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丕扬为官廉正，“娇然有风裁”。他在作吏部尚书，曾三次碰撞权相，三次裁抑宦官的不法行为。
嘉靖35年，孙丕扬26岁，中进士，为御史。当时严嵩专权，他“首劾大学士严嵩，词切真”，震动了朝野。隆庆年间，高拱再相专权，他时任大理丞，又上疏痛批高拱，高拱勾结其门生程文诬劾孙丕扬，让其下属官吏作伪证，遂使孙受道落职处分。高拱被罢后，他又复任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这时张居正为相，和太监冯保交结，冯保家在保定，张居正自持他为孙丕扬复职说过好话，要冯保大兴土木，为他建造牌坊。孙丕扬断然拒绝。随后他知道冯张一定会报复自己，便于万历五年（1577）春季，托病辞官，回到故乡。
当时的富平县知事刘兑，仰慕孙的德名，特登门拜访，热诚聘请孙丕扬主持编修《富平县志》，出于对民众、对家乡父老的情怀，他毅然接受这一重任。不辞辛劳，在富平境内奔波勘察，广泛搜集资料，可谓“耐得孤寒处，方是成功时”。孤是恒心，“孤”静练笔，还要有耐“寒”的精神，“寒”是逆境，才会出成功。孙丕扬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一生受父亲影响极深，作风严谨，对自己的名节和声望极为珍视。当时官场的腐败，他报国无门，清醒的认识到现实，同情受折磨的黎明百姓，欲改变这种悲惨积弱的衰败局面。他祈求天与神权的化身---皇帝能发挥其“天纵之资”，纳谏任贤，克己恤民；能“致君于尧舜”之治。这就是孙氏接受编纂《富平县志》的指导思想和终极目标。《富平县志》（习称孙志），完成了明万历十二年（1584），富平县知事刘兑任中，在当时和以后的四百年间，与武功、朝邑和耀州等志为人们交口推赞，被誉为明代陕西八部名志之一。这部县志，是继《元和郡县志》、《陕西通志》、《长安府志》等方志之后，富平县地方史志上的第一步成书刊行者。志载上至周秦，下迄万历，纵横两千余年，凡是着眼到的，如山川、沟渠、建制、田赋、以至人物、习俗等县境内的事事物物，都有概括叙述。篇目十卷，字不下五万，言简意赅，面面俱到；剪裁取舍，恰如其分；褒贬奖斥，是非分明；通体清新，晶莹透彻；就是作为一部短篇文学著作来咀嚼玩味，也自有其精炼蕴籍，隽永独到之处，的确不愧为名志。
除了孙丕扬的《富平县志》外，其它七志分别是：
《武功县志》：武功人康海编，明正德十四年（1519）刻。
《朝邑县志》：朝邑人韩邦靖编，正德十四年（1519）刻。
《耀州志》：耀州人乔世宁编，嘉靖三十六年（1557）刻。
《户县志》：户县人王九思编，弘治间（1488-1505）刻。
《高陵县志》：高陵人吕柟编，嘉靖二十六年（1514）刻。
《华州志》：华州人张光孝编，隆庆六年（1572）刻。
《眉县志》：眉县人刘九经编，万历间（1573-1620）刻。
这八部名志都是耳闻能见的当地人编纂的，他们抱着忠实的信念，记录本地实物的变迁与发展；用爱家乡的心情，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抨击各种恶势力侵害善良。而且这些作者，都是学识渊博、文笔流畅的高手，写出的志书，自然成为“言之有据，义例精详”的信史，所以自明清以来，在全国都享有盛誉，成为各地修志的楷模，起着示范的样板作用。除王九思的《户县志》佚失外，其他七志依然尚在，成为编修地方志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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