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丕揚為官廉正，“嬌然有風裁”。他在作吏部尚書，曾三次碰撞權相，三次裁抑宦官的不法行為。
嘉靖35年，孫丕揚26歲，中進士，為御史。當時嚴嵩專權，他“首劾大學士嚴嵩，詞切真”，震動了朝野。隆慶年間，高拱再相專權，他時任大理丞，又上疏痛批高拱，高拱勾結其門生程文誣劾孫丕揚，讓其下屬官吏作偽證，遂使孫受道落職處分。高拱被罷後，他又復任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這時張居正為相，和太監馮保交結，馮保家在保定，張居正自持他為孫丕揚復職說過好話，要馮保大興土木，為他建造牌坊。孫丕揚斷然拒絕。隨後他知道馮張一定會報復自己，便於萬曆五年（1577）春季，託病辭官，回到故鄉。
當時的富平縣知事劉兌，仰慕孫的德名，特登門拜訪，熱誠聘請孫丕揚主持編修《富平縣誌》，出於對民眾、對家鄉父老的情懷，他毅然接受這一重任。不辭辛勞，在富平境內奔波勘察，廣泛蒐集資料，可謂“耐得孤寒處，方是成功時”。孤是恆心，“孤”靜練筆，還要有耐“寒”的精神，“寒”是逆境，才會出成功。孫丕揚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一生受父親影響極深，作風嚴謹，對自己的名節和聲望極為珍視。當時官場的腐敗，他報國無門，清醒的認識到現實，同情受折磨的黎明百姓，欲改變這種悲慘積弱的衰敗局面。他祈求天與神權的化身---皇帝能發揮其“天縱之資”，納諫任賢，克己恤民；能“致君於堯舜”之治。這就是孫氏接受編纂《富平縣誌》的指導思想和終極目標。《富平縣誌》（習稱孫志），完成了明萬曆十二年（1584），富平縣知事劉兌任中，在當時和以後的四百年間，與武功、朝邑和耀州等志為人們交口推贊，被譽為明代陝西八部名志之一。這部縣誌，是繼《元和郡縣誌》、《陝西通志》、《長安府志》等方誌之後，富平縣地方史志上的第一步成書刊行者。志載上至周秦，下迄萬曆，縱橫兩千餘年，凡是著眼到的，如山川、溝渠、建制、田賦、以至人物、習俗等縣境內的事事物物，都有概括敘述。篇目十卷，字不下五萬，言簡意賅，面面俱到；剪裁取捨，恰如其分；褒貶獎斥，是非分明；通體清新，晶瑩透徹；就是作為一部短篇文學著作來咀嚼玩味，也自有其精煉蘊籍，雋永獨到之處，的確不愧為名志。
除了孫丕揚的《富平縣誌》外，其它七志分別是：
《武功縣誌》：武功人康海編，明正德十四年（1519）刻。
《朝邑縣誌》：朝邑人韓邦靖編，正德十四年（1519）刻。
《耀州志》：耀州人喬世寧編，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
《戶縣誌》：戶縣人王九思編，弘治間（1488-1505）刻。
《高陵縣誌》：高陵人呂柟編，嘉靖二十六年（1514）刻。
《華州志》：華州人張光孝編，隆慶六年（1572）刻。
《眉縣誌》：眉縣人劉九經編，萬曆間（1573-1620）刻。
這八部名志都是耳聞能見的當地人編纂的，他們抱著忠實的信念，記錄本地實物的變遷與發展；用愛家鄉的心情，站在勞動人民的立場上，抨擊各種惡勢力侵害善良。而且這些作者，都是學識淵博、文筆流暢的高手，寫出的志書，自然成為“言之有據，義例精詳”的信史，所以自明清以來，在全國都享有盛譽，成為各地修志的楷模，起著示範的樣板作用。除王九思的《戶縣誌》佚失外，其他七志依然尚在，成為編修地方誌的參考與借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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