。这一次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义和团，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所以一定要进行反清革命。我们听他说到推翻清廷、建立民国的道理，很是佩服，十分同情。后来，我和仲恺又再到那“下宿屋”去见孙先生两次，对他表示我们也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孙先生指示我们先在日本留学生中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此后，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1904年初，孙先生作环球旅行，由美洲经日本前赴欧洲考察。他到日本之时，我正怀着身孕，预备回香港分娩。孙先生特意叫我带一封信给在香港的陈少白，我因此在香港第一次与陈少白认识。我由东京先到横滨候船回国，知道孙先生当时在横滨山下町已设有秘密的通信联络的地点。我在香港生下了梦醒，恐怕在日本一面读书、一面做些革命宣传工作，生活流动无定而又紧张，照顾小孩很不方便，于是独自返回日本。梦醒虽然是我初生的第一个女儿，但是我也只好将她留在我娘家托人抚养。而她那远在千里海外、正在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同时从事联络革命青年工作的父亲——仲恺，则直到一年多以后回到香港筹款，才第一次与他自己的女儿梦醒会面。
何香凝、廖仲恺与儿子廖承志、女儿廖梦醒合影
1905年孙先生由欧洲回到日本，积极筹备组织同盟会的工作。他的活动范围更广泛了，方式更多样了。他这次在东京一间名叫“高阳馆”的旅店居住。那些一贯与清政府相勾结、向来对于孙先生的行动深为注意的日本警察，又常常看见孙先生收发很多书信，会见很多客人，聚众宣传，高谈阔论，当然把孙先生的革命活动完全报告上去。孙先生的行动因此时常受到干涉。孙先生为了以后能够继续顺利地多做些革命工作，想找一个可靠的人，借他的寓所作为开会及收信地点，以便掩护。因为我和仲恺参加“革命同盟”的活动已经不少日子，而我们夫妇又是自己租赁房子居住，孙先生觉得在我家开会及收信极为合适，就叫黎仲实来找我谈。黎仲实转达了孙先生这个意思，我十分赞成，孙先生还特别提到严守秘密的重要，希望我不要雇用日本女中。我都一一答应了。为了保守秘密，我还特意去找一间合适的房子。几天以后，搬了一次家，由本乡搬到神田。连女中也没有雇，每天下课以后亲自操持家务。我就是在这个时候才开始学会自己洗米、生火、烧饭等等家务劳动的。自此以后，我家就成为通讯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那时，酝酿正式成立同盟会的工作已经相当就绪。而这时候仲恺回香港筹借留学费用，不在日本。就在孙先生叫黎仲实来和我谈借房子开会的第二天晚上，我在我的寓所里办了加盟手续，那时我还住在本乡。我清楚地记得我举着右手在孙先生的领导下读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有始有终，如或渝此，任众处罚”的誓言。我虽然早已参加了“革命同盟”的活动，并且早把“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四句口号作为我革命奋斗的目标，但是现在我又正式办理加盟手续了，再想到我们献身的革命事业有了越来越多的人拥护，势必越来越加快发展，我当晚兴奋激动得彻夜难眠。和我同时办理入盟手续的还有黎仲实、马君武以及日后刺杀仲恺的真凶胡毅生等人，这就是孙先生在日本发展的第一批同盟会会员。我们这几个人和稍后入盟的廖仲恺、朱执信，后来都成为中国同盟会的骨干。
在我入盟以后大约两个多月，仲恺方才回到东京。同船抵达的还有胡汉民夫妇，胡汉民夫妇寄寓在我的家里。仲恺有志革命很早，当晚孙先生来到我家，仲恺在晚饭后即行宣誓加盟。但是，胡汉民为了“平均地权”四个字与孙中山先生辩驳了差不多一个通宵。胡汉民认为不宜于在那个时候提出“平均地权”的口号，孙先生向他解释说：“你参加反清朝帝制，这很好，但是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革命目的之一，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我记得那天夜里我在床上醒了又睡，睡了又醒，还听见他们在隔壁房间争论不休，一直辩论到深夜3时以后，胡汉民方才勉强加盟。
自从同盟会在东京成立以后，清朝政府发觉中国留日学生在日本活跃非常，便加紧勾结日本当局，设法制止日本留学生中革命思想的蔓延。1905年日本帝国主义当局发布《取缔清韩留日学生规则》，清廷驻日公使汪大燮是从中做过相当工夫的。取缔规则中规定取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活动，剥夺言论自由，禁止集会结社，检查书信，强迫青年遵守清朝法令，以镇压革命思想。当时留日学生分为两派：一派胆小怕事，主张妥协；一派主张坚决反抗。这次“反抗取缔规则”的斗争，也无例外地考验了我们留学日本的每一个同盟会会员。我和仲恺，还有很大—部分同盟会员都坚决主张同盟罢课，以示抵抗。我们在斗争中团结了广大青年学生，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很多青年学生就在这次斗争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由靠拢我们进而直接参加到同盟会的组织中来。中国同盟会的活动，不但没有因此而受到打击，反而更加活跃发展。但是，也有一部分同盟会会员在这次斗争中暴露了他们的本性。即如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当时都还没有考入正规大学，只是混在政法学校的速成班里学习，恐怕罢课对他们不利，恐怕拿不了清朝的官费，恐怕会被学校开除，为自身计，他们是主张妥协不罢课的。汪精卫还在当时的所谓“维持会”上签过名。当然，要说全体留日中国学生都罢学回国，不特实行起来颇有困难，而且大批同盟会员回国之后也有被清政府一网打尽的危险。孙先生不赞成留日学生全体回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在那时的斗争中，革命党人主要的是应该和大家团结一致，共同行动，坚持斗争，争取胜利，而汪精卫与胡汉民恰恰就是根本没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的。
1905年10月，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投稿的多为同盟会会员，他们所写宣传革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但是，当时发表在《民报》上的文章和一般参加同盟会的人思想状况，也明显地反映了同盟会会员内部存在的思想分歧。这些文章上表达出来的和一般的思想动态，可以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人仅有推翻清朝的单纯民族主义思想，至于推翻清朝以后中国往何处去，思想上还是完全模糊的，甚至还可以说根本就没有接触到这个问题。这一类的代表人物是章炳麟等。第二类人则在推翻清朝以后，要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的道路，也就是欧洲或日本式资产阶级民主的道路。代表人物就是胡汉民、汪精卫，后来成为西山会议派的邹鲁、居正也是属于这一类人物。第三类人则接受了当时已经在日本青年学生中开始流行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并试着把那种尽管还是处于萌芽状态的早期社会主义思想传播到中国来。他们在翻译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著作的时候，把资产阶级译作“豪富”，把无产阶级译作“细民”。他们在《民报》上宣传“细民”与“豪富”的斗争，也就是反映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这一类的代表人物就是朱执信和廖仲恺。仲恺在《民报》上用的笔名，叫做“屠富”。我记得仲恺那时候曾同我开玩笑，说：“你的爸爸是个大资本家，也是将来要在打倒之列的，你不怕么?”
同盟会正式成立大约一年之后，我们遵照孙先生的指示，宣传反对保皇党，并与当时的改良主义者及君主立宪派展开激烈的斗争。当时，保皇党害怕革命，他们提出“革命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的论调。孙先生对此极为愤慨，就口述意思，叫人写了—篇文章，指出“中国除彻底推翻封建帝制以外，别无出路。革命绝不会招致列强瓜分中国”，严词驳斥了保皇党的反动论调，得到当时有志青年的拥护。孙先生还叫廖仲恺、朱执信和我联名写信给海外美洲等地华侨，向他们宣传推翻清朝帝制的必要，深得海外华侨同情。不久也有华侨加入同盟会，并寄了款来，赞助革命。在这期间，我虽然只会讲广东方言，还不会说普通话，但是通过笔谈，也在留日同学中交接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都是从事革命的好青年。同盟会的著名女盟员秋瑾和后来在黄花岗之役牺牲的千叶医学科学校留学生方声洞，就是我在这个时候结识的。
1906年秋天，我结束了女子师范预科的学习，再考入目白女子大学博物科攻读。半年之后，因患胃病停学，在家休养。那时我们住在大久保。病好不久，又怀身孕。1908年生下了承志之后，改入本乡女子美术学校高等科学绘画，端管紫川先生就是教我绘画的老师。我同时也是日本帝室画师田中赖章的学生。我每星期到他家里学两次画，我学画老虎、狮子就是跟田中赖章先生学的。那个时候，日本文化界也很重视中日文化交流，教画的老师知道我是中国留学生，又见我是个女的，都很重视，都很热心教导我。这一段时期，我一面学习美术，一面一直都为孙先生照料秘密集会和通讯联络机关。为了筹划革命党人的起义事宜，很多准备工作都是在我家里部署的。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的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
我在留学日本而又进行革命工作的整个期间，生活都比较俭朴清苦，娘家给我的钱统统都给我花用在这上面了。为了准备起义，孙先生要派同志回香港购运军火，我们大家都帮忙筹措旅费。我这样做，还完全不敢告诉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及亲戚，因为当时革命叫做“造反”，被清政府知道，是会株连九族的。
为了使中国革命取得国际正义人士的同情和赞助，孙先生曾派仲恺到天津与法国社会党人联络。当时，仲恺正在早稻田大学学经济，还没有毕业，但是仲恺为了革命需要，立即停止学习，奉命回国，完成任务以后再回日本，转入中央大学三年级继续学政治经济。那已经是1908年的事了。由于国内起义几经失败，孙先生注意到，如果要起义成功，除了筹募足够的经费以外，还要做好敌人内部的策反工作。当时，中国南方起义已经失败了几次，孙先生想改在北方筹划起义。1909年，他再派仲恺到营口及吉林秘密做策反的地下工作。那时仲恺已在中央大学毕业，他经由天津转到东北进行秘密工作，并以在吉林巡抚陈昭常幕下做翻译作为公开职业来掩护。仲恺与林伯渠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在吉林时常过从的。
1911年旧历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之前，香港就是革命党人的联络接头地点。我虽然没有亲身参与这次战役，但是这次起义的准备事宜，我都有些预闻。这次起义是孙先生指示黄兴领导进行的，朱执信也参与了此役。牺牲的七十二烈士都是我们同盟会的优秀同志，都是当时革命的中坚分子，方声洞、林时爽等就是留学日本的有为青年，还有一些南洋华侨。这次震动中外的黄花岗之役虽然失败了，却激励了全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动摇了清朝统治的基础。
（本文有删节，原载于《辛亥革命亲历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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