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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神宗万历皇帝在位凡四十八年，为明代之最，在位之初，政治清明，达成“万历中兴”，成为明代最后的辉煌；在位末期，也酿成了萨尔浒之败，从此辽乱而不可制，为子孙遗下了亡国之根。
总之，万历朝是个国祚由盛而衰，天下由治向乱的时代，这一点首先就反应在政治上，广为后世所诟病的党争——东林、浙党、昆党、宣党、楚党、齐党等大小利益集团群魔乱舞正是肇始于万历年间。
万历朝日益炽烈的政治倾轧，总会造成一场场政治事件，以“XX案”的形式载入青史，这些悬案或因党争而起，或偏离本质沦为政治构陷的工具，今天我们就来讲讲其中最为复杂的妖书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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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到妖书案，就不得不提万历的性格，正因为万历的这种性格，妖书案才能上达天听，让深居九重的万历得知。
万历是个宅男，这点毋庸置疑，从他二十余年不朝，习惯性把外朝奏疏留中不发可以得到佐证。那么，宅居深宫大院的万历不工作，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呢？
有赖于晚明蓬勃发展的文学，我们可以从相关明人笔记中一窥万历的宅男生活。
晚明太监刘若愚撰写的《酌中志》主要记述万历到天启年间的宫廷日常及一些历史事件，按刘若愚所述，万历在“万机之暇”喜欢让太监去民间购买流行小说阅览。
神庙天性至孝，上事圣母，励精勤政。万几之暇，博览载籍。每谕司礼监臣及乾清宫管事牌子，各于坊间寻买新书进览。凡竺典丹经、医卜小说，画像曲本，靡不购及。
像极了我们每天守着小说追更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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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今天要说的妖书案，即发源于一本书，这本书叫《闺范图说》。
《闺范图说》是刑部侍郎吕坤编撰的一本书，书中收录古来贤良淑德之女子的故事，主要是用于宣传教化。而万历呢，也曾经追过这本书，阅览之后觉得深以为然，于是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最爱的郑贵妃。
领导赠送的书籍该怎么样才能表现出完全领会了的样子？那当然是写一篇声情并茂的读后感啦。郑贵妃身为皇贵妃，后宫第三人（前面有皇太后，皇后），自然不会这么小家子气，她经过增删，直接出资重新刊印，并亲自为本书作序。
本来这只是桩雅事，但因为有了皇帝与皇贵妃的加持，这本书在大行于世的同时也充满了浓烈的政治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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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刊后的第三年，即万里二十六年，科道言官戴士衡上疏弹劾吕坤勾结内宫，他可能是不知道万历是让左右太监出宫采买的书籍，还以为吕坤进献《闺范图说》是为了谄谀郑贵妃。在他的这封《忧危竑议》奏疏里，还指出郑贵妃刊印本书的动机不纯，因为这本书里女德事例起于东汉明德皇后。
而众所周知，明德皇后是由宫人而位至皇后，而郑贵妃也一样，这说明郑贵妃觊觎皇后大位，而皇后的儿子，自然就是太子了。
这无疑是捅了马蜂窝，要知道，当时“争国本”已经到达白热化阶段，内宫外廷正在角逐僵持，皇长子迟迟未被立为太子。在这个敏感的节骨眼，对言官充满恶感，认为他们惯会“沽名卖直”的万历自然大动肝火，直接把戴士衡发配。
这次事件被称作“前妖书案”，用现在的目光看来，仅仅只能算妖书案的预热，党争的大幕即将拉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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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过去了，这期间皇长子朱常洛于万历二十九年被立为太子，虽然名分已定，但太子之位仍然岌岌可危，坊间一直谣传万历久有易储之心，汹涌的物议随着一封妖书的出现达到顶峰。
妖书出现在万历三十一年十一月，曰《国本攸关续忧危竑议》，由东厂的人在民间缉访得之，兹此事大，迅速报告给了万历。得知消息后，引发了万历的雷霆之怒，他直斥此书作者大逆不道，下令东厂严加缉拿，不准纵容姑息。
“奸书恣为诽谤，离间朕宫闱骨肉之情，大逆不道。”
一句话为这件案子定了性，逆案。可能有人会奇怪，所谓妖书不就是一些狂言妄语吗？无非就是抹黑一下郑贵妃，至于这么大动肝火吗?
其实所谓的妖书不过寥寥数页，以对话问答的形式叙述万历不满当今太子，仍欲立福王为储，首先书中对话的主角名曰郑福成，郑指的是郑贵妃，福自然就是福王，并且言之凿凿给出了依据，譬如万历任命朱赓为相，是因为朱赓的名字带有赓字，赓者，更也，暗示要更易太子。
“夫在朝在野固不乏人，而必相朱者。盖朱名赓，赓者更也，所以寓他日更易之意也。”
但仅凭这些牵强附会的诽谤之词似乎并不足以令万历如此暴怒，真正让万历大大为光火的是妖书后面预谋以朱赓为首，联络文武官员入宫拥立福王即位，以搏个姚广孝之名，如靖难故事。
，“言贵妃与大学士朱赓、戎政尚书王世扬、三边总督 李汶、保定巡抚孙玮、少卿张养志、锦衣都督王之 桢、千户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结，谋易太子”。——《明史》
“曰：数公皆人杰，无不望分茅胙土。如姚广孝，岂止富贵终其身而已乎？故有王世扬、陈汝忠，则靖难之兵取诸京营而自足矣；有李汶则三边险要有人控之矣；有孙玮于保定则扼天下之咽喉，四方勤王之兵无由至矣；有王之桢则宿卫禁城，有谁人能斩关而入乎？”——《酌中志》
靖难，这可是两百年来历代帝王心中的敏感词，难怪万历直呼大逆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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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掌锦衣卫事的王之桢榜上有名，这可是危及九族的大祸事，他忙不迭上疏自辩，同时王承恩，王名世，三边总督李汶的儿子李桢国都因为榜上有名而上疏自辩，他们都是锦衣卫官员，天子亲军，自然要第一时间自辩以示忠诚。
又因为缉访主谋亦是锦衣卫分内之事，所以在自辩之余，他们也纷纷表示，怀疑幕后之人出自锦衣卫内部。时刻关注案情的万历立即下令让他们指名奏来，于是，四人不约而同指出同僚周嘉庆最有嫌疑。
周嘉庆何许人也？周嘉庆以恩荫成为锦衣卫千户，妖书案发时已为北镇抚司掌刑，可谓是实权在握。那么四人指名周嘉庆为嫌疑人分别有什么依据呢？
王之桢：妖书案刚起时，我的属下因为我榜上有名的原因尽量不与我打照面，只有周嘉庆却第一时间来我这儿探听消息。（“夫妖书初播， 臣之僚属通未视臣，而嘉庆即来探臣，臣是以不能无疑也”）。
王承恩：周嘉庆和我领导关系不睦，我替领导出头，引起他的记恨。
王名世：因被周怀疑坏了其子前程。
李桢国：工作当中与周嘉庆产生了不可化解的矛盾。
大家可能觉得有些绕，换句话说，王之桢是当时锦衣卫单位一把手，而周嘉庆是二把手，王承恩的领导是三把手。这样一来，他们之间的纠葛就明了了，无非是二把手行事太过跋扈，引起一把手忌惮，三把手觊觎，如今正好趁此机会，把脏水泼在不受大家待见的二把手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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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他们的目的达到了，虽然并没有实据证明妖书与周嘉庆有关，但把周嘉庆削职为民的基调已经定下。
但这事还没完，王之桢仿佛并不想这么轻易放过周嘉庆，他有侦知出周嘉庆的书办袁鲲与另一位嫌疑人皦生光来往密切，与是将其擒获，一番刑讯逼供后，袁鲲供称周嘉庆曾与皦生光在家中密会。
报知万历后，万历下令把相关人犯移往东厂继续审讯。
在东厂，周嘉庆表示自己完全不认识皦生光这个人，并且赌咒发誓，“如皦生光认得嘉庆一面，不论同谋，就将嘉庆寸斩了也是甘心。”，而这时，袁鲲也当庭翻供，表示之前的供词是屈打成招。这下案情一下子陷入了僵局，东厂，锦衣卫，法司三方来回推诿，始终得不出万历想要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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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来了，王之桢与周嘉庆之间的矛盾主要是工作竞争关系，如今周嘉庆已成嫌犯，无论是不是主谋，都难逃削职为民的下场，再也对前者构不成威胁，为何王之桢还要赶尽杀绝呢？
这就涉及到了内阁之间的斗争。
彼时内阁计有三位阁臣，首辅沈一贯，次辅沈鲤，阁臣朱赓，其中朱赓与沈一贯是老乡，同属浙党，而沈一贯与沈鲤关系不睦。跟当时锦衣卫内部的形势差不多，一把手与二把手之争，而且妖书中出现有浙党中人，偏偏沈鲤榜上无名，这不得不让沈一贯多想。
所以沈一贯令与其交善的王之桢设法把妖书案的主谋攀附到周嘉庆身上。
“四明沈公一贯又令缇帅王之桢擒锦衣卫周嘉庆家人袁鲲，供称为妖书主谋”。——《先拨志始》
王之桢受到指示后，秘密遣人去造访代表万历监督此案的提督东厂太监陈矩，请求他睁只眼闭只眼，被陈矩一口回绝，因为他只是皇帝家奴，不想卷入党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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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问题又来了，周嘉庆一介锦衣卫官，与沈一贯并无交际，更谈不上什么仇怨，为什么沈一贯要把妖书案的主谋安到他身上呢？这就涉及到了沈一贯的另一个布置。
妖书案初起时，卷入该案的除了周嘉庆，皦生光等人，沈一贯的党羽康丕扬还逮捕了医生沈令誉，而这个沈令誉还不是一般的医生，他曾经帮前礼部尚书郭正域的小妾看病，后来被郭正域收为门客。
郭正域是东林党，而向郭正域推荐沈令誉的人叫于玉立，也是东林党。于玉立此番来京师目的是跑官，他的座师是次辅沈鲤，他还有个同门，时任吏部左侍郎的王士骐，而王士骐的上司是吏部尚书李戴，李戴有个外甥，叫周嘉庆。
这样整个人物线一下子串联起来了，卷入妖书案的几个嫌疑人，原来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除了皦生光。老谋深算的沈一贯就是想营造出一种这些人都是一党的假象，因为他知道，万历最忌讳臣下结党营私。
而康丕扬正是通过在沈令誉家中搜出于玉立与王士骐二人关于补官的书信，顺利把于玉立与王士骐牵连了进来。
所以妖书案的本质实则是浙党VS东林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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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明白了沈一贯的意图后，浙党，东林党之外的其他人首先想的并不是当吃瓜群众，而是拼命想捂盖子，大事化小，两党都有深厚的士林根基，这要互相伤害起来会没完没了，届时国将不国啊。
卷进妖书案的人，除了皦生光，哪个不是来头巨大，王之桢的祖父是王崇古，于玉立等人背靠次辅，王士骐的父亲是王世贞，就连貌似最倒霉无助的周嘉庆，人家的父亲也曾官至蓟辽总督，都是一群二代，个个来头巨大。所以，主谋这个锅只能皦生光来背了。
说起来皦生光也是挺传奇的人物，他此前就曾有过以妖诗敲诈他人的行为，大致操作应该就是故意写几句藏头露尾的内涵诗句，然后诡言这是反诗，不给我钱我就去官府告你这种，大家都知道，跟谋反沾边的事不死也得倾家荡产。后来皦生光事败被抓，发配大同，遇赦而回，因为有了前科，所以第一时间他成了怀疑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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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现在，大家的目的就是诱导皦生光认罪，为了让皦生光认罪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有位参与审讯的御史甚至对皦生光说：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观音菩萨说妖书是你作的，一时传为笑谈。
“又有余御史懋衡者，事佛素谨，于中府会审，向众官云：昨得一梦，见观世音菩萨说妖书是皦生光作的。先监等唯唯窃哂，后神庙闻之亦大笑焉。”
最后在主审官答应“议狱缓死”的条件下，皦生光才勉强认罪，转头刑部官上报给皇帝的意见是建议处斩，而万历的反应更激烈，直接下旨将皦生光凌迟处死。
皦生光就这样被忽悠死了，而在妖书案后数年，忽然有风声传出，妖书并非皦生光所作，而是出自赵士祯之手，赵士祯曾任文华殿中书舍人，对朝廷百官颇为熟稔。其实想想也确实是这个理，妖书中出现了许多中下级官员的名字，官职名字皆能对号入座，谅皦生光一介小民，他可能知道阁臣名姓，但怎么可能知道这么多“龙套”官员的信息？而民间风闻，妖书案从始至终就是一桩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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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欲将妖书案闹大的幕后推手沈一贯也一定程度上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经此一案，李戴，王士骐，于玉立去职，表面上看来，浙党大获全胜。但李戴临退时，推荐东林党人杨时乔担任吏部左侍郎，实际上主持吏部事务，为次年的乙巳京察埋下伏笔。
而沈一贯正是在这次京察中犯了众怒，最终黯然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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