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登極，建立明王朝。1403年明成祖朱棣奪了侄子惠帝朱允炆的王位，遷都北京，為加強對南方的統治，使南方的大米、綢緞、貢品能源源不斷運往帝京，大規模整治和修通了京杭大運河，為控制這條經濟大動脈，使之暢通無阻。明王朝在淮安設漕運總督署、建府署、榷關，並給予漕運總督以兵備、財政、司法審判以至行政管理等權力。明初為發展生產，又推行“移民政策”，當時淮安的人口遽增，商業繁榮，使淮安逐漸成為蘇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淮安的這種“昔日輝煌”隨著封建社會發展到清代“康乾盛世”也達到了頂點。如果單從文化方面考察，在清順治、康熙時即形成了以邱象升、邱象隨兄弟為代表的“邱氏文學世家”，稍後興起了以阮學浩及阮葵生、阮芝生父子為代表的“阮氏文學世家”。到清道鹹年間，淮安經歷五百年滄桑，五百年的文化沉積，在文化界、學術界出現了名揚全國的潘德輿、魯一同、丁晏、高延第四位文人、學者。到同光年間又出現了著名學者徐嘉、段朝端。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繼吳鞠通以後，則形成以劉金方為代表的人數眾多“山陽醫派”的醫生群體。同時繪畫、書法、出版亦有長足發展。經濟的發展促進了文化的發展，而文化的發展又刺激經濟的發展。此時淮安城裡形成了有較高政治地位、豐厚經濟實力、淵遠文化素養的“丁、韋、何、許”“四大家族”。對於“潘、魯、丁、高”以及徐嘉本書均有專題述及，現對晚清淮安文化的保存、傳播做出巨大成績的段朝端、王錫祺和“四大家族”作一簡單介紹。
段朝端（1843—1913）字笏林，號蔗叟，晚年病足後又名“蚓”。15歲即入縣學為秀才。後數次參加江南鄉試均未中式。乃博覽群書，訪問淮故，有志著作。21歲開始設館課徒，從此一生教學、著述，從事淮安地方文獻資料蒐集、整理、研究工作。中年後曾報捐了個“試用訓導”，50歲後曾先後做了幾年儀徵、甘泉、興化、海州等縣學的學官。其弟子遍及兩淮和蘇北，有的不少中舉、中進士，成了達官顯貴，如丁寶銓。同治年間，參加了《重修山陽縣誌》的校刊，1920年主持《續纂山陽縣誌》編撰，任總纂。此年，近代著名學者冒鶴亭（號廣生）先生主持編刻的《淮安叢書》，段朝端是《叢書》的主要撰稿人和資料提供者。冒氏贈長詩讚之，“行年八十猶作書，箋註考訂蟲與魚”，“先生之詩魯通父，先生之學吳山夫”，“自從阮（吾山）範（詠春）盡黃土，徵文考獻世則無。”
段氏一世清貧，其著作甚豐，除《張力臣年譜》、《吳山夫年譜》刻入《淮安叢書》，《椿花閣詩集》由門人、好友捐資刊刻外，大部分均未付梓。主要有《椿花閣文集》、《椿花閣隨筆》、《楚臺聞見錄》、《淮人書目》、《淮人書目小傳》、《淮著收藏記》、《跰躃餘話》等百數十卷。
王錫祺（1855—1913），字壽萱，晚號瘦髯。始祖自太原遷淮，入清河籍。咸豐五年生於山陽，並世居山陽。祖父王履謙經營鹽業致富，開設“王永懋”當典於城內龍窩巷，後毀於火，復移建於南門大街、興文街首（原興文街為東北向的斜街，今新華池浴室、人民劇場處），易名“肇慶”。王氏“8歲而孤”，18歲入泮為秀才。但他厭惡一成不變的“八股文字”，對地理知識和各國行政之書卻有濃厚興趣，開始蒐集資料，兩年後，輯成《小方壺齋輿地叢鈔》，並寫了自序。
光緒五年（1879）春，王錫祺取得順天北闈鄉試資格，應在福州舅氏支燕來之召，決定作閩浙之遊，然後取道上海乘海船北上。此行雖為應試，而實為遊歷考察，他早把八股文章置於腦後。抵滬後，興致勃勃往上海銀美華書館觀看機器鉛字印書，詢問印刷機及配套設備的價格。他在“京師日讀邸鈔（官署辦的邸報），知海禁既通，外交孔亟，而朝野士大夫罕留意者”，看到西洋列強及俄、日各國均來華掠取利益，而封建官吏對世界各國情況一無所知，一片空白，“乃遍讀譯籍，備知各國情勢”。他不顧“太夫人乖常例阻之”，決心東渡扶桑進行實地考察，並編一部介紹各國地理、歷史知識的叢書。8月，鄉試揭榜，結果可想而知。他立即出京航海到滬，將自著《北行日記》和潘德輿《金壺浪墨》交付排版印刷，然後回鄉省母。母親見其去意已決，囑咐儘早歸來。10月，王錫祺“浮海至長崎”。他在日本考察半年多，足跡遍東京都、大坂、東京等地，還遊覽了富士山，比較全面地瞭解了日本當時的政治制度、經濟狀況、變法措施、疆域海島、歷史演變等各方面情況，第二年夏方回國。
王錫祺返淮後，根本無心經營典當業，把肇慶當典交“童僕經管”，自己傾盡家資，以兩千大洋買回印刷機和鉛字，忙著著書、印書。在同輩文人、朋友的幫助下，經過不懈努力，《小方壺齋叢書》終於大功告成。刻入《叢書》的有：明末張天明著《淮城日記》、顧秋碧《通俗文佚文》、丁晏《日知錄校正》、黃宗羲《思舊錄》、阮葵生《茶餘客話》、李元庚《山陽河下園亭記》、《望社姓氏考》等。學者丁晏生前編有集淮安詩人大成的《山陽詩徵》，丁氏去世二十年，一直未付梓，王錫祺將此書和自己編輯的《山陽詩徵續編》一併收入《叢書》，為地方文化事業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王錫祺原本家資豐厚，在清末從上海購回機器，從事現代印刷業，在當時蘇北縣城不能不說是一個創舉，他為了事業傾盡畢生精力，毀家舉債，義無反顧，精神可佳。最後將當鋪、房產抵於債主，均“不足以償”，被告上法庭，登了“大獄”。後經羅振玉在省城疏通，得以出獄，晚年浪跡滬寧、揚州、高郵等地躲債，年僅五十，貧病交加，客死於泰州。
淮安的“四大家族”，丁氏為首。丁氏發跡於丁晏父子。丁晏是舉人，其子丁壽昌、丁壽祺都是進士。在道鹹年間，丁氏有很高的政治地位，隨之有了豐厚的經濟實力。地方事務丁晏出面、發話，沒有辦不成的。關於丁晏本書已有專文，現介紹其子。
丁壽昌，晏之長子，字頣伯，號鞠泉，道光丁未（1847）中進士，留戶部任用，同治二年（1863），外放福建道監察御史，不久授知浙江嚴州知府。四年，嚴州大水，為救災歿於任上，受到朝廷嘉獎。著有《臺垣疏稿》，編有《山陽文徵》。
丁壽祺，晏之次子，字仲山，咸豐己未（1859）進士，歷官內閣中書、刑部郎中，後宣迤西道臺，因父年邁，朝廷恩准回淮養親，未赴任。著有《雙堂書屋存稿》、《海隅從事錄》、《西行日記》等。
丁壽恆，晏之三子，字叔居，秀才，辦事幹練，能詩文。著有《毛詩雜故》、《漱經齋集》，《山陽藝文志》收有他的詩文。
丁壽徵，晏之四子，字子靜，道光丙午（1846）優貢，應試作《經說》，頗得學使俊藻和時任禮部侍郎的曾國藩器重，舉薦為八旗弟子教習，以知縣候用，精經史、小學。著有《十六國興亡表》、《說文揭櫫》、《春秋異地同名考》、《張右史年表》以及《葆素齋詩集》。
丁氏子嗣頗多，人丁旺盛，在淮安城內形成龐大家族群體，治地方史並頗有成就的丁志安先生即丁壽恆的直系曾孫。
韋氏家族以韋坦、韋墉兄弟為代表。
韋坦，字竹坪，號恬齋，道光丙申（1836）進士，官兵部主事晉職方司員外郎總司事。韋坦是一個辦事幹練嚴肅又廉潔奉公的官吏，曾隨大學士耆英“治獄綏遠”，視察河防，賑災濟民，杜絕迎來送往，頗得道光皇帝的賞識。能詩文，著有《恬齋詩抄》。《山陽藝文志》收有為李宗昉藏《題龔聖予（龔開）馴象圖》詩。
韋墉，道光甲辰（1844）副榜舉人，亦能詩文。山陽何氏亦興起於道光年間，其代表人物為何錦及其子侄其傑、其浚、其厚。
何錦，字濯波，先世為浙江餘姚人，是清代淮安大數學家駱騰鳳的女婿，雖無科舉功名，但“性孝友，敏於任事，喜為鄉里興利”，曾協助丁晏修葺舊城廢垣，修復龍光閣，主普濟、育嬰兩堂，任勞任怨，在地方上有較好的口碑和較高的威望。
何其傑，錦子，同治甲子（1864）舉人，官內閣中書，委署侍讀，去官歸裡後，繼承乃父風範，熱心鄉里公益事業，“每有義舉，長官仰其計劃，故城工、文渠、學宮、學額積穀等靡不讚助成事。”
何其厚，錦侄，同治癸酉（1873）舉人（順天榜）。
何其浚，錦次子，同治癸酉拔貢，“以謹厚見稱，鄉里公益多規隨兄併為當事”。
何氏另有何慶芬，同治甲子（1864）舉人。
排在“四大家族”末位的許氏家族曾出過兩位進士，許氏故宅在多子巷，以前大門朝東，在上坂街，門楣上有“進士第”三個大字匾額。
許世塤，嘉慶己卯（1819）進士，生平事蹟，無考。
許煥，同治癸亥（1863）進士，曾做過一任安徽霍山知縣，具體事蹟不詳。
許氏另有許汝衡，道光乙酉（1825）拔貢，能詩文，著有《素位堂詩存》。《山陽藝文志》收有其文《漢高殺淮陰侯說》，認為殺韓信責任不在呂后、蕭何，而在漢高祖，分析頗有見地；其詩《九日偕焦文甫麓樵兄登咬金墩》，其中有“歸去不須傷往事，滿城秋色樹蒼蒼”句，頗為直白感人。
到了清代同光年間，本來十分“興旺”的淮安四大家族，很快地衰落了，代之而起的那就是“秦、楊、葉、範”新的四個顯赫家族。秦氏住城內小魚市口東，有宏大氣派的“大宅門”；楊家在更樓東，以楊士驤、楊士騏等八個兄弟為代表；葉氏的住宅在興文街，現已完全拆毀，建起了“淮安賓館”；而範氏祖宅在丁光橋，後支系在西長街，原宅也被拆毀，建起了“月湖小區”。
現在淮安的老人沒有不知道城內頭號大地主秦少文的。解放前秦家在南鄉有良田萬畝，秦家宅院雕樑畫棟，房屋百間，大門和“明三暗五（間）”的堂屋磚雕十分精美，秦少文妻妾成群，兒子有十幾個，過著非常靡爛奢侈的生活。
秦少文，名保愚，字少文，秦姓原是世代窮苦的儒生人家。父秦煥（1817—1891）通過苦讀，於咸豐十年（1860）中進士，留戶部任用。秦煥精於制藝文字（八股文），在京城同僚中頗有名氣，有“文虎”之稱。因為在京被抽調參辦同治皇帝“大婚典禮”所表現出的“幹練”，“京察”“一等加一級”。以三品銜外放廣西桂林知府，後調任梧州知府，廣西按察使（詳細情況見本書《廣西按察使秦煥》）。“一任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秦煥“歸籍養痾”，用薪俸積蓄“購屋置地”，頤養天年。秦少文不是“讀書種子”，但很會經營、盤剝，幾十年間，成為淮安城內首屈一指的大地主、大富戶。後來秦少文花錢捐了個“侯選知府”，民國十年（1921），《續纂山陽縣誌》輯成，還附庸風雅掛了個“參校”，在志書上留了個名字。秦少文在經濟上是個暴發戶，在政治上保守反動，辛亥革命淮安光復期間，作為“鄉董”之一，在撲殺革命志士周實、阮式過程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值得一提的是秦氏“長房長孫”秦粵生，字寄塵，1882年出生於廣西祖父任所，成年後，以“優貢”身份在京城任“七品小京官”。秦粵生能詩文，著有《寄塵詩稿》、《寄塵文稿》，其詩文能反映清末民初社會現實，頗有價值。1939年日寇侵佔淮城時，秦氏一家躲到城南十五里的“秦田莊”，日軍一百餘人全副武裝包圍了整個村莊，“請”秦粵生出任日偽淮安知事。秦粵生拒絕“合作”，表現了一個知識分子崇高的民族氣節。
對於“楊姓”人家，淮安老人有兩種說法：一指住大魚市口東的大地主楊詠禹家，楊詠禹擁有八千石以上租谷，楊詠禹在世時吃喝嫖賭抽，到抗日戰爭前，楊家已迅速敗落；一說是住更樓東的楊士驤、楊士騏家，筆者傾向於後說。
楊士驤（1862—1918），祖籍安徽泗州，寄籍淮安。光緒十二年（1886）中進士，官至直隸總督（本書有專文介紹）。因為楊氏未入淮籍，《淮山肄雅錄》、《淮安府志•貢舉》不錄其名。楊士驤兄弟八人，“其五皆登甲、乙科”，均有科舉功名，高的是進士翰林，低的也是秀才。在清光緒年間一躍成為顯赫的權貴、大地主。楊士驤兄弟與袁世凱關係密切，清末民初隨著袁世凱權傾朝野，楊氏兄弟官運亨通，步步高昇，後來也隨著袁世凱的死亡而銷聲匿跡。現介紹一下楊士騏。
楊士騏（1862—1918），亦作“士琦”，字杏城，“十六為諸生，後五年，中式光緒壬午（1882）科江南鄉試，試禮部不第，出參幕府。”由於他“勤勇”“有智略”，辦事又謹慎，處處以“植身行己之要”，深得李鴻章賞識。“及李勤恪公督兩粵，尤倚任之，洊保至道員”，很順利地步入仕途。1900年10月，隨李鴻章入京與“八國聯軍”議和，參與簽訂賣國的《辛丑條約》。其後，入袁世凱僚幕，“袁公屢疏薦其才，詔以四品卿用”，充洋務總文案。1903年，任商部右參議，次年任上海商部高等實業學堂監督。1906年後任商部參議、右丞、左丞，直至右侍郎兼駐上海幫辦郵政大臣。1909年清政府推行“君主立憲”，敕令袁世凱組成“責任內閣”，楊士騏被任命為“郵傳部”大臣。清王朝覆滅後，任北京政府政事堂左丞，是袁世凱的得力干將，為袁世凱復闢帝制不遺餘力。1915年1月，代表袁向當時民國政府“立法院”發表“關於變更國體之宣言”。當了83天“洪憲皇帝”的袁世凱在全國民眾一片“討逆”聲中死去，楊士騏也在政壇消失，蟄居上海，1918年被小妾毒死（一說為自殺），也成了封建帝制的殉葬品（引文見《抱潤軒文集》卷十四）。
淮安的葉氏、範氏也都是擁有數千石租的大地主。葉氏到民國年間已敗落，從這個破落家庭走出去投身革命的葉林，解放後曾任北京市副市長、市委副書記、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範氏”興起於生活在道鹹年間的著名文人範以煦。範以煦（1817—1860），幼年從外舅祖丁晏學，道光癸卯（1843）優貢，博聞強識，熟諳地方掌故，精於史料考據，一生坎坷，43歲方中順天副榜舉人，第二年即棄世。著有《淮壖小記》、《淮流一勺》和《淮安石柱題名考》。由於資料闕如，範氏後人情況鮮見記載。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日甲午戰爭慘敗，為救亡圖存的變法維新流產，反帝愛國的義和團運動被鎮壓，不但使全國人民在精神上受到巨大震動，使先進的知識分子覺醒，走“師夷長技以治夷”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也使清政府中有頭腦的官員認識到“清室不足有為”。特別是一些滿懷愛國激情的青年學子大聲呼號“吾國今日如垂危之病”，要“以學為藥”，“求猛藥以治”，而今“子弟出洋求學者，乃如求藥之人”。日本與中國毗鄰，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強盛起來了。千百年來，日本一向拜中國為師，為救亡強國，昔日的“先生”為什麼不可以“屈尊”問學於“學生”呢？在清政府政策的鼓勵下，1901年起一批又一批“無貴、無賤、無富、無貧、無長、無幼”的學子來到了日本，日本政府為侵佔中國的“長遠計議”，也予以積極配合。這就形成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出國熱潮”。
淮安作為一個有深厚封建文化底蘊的城市，隨著全國“出東洋遊學”的潮流，一大批青年知識分子走出了國門。他們是：楊俊生、談荔孫、周作民、裴楠、徐鍾恂（翰林）、尹柏寒、任祖棻、竇大有等。辛亥烈士、南社詩人周實雖“因事羈絆”不能東渡扶桑，但他熱情鼓動友人、同學出洋，王錫祺因“家母竭力勸阻”，雖未“遊學日本”，還自費到日本考察半年，尋找自己的“強國夢”。
考察這批去日本的留學生家庭，大部分人的祖輩、父輩在清廷均是有功名、有地位的官吏。也就是說，他們是封建文化營壘中跳出來的“先知先覺”人物。這些留學生適應時代的需求，到日本後學習軍事、經濟、法律、自然科學，走一條和他們先輩完全不同的道路，不但成就了自己的事業，成為軍事家、經濟學家、法學家、金融家、科學家，也成了時代的弄潮兒。如：談荔孫，祖籍無錫。祖父談靜山曾在淮安漕運總督署作幕僚，後在四川做個一任夔州知府，親身體會封建體制的腐朽，官場的黑暗，曾臨終囑咐談氏子孫“不入仕途”。1891年由四川返淮後，毅然捐資創設“談氏東文學館”，專程赴滬延聘日籍教員二人來淮教授談氏子孫和外姓青年學習日文、數學、自然科學。這不失為談氏的創舉，在蘇北地區恐怕也是絕無僅有的。1900年，談荔孫考取官費留學日本，入東京高等商科學校，攻讀銀行專業。曾在“談氏東文學館”學習的周作民也在1906年考取官費留學日本。後來談、周和朱虞生成為全國聞名的“淮安三大銀行家”。
再如尹柏寒（1882—1957）諱同愈，祖籍桃源（淮安府縣今泗陽），世居山陽。祖父尹耕雲，進士，官河陝汝道加布政使銜。尹家與楊士驤家是世交，後任山東巡撫的楊士驤為尹柏寒安排了一個去日本留學的名額，1908年春，尹入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七期（見《日本士官學校中國留學生名錄》）學習馬兵科，與蔣介石是先後同學（蔣為第十期）。學成後回國投入軍界，參加過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民國後的軍閥混戰，曾任上海鎮守使署少將參謀長、湖北全省中將警備副司令。由於厭倦奔波勞頓的軍旅生涯和爾虞我詐的爭鬥，1926年離職到上海當了“寓公”。日本發動侵華戰爭後，尹對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不滿，因常與進步人士、地下黨員接觸，思想認識有了轉變，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成了中共“特別黨員”。抗戰爆發後，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經歷，掩護過中共高級領導人王必成（中將，曾任昆明軍區司令員）、高原（解放後在司法部工作），為堅持蘇北抗戰的新四軍將領羅炳輝、黃克誠部購買藥品、棉花等軍需物資。在他的影響下，侄輩尹瑩升（後改名陳冰）、珍升（改名尹定）、秀升（改名李利）、尹楚升等都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有的解放後成了我黨的高級幹部（詳細情況見拙作《追隨時代進步的尹寒柏》）。
楊俊生（1890—1982），板閘人，祖輩曾在清“淮安榷關”服務，出生於工商業兼地主的家庭。少年時接觸康梁維新思想，16歲（1905年）東渡日本求學，結識孫中山等革命前輩，加入同盟會。武昌起義爆發，奉命回國參加辛亥革命。1912年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著眼於未來，抽派一批年青黨人再去日本繼續學習。他謹遵孫先生要“建立自己的造船工業”的教誨，考入東京帝國大學造船專業。學成後在日本三菱公司商船設計科工作，在取得“工程師”、“教授”資格後，謝絕了“三菱”的高薪挽留，拋棄優裕的生活條件，於1924年攜日籍妻子和子女歸來。回國後，楊俊生克服重重困難，在銀行家周作民等人資助下，於上海復興島創辦大中華造船機器廠，自任廠長兼總工程師。他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從修船著手，陸續建造了“長風”、“正大”等輪船，還自行設計和製造了中國第一艘破冰船“天行”號和2000噸航海客貨輪“大達”號，為民族造船工業在上海爭得了一席之地。“八•一三”日軍侵佔上海後，周佛海受汪精衛之託，三番五次登門請楊俊生出任日偽江南造船所所長，他用“皈依佛門”作藉口，在家設佛堂，供佛像，晨鐘暮鼓，拜佛唸經，巧與周旋，拒絕合作。新中國成立後，楊俊生擁護人民政府政策，中華造船廠被批准為上海首批公私合營單位，後又主動放棄定息。他是一、二、三屆全國人大代表，上海同濟大學和交通大學造船系教授、主任，上海船舶工程學院副院長，中國造船工程學會副理事長，被稱為中國造船界“四大金剛”之一。
歷史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和清王朝、日本軍國主義者開了個玩笑。清朝統治者沒想到，朝廷提供“官費”一批批送到日本的留學生，並沒有按照他們的安排為“君主立憲”造就人才，以挽救王朝的危亡。有不少人卻積極投身辛亥革命，成了自己的掘墓人；日本軍國主義者也沒想到這些“在日本受到感化的中國新人才”沒有成為他們“無限擴張於（中國）大陸”的可“信賴”人群，有不少人卻成為抗擊日本侵略的中堅力量。
在上述“先知先覺”的知識分子帶動下，大批的淮安讀書人也在尋求自己的救國興邦之路。1909年，被稱為同盟會“宣傳部”的文學社團南社在蘇州成立。南社的發起人是陳去病、高旭、柳亞子，他們早已與淮安一些青年知識分子有聯繫。時在兩江高等師範學堂讀書的周實、周偉以及阮式等聞風而動，欣然參加。並於次年成立了以周實、阮式為首的，以淮地旅寧、旅滬學生為骨幹的“淮南社”，為南社作“桴鼓之應”，以詩歌鼓吹革命，不遺餘力。周實等被柳亞子稱為是“社中眉目”。根據柳氏1936年提供的資料，南社中的淮安籍成員是：
周實，字實丹，號無盡，別號吳（原書如此，應為“和”）勁（入社序號45，以下同）。
周偉，字人菊（46）。
夏煥雲，字倬夫，自請出社（47）。
周芷生，字沅薌，號蘭客，周實妹，已故（148）。
阮式一，字式一（337）。
邵天雷，字無妄（354）。張冰，字雪抱（398）。
劉去非，字去非（473）。
王鼎，字桂秋，一字桂佛，號筱村，別號且安（554）。
潘名泰，字子詹，號一痴（658）。
邵延庚，字少周（972）。
於秉衡，字秉衡（973）。周頌南，字一風（982）。
阮式沒有填寫入南社的表格，如今南社研究的學者，一般把“淮南社”作為南社的一個分支，把阮式也看成是南社成員，不統計“淮南社”成員，淮安籍南社成員有14人之多，這在蘇北（除高郵）是絕無僅有的，在全國也是罕見的。
考查這批南社成員的家庭，大部分沒有什麼顯赫的背景，還有不少出身於窮苦的讀書人家庭。他們言辭激進，投身民主革命行動堅決，義無反顧。周實、阮式還為淮安光復犧牲，留下許多動人故事和慷慨激昂、感人肺腑的詩篇。作為淮安地方的一種文化現象，不能不給後來人留下深沉的思考。
清代末年，吏治腐敗，賣官鬻爵明碼標價，是中國封建社會最黑暗的時期之一。官吏蒐括民脂民膏到了瘋狂的程度。當時的山陽縣（今淮安）是淮安府的首縣，城內官署、學府林立，這就使淮安不但聚集了大量官吏、文人，加上運河交通便利，商業、消費經濟也遠遠高於周邊府縣。“山陽縣”對於江蘇官場來說是有名的“肥缺”。清末的山陽知縣陳維藻、恩厚、瑞成、姚榮澤等，根據資料，這些人都是“捐班”出身，他們花銀子買來一頂七品烏紗，上任後即明目張膽不擇手段的斂財，離任時常常將“庫銀”席捲而去，從此隱姓埋名。到了民國年間，一切陋習更是“蕭規曹隨”，有過之而無不及。從民國元年到十年，淮安的“民政長”、“知事”（民國後改“知縣”為此名稱）十年間“走馬燈”似的換了十二任，真是“你剛唱罷我登臺”。即使有個別清廉、革新派人物，由於官場腐敗的“慣性”，他們也不能在任長久，只好拂袖而去。官場的腐敗，導致淮安原本質樸淳厚的民風也開始改變。上世紀一、二十年代到抗日戰爭爆發，淮安大戶人家，有見識的知識分子家庭，甚至拋棄家業房產紛紛離開淮安到外地謀生、創業。有經濟實力的還把子弟送到西歐、美國留學。這雖未像清末形成“遊學日本”的“熱潮”，其中不乏成功之人。下面試舉幾例。
顧翊群，字季高，1900年生，其祖顧雲臣，進士，曾任湖南學政，其父顧震福，舉人，能詩文。民國初年，顧翊群在北京大學三年（舊制）預科畢業後，入北京政府財政部服務，旋繼續回北大攻讀金融、工商管理專業。1921年赴美留學，先後在印第安州、俄亥俄州大學與紐約大學獲工商管理學士、碩士學位。學成後，回國在上海金融界任職。1936年，任國民政府行政院參事，同年與陳光甫等赴美，與美國財政部交涉白銀問題，簽訂《中美白銀協定》。抗戰期間，任廣東省政府委員兼財政廳長，主持中國農民銀行，直至國民政府代理財政部常務次長。顧翊群曾多次代表中國政府出席金融、外匯管理國際會議，任國際貨帀基金會中國首任執行幹事，晚年定居美國。著有《危機時代的中西文化》及多部有關金融、國際貨帀方面的著作。
金世鼎，字諾九，1908年生，國立中央大學法學系畢業，取得學士學位，通過原國民政府司法官考試，後留學法國，考入巴黎大學法學院研讀羅馬法、刑事司法和法制史，取得巴黎大學法學博士學位。回國後，歷任上海地方法院檢察官、南京國民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推事、庭長，“最高法院”推事（即審判員）兼書記官長。抗日戰爭勝利後，是國民政府審判汪偽政權頭面人物的主要法官之一，因主審了大漢奸周佛海，名噪一時。金氏主張審判獨立和建立案件在未公開審理前承辦人“保密制度”，以防止司法干擾而出現司法不公和“枉縱”現象。後隨國民黨政府去臺灣。任臺灣“司法院”第二、三屆大法官。著有《中、法刑事司法制度之比較研究》、《司法官之銓任》等。
裴錫恆，1908年生，其曾祖裴蔭森，進士，官至清政府船政大臣、光祿寺卿，父裴楠，字籽青，日本留學生，曾任軍閥北京政府時期武昌縣縣長。1929年，江蘇省淮安中學畢業保送到國立中央大學上海商學院學習。大學畢業後，入上海中孚銀行任職。抗戰前在父親的支持讚許下赴美留學，先後在俄亥俄州大學商學院攻讀“銀行和會計”專業，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博士學位。入紐約中國銀行任會計部副主任、主任。1956年，放棄在美國優厚待遇，克服重重阻撓回到祖國，受到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等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人民日報》1958年5月8日，以《回到祖國，時刻都感到幸福》為題，報道了鮑成志、裴錫恆等五位同學回國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消息。回國後裴錫恆仍在新中國北京中國銀行任職，歷任營業部會計科副科長、財會部英語顧問、國際清算部高級會計師，直到1989年退休。
此外，如郝更生（1899—1975），原名延浚，出生於淮安曹甸鎮（解放後劃歸寶應）一個封建知識分子家庭。在上海讀中學時參加了“五•四”運動。1919年暑假後，抱著“工業救國”志向，在海上漂泊了一個月，來到美國，考入哥倫比亞大學學習土木工程。在美國所見所聞，刺激了他的民族自尊心，後轉入春田大學專攻體育，決心走“體育救國”道路。學成後，回國在東吳、清華、東北、山東多所大學教體育。後被任命為國民政府教育部體育督學。新中國成立前，是國民體育的主要負責人，是我國體育事業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
戴佔奎（1897—1973），淮城人，1920年到法國勤工儉學，結識周恩來、李維漢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學習土木工程，解放後在第一機械工業部任工程師，曾主持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重點項目太原鋼鐵廠、洛陽“一拖”土建工程；其弟戴佔勳上海復旦大學畢業後遊學德國，後在上海譯文出版社做德文翻譯工作。馬鎮坤，中央大學畢業，赴英、德留學，學習地質，是與李四光齊名的地質學家；李孝候，早年畢業於北洋大學，初學工程機械後轉為滑翔機、飛機設計，成為新中國第一代飛機設計師，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教授。王辛笛，英國留學生，學習英國文學，後成為著名的詩人等等。
時光推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在佔領了東北後，向華北推進，民族危機空前尖銳，全國人民抗日救亡浪潮洶湧澎湃。淮安出生於中小業主、普通市民家庭的青年學生，和全國青年一樣也踴躍投身到抗日救亡運動中。除上文已經提到的尹氏兄弟姐妹外，還有毀家紓難的肖禹和楊道生、楊述母子，丁澄、丁九兄弟多人。隨著紅軍結束長征，在陝北建立革命根據地，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大批熱血青年奔赴抗日前線，淮安也有不少青年，放棄學業奔向延安，形成一股革命熱潮。他們中有：楊述夫婦、顧氏二兄弟（顧家熙、顧家幹）、寄明兄妹、郝孚遠（解放後曾任長春一汽黨委書記）、王晶垚（燕京大學學生，由成都進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等等。
早在1927年，淮安即有中共黨員的秘密活動，12月，中共淮安特別支部成立，是蘇北地區最早成立的黨組織。陳治平、谷大濤、趙心權等於1928年2月，發動了中共江蘇鬥爭史上有影響的橫溝寺暴動，撒下了革命的火種。到了三十年代，大批出身貧苦的農村青年在共產黨領導下組織起來，堅持地方反敵偽鬥爭，其中代表人物有：趙心權、許邦儀、周興、鄒屏、王一香、顏景詹、李仲英等。通過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終於迎來了淮安的解放，淮安的新生。
以上鋪陳了淮安從晚清到新中國成立一百多年來的“文化現象”。這和我們國家所表現出來的“文化現象”和走過的歷程是息息相通的，有共性，也有其地方特色的個性。作為淮安人，特別是淮安的文化人，應該去探索、去思考，不能滿足於“昔日的輝煌”，不能“感覺良好”、“自我陶醉”。只有這樣，才能在新的社會條件下，在目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環境中，使“輝煌”再現，使“今天的輝煌”遠遠超過“昔日的輝煌”。
首先，我們來探討一下“淮安昔日輝煌”不在的原因。淮安地處大運河與淮河的交匯點上，因水路交通的便利，淮安的文化有來自北方燕趙齊魯的渾厚質樸，又有來自南方荊楚吳越的華美靈秀，更有來自陝甘晉豫的博大凝重。一句話，淮安的文化植根於運河、淮河。特別是運河的興衰決定了淮安的興衰。晚清學者段朝端這樣寫到：昔日“漕督居城，倉司屯衛，星羅棋佈，儼然省會”，“夏秋之交，糧艘銜尾入境，皆停泊城西運河，以待盤驗，牽挽往來，百貨山列。北關廂為淮北綱鹽屯集之地，任鹺商者徽揚高貲鉅戶，役使千夫，商販輻臻。”光緒年間，運河山東、河北段由於年久失修，逐漸淤塞，不能行舟，漕運不再，漕運總督署被裁撤。津浦鐵路開通，海運日益發達，淮安失去了往日交通便利，“乃綱鹽改票，昔之甲族夷為編氓，漕運改途，昔之鉅商去而他適，百事罷廢，生計蕭然。”淮安失去經濟繁榮，也就失去了蘇北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地位。
文化的發達是依附於政治和經濟的。清末廢科舉，立學堂後，“昔之父以是教子，兄以是教弟，比戶絃聲洋洋盈耳者間焉”的情景也不復存在了，有識之士紛紛離淮。封建時代創造的“文化輝煌”固然值得我們讚揚、回味。民國初年，如皋人冒廣生來淮安關任監督，這位外地人就十分驚歎淮安燦爛的文化遺存。第二年從鎮江、揚州帶來數十名刻工，刊刻了一部《淮安叢書》，就是很好的例證。然而，封建文化，封建士大夫，不思進取的世家、地主子弟給淮安帶來的消極影響也是十分明顯的。加上晚清、民國年間腐敗的官風，更導致民風變壞。這樣，“寒士氣沮，無崛起之望……禮教寢衰，爭競日起。”“縉紳子弟無復恂恂一得”，“甚至博塞嬉遊”，遊手好閒，坐吃山空。在農村“水利失修，非旱則澇，耕者棄田廬，攜婦孺過江就食”。民國以後，軍閥混戰，日軍侵略，匪盜猖獗，社會不寧。這樣到解放前，淮安已成為田地荒蕪、百業凋蔽、封建破落的爛攤子了。
縱觀淮安一百年多年所走過的歷程，人們不難發現以下的特點：其一，在中國近現代史發展到一個重要年份，或者發生影響中國歷史走向的重要事件時，淮安均出現過有深遠影響的傑出人物。1840—1842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中，關天培喋血海疆，為國捐軀。戰爭的失敗使中國開始一步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戰爭，左寶貴血灑平壤城頭，屍骨無存。戰爭的失敗使中國社會半封建半殖民地化進一步加深，也使這個古老的東方大國陷入被瓜分的境地，更使中國人民開始了真正的覺醒。1911年的辛亥革命以及“二次革命”、討袁鬥爭中，淮安獻出了她的熱血男兒周實、阮式、江來甫、顏承烈。他們用年青的生命，為反帝、反封建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過渡到推翻“三座大山”的新民主主義革命，起了承上啟下的作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周恩來這位從淮安走出去的職業革命家，以他艱苦卓絕的鬥爭和驚世超人的智慧，成為新中國的開國總理，不但受到了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愛戴，也使淮安這個蘇北小城名聲大震，成為世人矚目的地方。
其二，作為歷史文化名城，淮安明清時期文化輝煌、名人輩出，我們只要稍稍注意一下他們的身世，就會發現，不少人的祖籍並不在淮安，均是上輩來淮定居，他們受到淮安燦爛文化的孕育培養，淳樸風土人情的影響，功成名就，創造了人生的輝煌。而到了晚清、民國年間從淮安走出去的人，均投入時代的潮流，通過求學奮鬥、不斷進取，在外地成就了他們的事業，成為了知名人物。這一不爭的事實，是值得我們認真思考和研究的。
其三，封建文化對淮安的負面影響巨大，封建的思想意識、思維方法在人們頭腦里根深蒂固。這些思想意識和思維方法，在今天還不時對我們從事的工農業生產、城鄉建設、文化教育事業乃至社會生活、處理遇到的各式各樣問題都產生不良影響。上世紀五十年代，淮安百廢待興，共產黨幹部艱苦樸素，真正把百姓的事看著是“頭等大事”，為人民服務，帶領人民迅速改變了淮安的貧窮落後的面貌，人民生活也有了很大提高。如1954年大水，上級決定利用淮安運河西分洪，縣長趙榮洲等幹部冒著瓢潑大雨動員群眾轉移，直到群眾完全撤離了，趙縣長才最後一個撤走。1960年，三年困難時期，縣委書記李仲英本著“對淮安人民負責”精神，不怕丟烏紗，受處分，實事求是上報糧食產量，頂住壓力，抵制淮陰地委的調糧任務，使淮安人民安全的度過了災荒。淮安人民從這些幹部身上，看到了希望。縣委凝聚了人心，全縣人民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淮安不論是工業、農業、城市建設、文化教育、衛生體育工作在全省均有一定位置，至少在蘇北、淮陰地區名列前茅。而改革開放以來，淮安落後了，與周邊縣市的差距卻拉大了。現在國家基本建設投資力度加大，淮安有了鐵路、高速公路，有了先進的通訊方法，應該說“硬件”條件是具備的，可“軟件”究竟怎樣？我們是不是應該在“文化層面”上找一找落後的原因。
回顧歷史，研究歷史，著眼於服務今天。歷史車輪已經把我們帶進了二十一世紀，縱向比，淮安確實取得了很大進步；橫向比，我們與蘇南、蘇中還有不小的差距，甚至比周邊縣、區都落後了許多。面對改革開放的大好形勢，只要我們解放思想，把握好時機，幹部群眾團結一心，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奮勇搏擊，努力進取，定會迎來淮安更加輝煌燦爛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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