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只是撿漏的，滿清才是滅明的主力。
1644年4月，李自成率軍攻入北京，明王朝至此滅亡。由於李自成搶先拔得頭籌，看似出力最多，但實則不然，相比起滿清，只是個撿漏王而已。
一、滿人崛起是流寇興起的原因。
1616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覆育列國英明汗”，國號“大金”（史稱後金）。1618年，他以“七大恨”為由起兵反明，很快攻佔了撫順城。為了儘快遏制滿人的雄起，明廷經過一年的準備，1619年各邊精兵齊集後向後金政權發動進攻，結果在薩爾滸之役慘敗，陣亡文官武將310餘員、軍丁45870餘人，花費了350萬兩銀子也在轉瞬之間打了水漂。大勝之後，後金再克開原、鐵嶺，連下遼東七十餘城，成為威脅明廷安危的心腹大患。
為了維持關外的防線，明廷不得不持續從關內調集軍隊前往遼東赴援，明軍屢戰屢敗傷亡慘重，軍需供應時常接濟不上，缺糧缺餉的狀況嚴重，援遼明軍的軍心士氣頗為敗壞。據《籌遼碩畫》所載，來援的明軍“各鎮兵馬又皆畏賊之來，或中路逃去，間有道者又無不心驚膽折”。
這些士氣低落，缺乏戰鬥意志的明軍官兵，為了逃脫埋骨邊疆的命運，又不敢逃回原籍，沒有別的出路，只有選擇落草為寇。崇禎初年擔任陝西三邊總督的楊鶴說道，“內地流賊起於萬曆、天啟年間。援遼兵丁陸續逃回，不敢歸伍，因而結聚搶掠，以漸蔓延。”楊嗣昌也在奏疏中表明瞭同樣的看法，“流賊之禍，起於萬曆乙未，遼東四路進兵，三路大潰，於是杜松、王宣、趙夢麟部下相率西逃。其時河南撫臣張我續、道臣王景邀擊之於孟津，斬首二十餘級，飛捷上聞。於是不入潼關，而走山西以至延綏，不敢歸伍而落草……”，滿人的崛起是造成關內流寇初興的重要原因。
相比起清軍，明軍戰鬥力很弱。
同時，也正是因為後金在遼東勢力不斷擴張，才使無地流民逐漸成為明朝統治區的嚴重問題。隨著明廷皇室、官吏的腐化墮落，加上遼東戰局遲遲打不開局面，明朝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遼東明軍的鉅額花費成為需要不斷加大投入的無底洞，從1619-1629的十年時間裡，明廷花掉的軍費多達6000萬兩，而明王朝每年的歲入通常只有400萬兩左右，財政嚴重超支，存在著巨大的赤字。
為此，明廷不得不開徵“遼餉”，除貴州不加徵之外，“浙江十二省、南北直隸照萬曆六年會計錄所定田畝，總計七百餘萬頃，每畝權加三釐五毫……總計實派額銀二百萬三十兩四錢三分八毫零”，本來萬曆皇帝同意在消滅後金政權之後就停止徵收遼餉，但戰事每況愈下，遼餉也隨之水漲船高，在原有的基礎上再次加派，每畝再加徵三釐五毫。軍餉加了不少，戰況卻沒有多少改觀，明廷喪師失地，只得繼續狠下血本。萬曆四十八年，明廷再次加派銀每畝2釐，每年共計加銀9釐，加派銀兩達到520萬兩。
天啟年間徵收的遼餉數目。
到了天啟年間，關外的局勢更加敗壞，後金軍先克遼陽、瀋陽，再克廣寧，明軍一敗塗地，遼西也已岌岌可危。為了重建被打的七零八落的殘兵敗將，修補堡壘添置大炮等軍備，光靠地畝銀已不敷使用，明廷進一步擴大了“遼餉”的徵收範圍，把鹽課、關稅、蘆課囊括了進來，每年徵收的遼餉常多達600-700萬兩以上。
更雪上加霜的是，從天啟六年明廷開始實行遼餉預徵制，每年十月開始預徵第二年遼餉的30%，第二年還缺30%，又要收第三年遼餉的30%,負擔一下子就增加了三成。這在一些物產豐富的省份倒還尚可維持，但對本就土壤貧瘠、民怨沸騰的陝西而言則無異於火上澆油，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即將在此爆發。
自天啟七年至崇禎初年，被重賦逼的無路可走又飢寒交迫的失地農民和關外逃回的明軍逃兵，開始如雪片般湧入起義軍的行列，義軍的規模變得越來越大，也越來越難以應付。從因果關係上來說，如果不是滿人的崛起，就不會給明廷造成長期失血的創口，激起民憤的“遼餉”，是明清戰爭長期持續卻無法得勝帶來的結果。
二、明軍精銳幾乎盡喪於清軍之手。
滿人不僅動搖了明朝在關內的統治，若單純比較雙方戰果的話，也能發現明軍的精兵強將大多覆滅於清軍之手，從1618年-1644年，數十萬明軍喪身在白山黑水之間，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明軍的九邊精銳。
明朝末年，紙面上多達百萬之眾的衛所兵大多都已不堪驅使，只能依賴招募的營兵撐場面，隨著明朝朝政的敗壞和官吏的腐敗，營兵也普遍沾染了衛所兵以往的積弊，戰力每況愈下，剩下的些許精銳部隊，已是明朝僅存的家底。
努爾哈赤起兵之初，先破清河、撫順，成建制殲滅了明軍2萬餘人，在剛起家時便已凸顯出對遼東邊軍壓倒性的戰鬥力優勢。接著在著名的薩爾滸之戰，滿人又殲滅了明朝三路大軍，這三路大軍的官兵大都參加過援朝抗倭、平播州等大戰，久經沙場、慣於征戰，竟差點被一網打盡，好不容易攢下的老本轉瞬之間就賠了一半。
明軍只有九邊邊兵還有些戰鬥力。
緊接著，開原、鐵嶺、瀋陽、遼陽、廣寧也相繼落入努爾哈赤之手，在這幾次交戰中明軍屢屢遭到毀滅性打擊，開原、鐵嶺兩城守軍幾乎全部覆沒，瀋陽守軍4萬人以及遼陽守軍2萬多人也死傷了大半。廣寧之戰，滿人又在沙嶺殲滅明軍約3萬人，短短3-4年之內明軍的傷亡便已高達十萬人以上。
接二連三的慘敗，葬送了一大批宣府、大同、真定、保定的邊兵，以致於明廷再次徵發宣府鎮邊軍士卒的時候，他們甚至發生了譁變，“兩次援遼，軍士無一生還，且月給銀六錢，家中不夠養贍……左右是死，不如死在宣府罷”，聲稱“寧死宣府，不去遼東”。明軍上下心驚膽戰，官兵逐漸喪失了和滿人接戰的勇氣，按照時任遼東經略熊廷弼的說法，駐紮在遼東的明軍“人人思逃”。
不過大明畢竟樹大根深，非須臾就可撼動，明廷一面繼續抽調薊鎮、大同等鎮邊兵赴援，招募遼東本地平民和邊境蒙古人，重新整軍備武，填補大量戰鬥傷亡造成的嚴重損失，一面在遼西構築由寧遠、錦州、山海關等八個據點組成的關寧錦防線，依靠紅衣炮和堡壘死守遼西走廊，勉強拖住了清軍前進的腳步。
滿人是明軍的噩夢。
自1626年-1641年，明清戰爭進入了相持階段，在這一階段清軍雖暫時未能突破關寧錦防線，但也通過戰略迂迴和攻打旅順、皮島、大淩河等孤立據點繼續給予明朝沉重打擊，僅圍攻大淩河城一戰，皇太極便圍點打援全殲了太僕寺卿監軍道張春統率的4萬大軍。
在1641年松錦決戰之前，清軍四次破邊牆而入，對明朝內地進行了大掃蕩，進一步削弱了明軍的實力，保守估計這一時期明軍又付出了數以十萬計的傷亡，如果加上松錦決戰和之後連破錦州、塔山、杏山、前屯衛等據點，摧毀關寧錦防線的斬獲，明軍的傷亡數字還將更加龐大。
相比起來，農民軍在起義前中期的戰鬥表現並不好看，以軍紀敗壞著稱的左良玉在瑪瑙山之役一次就陣斬了張獻忠所部3500多人，李自成也是洪承疇、盧象升、曹變蛟、賀人龍、祖大弼、祖寬、左光先等人的手下敗將，祖大弼、祖寬等人都是從關遼軍調入關內負責鎮壓農民軍的得力干將，手下有數千關遼兵，殺農民軍如摧枯拉朽，“援剿之兵，惟祖大樂、祖寬所統遼丁為最勁，殺賊亦最多”，孫傳庭聲稱只要抽調八千關寧精騎，“不數月賊自可盡也”，明軍對上農民軍，往往一次大勝能斬首數百級至千餘級，而在遼東戰場能夠砍個兩位數的滿兵首級卻已是很不得了的功勳了。
精銳的遼軍騎兵剿滅流寇最給力。
再仔細看還能發現，這些在“剿匪”戰場上戰功卓著的名臣宿將一旦碰到清軍，其下場往往以悲劇告終，洪承疇在1641年的松錦決戰中大敗虧輸，松山城破後成了清軍的階下囚；曹變蛟在松山城破被俘後處決；祖寬在討伐農民軍時戰功頗多，然而清軍侵入山東時竟逗留不前，眼睜睜地看著濟南陷落，被崇禎帝賜死；盧象升以2萬餘寡兵在關寧騎兵的配合下，數次以少勝多擊敗高迎祥、李自成等起義軍主力，但在鉅鹿與清軍發生野戰，很快落了個全軍覆沒血灑疆場的下場。要是再加上沒和農民軍打過交道的劉鋌、杜松、孫承宗、滿桂，祖大壽、趙率教等人，被清軍斃傷俘的明朝大員這長長的一串“死亡名單”,還會更加可怕。
因此明朝上下都很明白，清軍戰力要遠在明軍、農民軍之上，每逢清軍入關掃蕩，無論崇禎如何鞭策和督促，明軍各部大多隻敢遠遠地圍觀，不敢上前交鋒，以致於孫傳庭說明軍各部殺流寇還挺踴躍，但是“一言北敵，遂無人色”，真可謂是內鬥內行，外戰外行。
在內力和外力的作用下，李自成越打越大。
清軍入塞掃蕩還在有意無意之中給農民軍做大做強敲了邊鼓，打了掩護，本來楊嗣昌的“四正六隅，十面張網”已把李自成打成了光桿司令，迫使張獻忠走投無路嚮明朝投降，結果戰局剛有改觀，洪承疇就被明廷調往遼東，孫傳庭手下的部隊亦大多北上赴援，明廷對形勢產生了誤判，倉促發動了松錦決戰，又葬送了最後一支重兵集團，這就給了李自成、張獻忠重新發難的可乘之機，很快聲勢復震。
自崇禎中期以後，許多實戰經驗豐富的明軍逃兵和降兵加入了起義軍隊伍，甚至還有來自陝西邊軍的子弟，“一時賊首，多邊軍之豪及良家世職，不欲以姓名聞，恐為親族累，固相率立諢名”，有了這些人的加入，農民起義軍的戰力不斷上升。
而明軍由於嚴重的失血，戰鬥力急劇下滑，不僅在兵力上處於劣勢，在質量上也越來越難以與李自成匹敵，義軍的人頭也不能像以前一樣隨便刷了，為了彌補兵力的不足，就連起義軍的降將白廣恩、高傑都不得不委以重任，這正是清軍和不斷成長起來的義軍不斷給明軍放血的結果，明朝也終亡於清軍和義軍的兩面夾擊。
三、北京—撿漏來的戰利品。
結合目前掌握的史料來看，李自成順利拿下北京是其本人做夢都沒有想到的撿漏之舉，夢幻一般的成功來的實在太快，太突然。
1644年元月，李自成在西安改元稱王，國號大順，改元永昌，然後揮師向東進軍，一路所向披靡，直到二月中下旬在代州遭遇明山西總兵周遇吉，方才遭遇到第一場像樣的戰鬥。隨後，勢單力孤的周遇吉帶領四千人馬，退保寧武關。
李自成本可繞開寧武關繼續北上，誰知他竟然率領大順軍主力緊隨其後，繼續與並無威脅的周遇吉糾纏，經過七晝夜激烈戰鬥，方才攻佔了寧武關，大順軍傷亡2萬餘人，還有4員大將陣亡，李自成這次出征全軍不過6萬多人，一下子就報銷了三分之一，對大順軍而言是一次貨真價實的沉重打擊。
破城之後大順軍氣急敗壞進行了慘無人道的屠城，順軍罕見地將城裡的男女老幼殺了個精光。經此一戰，心有餘悸的李自成開始打起了退堂鼓，《明史》載“自成懼，欲退”，《明季北略》也提到，“大炮擊傷萬餘人……殺賊數千人，賊懼，欲遁”。
在到達北京之前，還有好幾個攔路虎，要是再碰上一、兩個周遇吉，李自成的老本可就賠光了，“此去歷大同、陽和、宣府、居庸皆有重兵，倘若如寧武，奈何？不如且還，伺再舉”，不乏諸如此類的記載。因此，李自成召集諸將商議，建議退兵，“寧武雖破，受創已深……不若且回陝休息，另走他途”（《明季北略》）。
就在大順軍決定撤退的當晚，大同總兵姜瓖、宣府總兵王承胤的降表送到李自成面前，李自成立刻打消了撤退的念頭，率軍繼續東進，在接手宣府、大同之後，負責鎮守居庸關的總兵唐通也獻上了降表，一路暢通無阻地來到北京城下，以致於大順軍攻佔北京之後，軍中還有人在感嘆，“周總兵真好漢，殺我等數萬人，若再有此一鎮，我主安得到此！”
即便在兵不血刃拿下居庸關之後，李自成也沒有佔領北京，推翻明王朝的把握，他派出總督王永吉和崇禎談條件，打算和明朝劃地為界，“總督王永吉兵敗陷賊，賊縱之歸……乃雲李自成有二策，請上擇之，一如漢楚故事，畫地為界；一解歸誠以大將軍輔政。”
當大順軍來到北京城下時，李自成再次派出太監杜勳入城，仍試圖與崇禎帝講和，“平分天下，方可息兵”。據《鹿樵紀聞》、《甲申傳信錄》記載，崇禎帝雖然聽了杜勳和輔臣魏德藻的意見，“割西北一帶，封國為王，並犒賞軍銀百萬，退守河南……”，但卻沒有給李自成答覆。
崇禎帝沽名釣譽只有死路一條。
更讓人詫異的是，明朝國都—北京陷落只用了兩天，李自成還沒來得及施展他以往的攻城手段，北京就已陷落了，北京此時並非孤城，外有山海關高第、吳三桂的五萬人馬、加上山東的劉澤清、薊鎮邊軍等明軍各部，足以與大順軍一戰，即便被大順軍攻破了外城，亦可退保內城，只要多堅持兩到三天，那可就勝負難料了。
結果明廷自己先掉了鏈子，京師三大營潰不成軍，太監曹化淳成了大順軍內應開門獻城，導致北京迅速陷落。大明雖腐朽潰爛已極，但亡在李自成手上實在是偶然，從寧武之戰後的想退未退，宣、大、居庸關守將送來的三封降書，再到居庸關至北京城下的談判，勝利來的如此之快是李自成本人都沒想到的，大明朝亡在從開始到最後都沒有想過能推翻它的李自成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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