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自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轟開國門以來，古老的中國迎來了一段充滿辛酸與屈辱的近現代史。在那山河破碎、國將不國的危急時刻，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意識到唯有革新才能進步、唯有進步才能使民族立足於世界之林。
在語言文字方面，這種革新意識主要聚焦在兩點上：一是將文言文變為白話文，二是將漢字變為拼音文字。在這個漢語變革的過程中，曾有許多大學者巧妙地表達自身立場，如黃侃講了兩個關於胡適的段子，趙元任則寫下了三篇千古奇文。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值得引起注意，文言文和漢字的變革基本是同時展開的，不過二者取得的成果並不一致。白話文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基本取代了文言文，而直到如今漢字也未被拼音取代。這個問題背後其實是文體和文字與文化的關係，對此筆者將末結合黃侃的段子、趙元任的奇文展開討論。
一、黃侃的兩個段子
1917年1月，胡適在《新青年》發表了《文學改良芻議》，這一事件一般被認為標誌著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在《文學改良芻議》中，胡適從“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的進化論角度出發，認為中國舞文學想要適應現代社會，就必須停止使用已經喪失活力的文言文。這一提法很快得到了陳獨秀、錢玄同、劉半農和魯迅等人的支持，白話文運動亦由此展開。
胡適
不過，當時也有不少反對白話文運動的大學者，如吳宓、林紓、梅光迪和黃侃等。黃侃更是針對胡適講了兩個非常有意思的段子，以表達自己的反對立場。
第一個段子是從胡適的名字入手的。有一次胡適碰到黃侃，黃侃忽然來了一句：你不是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的！胡適一聽這話不由感到不解，便問黃侃為什麼這麼說。黃侃答道：如果你真心實意提倡白話文，就不應該叫“胡適”，而應該叫“到哪裡去”。也就是說，胡適這個名字也應該翻譯成白話。
第二個段子則是假設了一個事件。有一次黃侃在講課的時候，拿胡適舉了一個例子：如胡適的太太死了，他的家人必電報雲“你的太太死了，趕快回來啊”，長達十一個字；而文言文僅需“妻死速歸”四字，僅電報費就可省去三分之二。也就是說，文言文作為一種書面語具有簡短卻含義豐富的優點。
黃侃
對於這兩個段子，胡適是給與了回擊的。他說行政院有位朋友發信邀他去做行政院秘書，他不願從政，便發電報拒絕了；覆電便是用白話文寫的，只有五個字“幹不了，謝謝”，而用文言文寫的話，可能要“才學疏淺，恐難勝任，恕不從命”十二個字。
二、趙元任的三篇奇文
20世紀50年代，關於漢字是否拼音化的問題曾引起激烈討論。1958年2月11日，國家頒佈了《漢語拼音方案》，實行拼音和漢字結合的方式。針對漢字是否應該保留的問題，趙元任先生曾以同音字寫下了三篇奇文，以表自身的立場。
第一篇全文只用了一個音“shi”：
石室詩士施氏，嗜獅，誓食十獅。氏時時適市視獅。十時，適十獅適市。是時，適施氏適市。氏視是十獅，恃矢勢，使是十獅逝世。氏拾是十獅屍，適石室。石室溼，氏使侍拭石室。石室拭，氏始試食是十獅屍。食時，始識是十獅屍，實十石獅屍。試釋是事。
趙元任
第二篇只用了一個音“yi”：
漪姨倚椅，悒悒，疑異疫，宜詣醫。醫以宜以蟻胰醫姨。醫以億弋弋億蟻。億蟻殪，蟻胰溢。醫以億蟻溢胰醫姨，姨疫以醫。姨怡怡，以夷衣貽醫。醫衣夷衣，亦怡怡。噫!醫以蟻胰醫姨疫，亦異矣；姨以夷衣貽醫，亦益異已矣!
第三篇只用了一個音“ji”：
唧唧雞，雞唧唧。幾雞擠擠集機脊。機極疾，雞飢極，雞冀己技擊及鯽。機既濟薊畿，雞計疾機激幾鯽。機疾極，鯽極悸，急急擠集磯級際。繼即鯽跡極寂寂。繼即幾雞既飢即唧唧。
趙元任《語言問題》
這幾篇文章，就算請最優秀的播音員來讀，聽者也會一頭霧水，根本不知道對方在說什麼。但以文字的方式呈現的話，稍有文言基礎的人都能看懂大意。也就是說，拼音存在一個同音的問題，而漢字中存在大量同音字。有人可能會說，生活中我們根本不可能在一句話中使用這麼多同音字，即使是在古代文獻中，我們也找不出一篇全是同音字的文章，這根本就是一種文字遊戲。
趙元任的這幾篇同音奇文展現的無疑是一種極端情況，我們確實可以將之當成一種文字遊戲。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種文字遊戲卻也意味著漢字和中國文化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或者說這本身就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三、由黃侃段子和趙元任奇文看文體與文字和文化的關係
在引言部分，筆者已經談到：文言文和漢字的變革基本是同時展開的，不過二者取得的成果並不一致；白話文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就基本取代了文言文，而直到如今漢字也未被拼音取代。筆者認為這是因為文言文和白話文之爭涉及的是文體、表達習慣的問題，漢字和拼音之爭涉及的除了表達習慣、書寫習慣的問題之外，還有根本性的文化問題。
新文化運動的主陣地《新青年》
1.文言文和白話文之爭背後的文體問題
黃侃第一個段子中提出的問題在後來的實踐過程中得到了很好的解決，解決的方式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保留文言熟語。如今我們雖然都是用白話文寫作、用白話口語交流，但在寫作和日常交流的過程中還是會保留一定的文言，如“過獎”、“久仰”等等，而這並不會給我們造成不便。而在起名的時候，我們更是會有意去選擇帶有象徵意義的文言字詞，要不然到處都是張三李四王二狗了。
黃侃第二個段子中提出的問題其實是不是問題的問題，一方面它帶有強烈的時代感（電報按字計錢），另一方面它本身就存在表意不明的情況。把語境轉換成當今電話或微信交流的情景，一個人如果忽然對我們說“妻死速歸”，那我們肯定要問一句“是誰的妻子死了”。也就是說，文言文信息密度大的背後還暗含著歧義性的問題，這就非常考驗接受者的文化程度甚至推理能力了。
電報機
事實上，在我國古代敘事文學的發展過程中，許多創作者就因受眾的問題而關注到了文言和白話的問題。唐傳奇和古文運動有著一定關聯，創作者已經有意識地拋去一些生澀的字詞，但整體上還是屬於文言，這就導致唐傳奇只流通在文人圈子裡，而不能被一般大眾所接受。但在宋朝的《大宋宣和遺事》中，卻出現了“舜王治世，舉‘八元’、‘八愷’，共十六個才子，是有賢德名望的人，分佈在朝，任了官職”這樣文白相雜的句子。這是因為說書人要在民間講述故事，接受群體是普通百姓。到了明清時代，文言白話小說已經發展得極為蓬勃，四大名著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四大名著
也就是說，古代的敘事文學的創作者已經有意識地在文言中加入白話，以使作品更為通俗易懂。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到，即使在古代，普通人之間交流用的也是白話而非文言。因此，從文言文到白話文的轉變，從本質上來說只是一種文體的轉變，一種表達習慣的轉變。況且，文言和白話本身也並不是水火不容有此無彼的，古代小說中能在文言中摻雜白話，現代文學也可以在白話中摻雜文言。
2. 漢字和拼音之爭背後的文化問題
不知大家是否注意到，前文筆者只是引述了趙元任的三篇奇文，但並未說明他的立場。這主要是因為趙元任本人其實是漢語改革的堅決擁護者，在《語言文字》一書中，趙元任曾這樣解釋道：
其實我是說呀，在有限的某種用文字的場合裡頭，是非用漢字不行。比方你要是研究文字本身吶，當然不能不寫你所研究的文字。就是研究中國文學史跟中國歷史當然也非用中國漢字不可。可是在多數——剛剛是‘有限’的反面兒——在多數文字用處的場合，比方說是自然科學啊、工啊、農啊、商啊、軍事啊、普及教育啊，我覺得現在就可以用國語羅馬字拼音文字。
趙元任
不難看出，趙元任之所以寫這三篇奇文並非是為了說明保留漢字的必要性。不過趙元任的三篇奇文及他本人做出的解釋，卻也透露出了漢字和中國文化之間不可分離的關係。
趙元任雖是懷著遊戲的心態創作這三篇奇文，但這種行為本身卻表明漢字已經不僅僅是語言的載體，它本身已經具有較強的獨立性。與這種文字遊戲對應的，還有其他文字藝術，比如書法藝術。也就是說，漢字本身已經成為了中國文化的一部分。
趙元任提出“有限的某種用文字的場合裡頭，是非用漢字不行”，但這有限的場合其實都關乎中國文化的根本。比如古代文學和歷史，如果將它們都完全轉換成拼音文字，那無疑將對傳統文化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如劉禹錫的“東邊日出西邊雨，道是無晴卻有晴”，轉化成拼音的話還有什麼韻味？不難看出，如果將漢字完全拼音化，必然會造成文化斷層的問題。
此外，將漢字完全拉丁化也將造成交流的問題。我們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擁有者眾多不同的方言，在民間“十里不同音”的情況更是屢見不鮮。正是漢字，在漫長的歷史中將說不同方言的人們聯結在了一起。
參考文獻：
胡適 《胡適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版
趙元任 《語言問題》.商務印書館.1980版
錢理群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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