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生命健康，应当得到关注
昨日晚间，一条#医生猝死行政复议后认定工伤#的微博进入了我的视野。事情的过程是这样的：
2月13日，仙桃市三伏谭镇卫生院医生刘文雄在家中突发疾病并晕厥，后抢救无效死亡，诊断死亡原因是“急性心肌梗死”。此前的一个月，他共接接诊患者3181人。
2月19日，刘文雄家属前往仙桃市人社局，希望认定刘文雄为工伤。
2月20日，仙桃市人社局不予认定，理由是刘文雄并非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也未在规定的工作时间与地点死亡。
2月27日，刘文雄的工作单位向仙桃市人们政府申请复议。
3月7日，行政复议结果出来，政府要求人社局撤销此前不予工伤认定的决定。随后人社局终于按流程作出了工伤认定，并于近日下午将决定书送到家属手中。
消息一出来，网友纷纷评论。
有人表示他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医生：
有人对他感到惋惜和敬意：
也有人对仙桃人社局进行声讨：
我们先来计算一下刘文雄医生的工作量。一个月3000多人，一天100多人，按照每个人6~8分钟的时间来算，保守估计也是超过了600分钟即10个小时以上。持续一个月每天工作10个小时以上，这对一个人的身心消耗无疑是巨大的。
因为如此高强度的工作而猝死，仙桃人社局却不肯判定为工伤，网友们的声讨真的不无道理。但幸好，人间自有真情在，通过政府复议，刘文雄医生还是得到了工伤认定的结果，我们也就不再对此做过多评述。
而在此之前，2月28日，贺州市八步区灵峰镇卫生院副院长、疫情防控小组副组长钟进杏，因日夜奋战在抗疫一线，劳累过度猝死在卫生院宿舍，因公殉职，年仅32岁。
很显然医生的猝死并非个例，而在这些猝死事件背后，我们应该关注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医生的工作时长问题；
第二个是疫情之下，作为职业“天使”的医生们的生命健康应该如何得到保障？
要知道，培养一个主任医师级别的医生，大概需要25年的时间。光是读书，就要经历大学本科5年+研究生3年+博士3年的时间，更不用说还有3年规培（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和2年专培（住院医师专业化培训）。
如果一个医学生从19岁开始读大一，那么等他成为医生，至少也要31岁了。
他们费尽千辛万苦成为医生后，还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去治病救人。但是，他们争分夺秒救了人，时间却一点一点地伤害着他们。
对于医生这个职业的生命健康的保障，我们真的需要好好关注一下了。
中国猝死率最高的职业之一：医生的压力，很多人不知道
“我从早晨八点到晚上八点，十二个小时，这又到一点，又加五个小时，十七个小时。心脏外科就得身体最好的，身体不好的，站台站不住的就被淘汰掉了。因为我有很严重的颈椎病，所有我偶尔会到这来，做一个按摩，这是我特别申请的（按摩椅），要不这个颈椎特别疼。我曾经有过颈椎疼得动不了，上不了台，戴着颈托才能上台，然后晚上睡不好觉。你看我这个腿静脉曲张，所以要穿弹力袜，要不腿也不行了，腰也不行了，颈椎也不行了，所以要残疾了。我这还算挺幸福的，因为大多数外科医生没这个待遇。”
这段话，出自纪录片《中国医生》中的心脏外科医生王东进。他从医三十多年，完成各类心脏手术上万例，仅2017年就有2989例。录制纪录片的时候，他刚刚做完一例持续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
“天天就这样作息不规律，工作量大，我就担心有时候我会突然死掉，但是我不能死，就我家庭的责任都没有尽到，我自己的医疗责任也没有尽到。我现在是主任医师，我们差不多得要用二十五年的时间才有可能培养出来一个这样的。我现在四十四，如果我要是死了，那就是浪费国家资源。”
这段话，出自《中国医生》中的另一位医生朱良付医生，他是医院“绿色通道”的发起人和负责人。所谓“绿色通道”，就是要随时待命，一有病情就得“刀出鞘、箭出弦”。
《中国医生》从2017年10月份开始拍摄，每家医院历时1个月。全片共计拍摄了20多位医护人员，有世界顶级的医学专家，有仅28岁的年轻住院医生，还有普通的护士……
而从王医生和朱医生的话中我们可以知道，医生这个职业有多么辛苦：超出一般职业的工作时长，没有稳定的休息时间，并且很多医生尤其是需要做手术的医生都因为工作强度高而病痛缠身。
来看《中国医生》的导演张建珍统计的一组真实数据：中国医院每天会有2000万人就医，但医生却只有400万左右。近1/5的中国医生，一周的工作时间会超过80小时。医生也是猝死率最高的职业之一。
张建珍导演对此表示：“中国医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医生能承受这样的压力。”
曾有这样一则报道，英国曾设想改变国家的医疗体系，因为医生每天接诊的数量太少了。患者如果到公立医院看病，经常需要等三、四个月之久。他们想模仿中国医生的工作频率，却导致了全英医生的大罢工。
这并非玩笑，而是真实反映了中国医生的重重压力。
我们总是去赞扬医生的奉献精神，赞扬他们不辞辛劳、日以继夜工作的坚韧品质，可在他们高尚情操的背后，遮盖的是中国医疗人力系统的不健全以及中国医务工作者工作强度过高却无法得到有效生命健康保障的事实。
从疫情爆发到现在，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8万例，重灾区湖北累计确诊超过6万例。不过事情正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全国累计治愈超过5万例，湖北累计治愈超过4万例。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医护工作者尤其是一线医护工作者的努力。
是他们，穿着一层又一层的防护服，顶着憋闷工作着；是他们，接诊一个又一个病人，连好好吃饭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是他们，路都走不稳了，脸上都被口罩压出了深深的痕迹，还坚持守在岗位上……
我们作为普通的从业者，无法亲身体会他们作为医生的艰苦劳累，但他们身上的压力，我们应该知道。
职业“天使”的生命健康该何去何从
医生这个职业常被人们称为“天使”，因为他们能够治病救人。可是，他们却无法像天使一样恢复自身的损耗。
平时，很多医生都进行着高强度的工作，而疫情之下，他们更是近乎忘我的工作着。那么他们的生命健康，如何能够得到保障？
第一点，是他们的工作时间问题。
毫无疑问，这这个现状下，他们的工作时间完全被病人所支配。12个钟，14个钟甚至是20个钟，都是存在的。
不只是前面提到的刘文雄医生和钟进杏医生，还有许多的医务工作者都在上岗期间晕倒过，也有一些人跟他们一样不幸离世。这背后最大的原因，就是工作时间过长，工作强度过高。
微博上，一位网友说她只戴了八个小时N95口罩，脸上就有很深的勒痕，而且还被捂肿了，手则被乳胶手套闷得过敏。
那些在一线工作的医护工作者就更不用说了。
在疫情逐渐好转的情况下，是否应该适当调整医务工作者的工作时间？采取轮班制或者短期培训一些实习医师和医学生来扩充医务工作者的数量，以此减少每个人的工作时间。
疫情的治愈确实刻不容缓，但也不能以损耗医生的生命健康为代价来进行，他们每一个人除了肩负着抗疫的重任外，也都有家人在盼着等着他们回去。他们付出了这么多，理应得到合理的休息时间。
第二个点，是物资的问题。
无论是医疗物资还是生活物资，目前一线医院都还是处于不够用的状态，而在这种时候，仍有许多人滥用职权来获取物资进行牟利。
比如最近的一条新闻：3月2日，浙江温州。鹿城法院以盗窃罪，判处王丽（市慈善总会义工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有期徒刑7个月。经查，王丽在抗击疫情物资免费发放点盗取9500个口罩转卖获利。
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无话可说。抓到的被处罚，但是没被抓到的依然在作恶。是不是应该加大查处力度，设立检查监督机制，保证每一份医疗物资都能用在该用的地方。
而对于生活物资，比如女医生缺少的卫生巾，也应该加紧运输，不能让他们在卖力工作的同时，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做不好。
第三点，是生命安全的问题。
2019年12月24日，一高龄患者家属孙文斌因不满北京民航总医院医生杨文对其母的治疗，持刀将杨文医生杀害。
2020年1月20日，一名认为自己治疗效果不好的男子持刀将朝阳医院眼科医生陶勇多处砍伤，致其左手骨折、神经肌肉- 血管断裂、颅脑外伤、枕骨骨折、失血1500毫升，两周后才脱离生命危险。
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了一两个月，但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在问“这个世界怎么了”的同时，医生的生命安全问题再次被摆到了台面上。
一直以来，医患关系都是医生一个头疼的问题。因为自身职业的原因，医生对于患者的“反抗”能力其实很弱，遇到无良的患者，医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谩骂、侮辱甚至殴打，而医生却无法还口和还手。
患者不满了，骂完打完还会投诉，医生不满了，却只能受着。
我们说医生是高尚的，但是他们的高尚不应该通过各种忍让来体现，他们也是人，也需要有捍卫自己安全和尊严的权利。
尤其在疫情当下，我们很难说一定不会再发生患者伤医生的事情。那是不是应该针对此出台一些保护政策和进行相关保护措施？
曾有网友给《中国医生》留言说：“很幸运，中国总被一些勇敢的普通人保护着”。
我想说的是，不要到最后，他们保护了中国，中国却寒了他们的心。
最后
以上对于问题的一些建议只是我个人想法，但因为并不熟悉具体的医疗情况和疫情现状，所以并不能给出具体的方法措施。
只希望我们的政府能够给这些勇敢的普通人相应的保障，让他们能够感受到中国对他们的关注和谢意，让他们能够安心地继续保护中国。
同时，也希望作为普通人的我们，能够了解医生的压力，理解医生。
就如张建珍导演所讲的那样：“《中国医生》在这样的关口播出，也许是一种幸运、但我更希望在疫情结束之后，医生可以被善待”。
我是李莫非，不光关注职场领域的干货，也关注每一个职业背后的故事。如果你也与我一样正在关注着疫情之下的医生们，欢迎点赞关注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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