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大 前 後
以蘇為鑑謀劃建設之路
獨立自主頻吹探索新風
2013年12月26日，習近平同志在紀念毛澤東同志誕辰120週年座談會上指出：“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確立以後，如何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是黨面臨的嶄新課題。毛澤東同志對適合中國情況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進行了艱苦探索。他以蘇聯的經驗教訓為鑑戒，提出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把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實際進行‘第二次結合’，找出在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正確道路，制定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的戰略思想。”
習近平同志談到的中國共產黨人這一朝氣蓬勃的探索景象，在1956年黨的八大前後，展現得尤為突出。
1956年9月15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致開幕詞
1956年的春節在2月中旬，比往年來得稍晚一些。
這年春節，中央新聞紀錄電影製片廠聯合上海、長春電影製片廠，攝製了一臺春節聯歡會，開了電視春節聯歡會的先河。
在聯歡會上，人們看到了許多熟悉的面孔。他們中有梅蘭芳、周信芳、侯寶林、新鳳霞、王文娟等表演藝術家，郭沫若、老舍、巴金、周立波等文學家、作家，還有來自一線的勞動模範、戰鬥英雄等。
1956年的中國，就這樣在歡笑聲中開始了。
大年初三，人們還沉浸在節日的歡樂之中，毛澤東就開始連續聽取國務院工業、農業、運輸、商業、財政等35個部門的彙報，為將要召開的八大做準備。黨的八大將要研究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問題。
毛澤東這一次聽彙報，一聽就是43天。彙報中，
毛澤東邊聽邊問，不斷插話。那段時間，用毛澤東自己的話來說，幾乎每天都是“床上地下，地下床上”“非常辛苦”。這是毛澤東新中國成立後乃至他一生中所作的規模最大、時間最長的一次經濟工作調查。4月24日，調查結束。毛澤東把彙報中發現的一些問題，概括為十個方面的重大關係。第二天，他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就這十個方面的重大關係發表講話。這些講話經過整理，便是著名的《論十大關係》。其中，涉及到農業、輕工業和重工業的關係，沿海工業和內地工業的關係，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的關係，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黨和非黨的關係，中國和外國的關係，等等。
《論十大關係》，詳細闡述了建設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原則，中心意思就是以蘇為鑑，根據中國情況走自己的建設道路。
毛澤東後來曾在《十年總結》中說：“前八年照抄外國的經驗。但從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自己的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毛澤東的《論十大關係》，也讓正在主持起草八大政治報告的劉少奇，心裡有了底。
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辦公室綜合組組長鄧力群后來回憶說：原來對社會主義改造以後，怎麼幹，幹什麼?在想這個問題，但是想得不清楚。聽過毛
主席一講，就好像開闢了一個新的天地，視野一下就廣闊了。少奇同志非常興奮，說有了毛主席論十大關係的講話，八大報告的起草就有個綱了。在許多人記憶中，1956年是個豐收之年。這一年，我國舉重運動員陳鏡開以133公斤的成績，打破最輕量級挺舉世界紀錄。這是中國運動員第一次打破世界紀錄。
最大的收穫，是經過七年的努力，我國邁進了社會主義的門檻，站到了一個嶄新的起點。
在金秋收獲的時節，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政協禮堂開幕。政協禮堂，是當時北京城裡最新的建築之一。那時還沒有人民大會堂，天安門兩側還有很多雜亂的平房，廣場看起來遠不如今天這麼開闊。
毛澤東早早來到了會場，他將在會上致開幕詞。
時任中共中央工業交通工作部部長李雪峰後來在接受採訪時，回憶起會前的一個小花絮。他說：毛
主席在主席臺後面講，那個開幕詞，你們猜一猜，看是誰寫的。誰也沒猜到。主席解釋說，第一次是陳伯達起的稿，我一看不行，就改了，改了以後，田家英看了，田家英說，不行，盡是標語口號。最後這個稿子是田家英搞的。在八大開幕詞中，毛澤東說：
我們這次大會的任務是，總結從七次大會以來的經驗，團結全黨，團結國內外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為了建設一個偉大的社會主義的中國而奮鬥。我們面前的工作是很艱苦的，我們的經驗是很不足的。因此，必須善於學習。
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我們應當永遠記住這個真理。
不到3000字的開幕詞，被30多次掌聲打斷。
這次代表大會，創造了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史上的好幾個第一。
首先是發言人數最多。在大會上發言的代表，多達113人，這在黨的歷次代表大會中是唯一的一次。由於發言人數眾多，大會發言整整安排了九個下午，總時長約36個小時。發言的既有朱德、陳雲、董必武等國家領導人，也有來自基層一線的代表。發言內容涉及社會主義建設方方面面的實際問題。
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周揚在發言中提出，文藝工作中存在的教條主義、宗派主義和簡單粗暴的作風，已經成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方針的主要障礙。
“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1956年春天毛澤東提出來的。如何繁榮科學文化，是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重要內容。當時，不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領域，都存在著宗派主義和教條主義的傾向。
比如，當時一位蘇聯學者訪問中山大學，對孫中山的評價，與毛澤東《新民主主義論》中的論點不一致。陪同的人認為不得了，有損毛澤東同志的威信，主張採取措施。而毛澤東說：這是學術上的不同意見，不應當去禁止，無所謂損害威信。
再比如，在科學界，當時最大的爭論發生在遺傳學領域。蘇聯的李森科學派，被奉為金科玉律；而西方的摩爾根學派則被貼上資產階級的標籤。生物學家談家楨，20世紀
30年代在美國求學時，曾是摩爾根的學生。新中國成立後他一度受到衝擊，甚至在學校裡也不能自由地發言和講課。談家楨後來回憶說：基因理論是三十年代提出的，到了五十年代，基因是什麼物質已經搞清楚了，就是DNA雙螺旋結構模型。你想這個時候，國際上已經這麼先進了，而我們國家還去學蘇聯落後的東西，我們科學家怎麼能不窩心呢?
在藝術領域，如何看待傳統文化，傳統戲能不能演，也成為爭論不休的事情。
巧合的是，浙江崑蘇劇團這時來到北京，演出了重新整理的傳統劇目《十五貫》。這原本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冤假錯案故事，經過改編後，成為諷刺官僚主義和主觀主義的好作品。演出轟動了北京城，許多中央領導人都看了。毛澤東看了兩次。他說，這部戲應該到處演，戲裡的人物形象在今天還有很多。
沒過幾天，毛澤東在中央政治局擴大
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爭鳴，應該成為我們的方針。5月2日，他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又作了系統闡述，在知識界引起強烈反響，人們習慣上稱之為“雙百”方針。
為了推進“雙百”方針的實施，1957年2月，毛澤東在中南海頤年堂專門召開了一個會議。
會議休息的時候，毛澤東和當時的《文藝報》主編張光年談起了一首引起爭論的諷刺詩《草木篇》。張光年後來回憶起這次談話的情景：毛主席說他剛看《草木篇》。我說，我看這篇作品不大好呵，我們《文藝報》準備組織文章來批評它。他就開導我，你也不要全盤否定嘛，它總還有兩段寫得比較好的，他還舉了兩段例子，說這兩段不是寫得很好嗎?我都忘了，他記得。他說，你就先說這兩段寫得還好，然後再說哪些不好，哪些很不好，再批評它。這樣的文章，讀者看了心服。
八大會議創下的另一個“第一”，是邀請外國兄弟黨代表團參加我們黨的代表大會。這是黨的歷史上唯一的一次。大會邀請了50多個國家的兄弟黨代表團，在八大留下的影像資料中，出現了許多外國人的面孔。
會議期間，毛澤東先後會見了20多個兄弟黨代表團。會談中，談得最多的問題，就是關於蘇共二十大和如何對待蘇聯經驗。
蘇共二十大是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會上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在社會主義陣營引起很大震動。消息傳到國內，毛澤東連續召開會議進行研究。他認為，赫魯曉夫這是既揭了蓋子，也捅了婁子。
所謂揭了蓋子，就是揭露了斯大林以及蘇聯在建設社會主義中間的一些錯誤，說明蘇聯、蘇共、斯大林並不是一切都是正確的，破除了迷信。
所謂捅了婁子，就是這個秘密報告無論從內容還是方法上，都有嚴重錯誤，造成了思想混亂。
當時我國建設受蘇聯影響很大。一些人不正確地把蘇聯的經驗神聖化。比如過去蘇聯設電影部、文化局，而我們設的是文化部、電影局，蘇聯沒有文聯，而我們設文聯，有人就認為這是犯了原則錯誤。
蘇共二十大，對正在思考中國如何建設社會主義的毛澤東和中央領導人，觸動很大。中國共產黨人意識到，不能再硬搬蘇聯經驗了，要用自己的頭腦思考。毛澤東提出了一個重要命題：獨立思考，推動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第二次結合”，努力找到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在《論十大關係》講話的開頭，毛澤東便開宗明義說：“最近蘇聯方面暴露了他們在建設社會主義過程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他們走過的彎路，你還想走?”《論十大關係》中有很多內容都是以蘇為鑑提出來的。比如蘇聯長期忽視農業，忽視農民的利益，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要正確處理農輕重關係，正確處理國家 、集體和個人的利益關係。再比如在中央與地方關係上，蘇聯長期把地方卡得死死的，毛澤東強調要發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在八大期間跟兄弟黨代表團談話時，毛澤東強調不要唯蘇聯經驗是從，還多次勸導客人，對於中國革命和建設的經驗，也不能硬搬，不能當作教條，只能作參考。坦誠的話語，給外國客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繼毛澤東作開幕詞後，在八大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報告的是劉少奇。大會閉幕前通過了關於政治報告的決議，對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和歷史任務作出了新的判斷。決議指出：國內的主要矛盾，已經是人民對於經濟文化迅速發展的需要，同經濟文化不能滿足人民需要之間的矛盾。主要任務是，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個決議內容，實際上是提出了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後一條總的政治路線。
八大結束後，毛澤東對社會矛盾問題的探索並沒有停步。當時，國際國內出現了一些新的矛盾和問題。國際上發生了波蘭、匈牙利事件，國內也出現了一些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請願的事件。對出現的新情況，黨員幹部們精神準備不足，還是習慣用老辦法，把鬧事的，把提尖銳批評意見的，一概看作是敵我矛盾。
針對這種情況，1957年2月27日，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毛澤東做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的報告。毛澤東提出，要分清兩類矛盾，一類是對抗性的敵我矛盾，一類是人民內部矛盾。敵我矛盾在社會主義條件下還存在。但是數量是越來越少的，人民內部矛盾是大量的，而且越來越層出不窮，越來越有很多新的問題。解決敵我矛盾，那就是戰爭的方法，或者說鎮壓的方法。解決人民內部矛盾的方法，歸結為一個公式，就是團結—批評—團結，也就是說，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和自我批評，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團結。
毛澤東強調，在大規模階級鬥爭結束後，要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作為政治生活的主題。在此前後的其他場合，他還一再強調，社會主義不應該劍拔弩張，它應該是可親可愛的。
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是中國共產黨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一個重要貢獻。蘇聯長期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出現矛盾後又一概用“肅反”的方式作為敵我矛盾來處理。毛澤東提出，要承認社會主義社會有矛盾，並且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與生產力、
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可以通過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來克服和解決。這實際上為以後我們進行改革開放提供了理論依據。今天回顧八大，令人感慨的還有會議上始終瀰漫的民主氣氛。
會議對中央委員會的選舉，沒有事先提候選人名單，而是進行自由提名、不限名額的預選。預選前中央領導人只講一些原則性的意見，根據預選結果，再提候選人。這在黨的代表大會中，也是第一次。
9月26日，八大會議選舉出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在七屆七中全會醞釀中央領導機構人選時，毛澤東向大家推薦了兩位“少壯派”。一位是51歲的陳雲，毛澤東評價他“比較穩當”“看問題尖銳，能抓住要點”；一位是52歲的鄧小平，毛澤 東評價他顧全大局，公道、周到、厚道。正是毛澤東力薦的這兩位“少壯派”，在20多年後，使中國發生了又一次歷史轉折。
毛澤東當時還說，自己現在精力不夠了，只能做“跑龍套”的工作，唱主角要靠陳雲、鄧小平這些“少壯派”。他甚至還提出，自己要在適當的時候，辭去黨的主席，擔任名譽主席，有廢除終身制的意思。雖然後來沒能實行，但確實反映了當時黨內的民主氣氛。
在緊接著召開的八屆一中全會上，選舉出了新的中央領導人，最終形成了人們通常所說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這就是：中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63歲)，副主席劉少奇(58歲)、周恩來(58歲)、朱德(70歲)、陳雲(51歲)，總書記 鄧小平(52歲)。
八大的民主氣氛，不僅體現在黨內，也體現在共產黨與民主黨派的關係上。
除了1026名正式代表外，八大還邀請了各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列席會議，有的還在大會上發言，發言內容第二天就能見報。這在中共歷次代表大會中，也是唯一的一次。
革命勝利後，尤其是進入社會主義社會後，民主黨派還有沒有存在的必要，如果有必要存在，與中國共產黨又是怎樣的一種關係？這個問題，從新中國建立以後就提出來了。對於這個問題，黨內有不同的看法，民主黨派自身也有不同的看法。
九三學社的許德珩曾在他的回憶中講過這麼一件事。當時九三學社有些成員提議，九三學社已經完成了它在民主革命中的歷史使命，可以解散了。沈鈞儒領導的中國人民救國會當時也在醞釀解散。因為救國會的成員都在北京，大家一簽名就立即解散了。九三學社的成員，分佈在各地，一時還作不出解散的決定。1950年2月，毛澤東從蘇聯訪問回來後，得知九三學社要解散，立即派人阻止了這件事。他說：九三學社不但不能解散，還要繼續發展。救國會是進步團體，不應當解散。
後來，毛澤東明確提出了“兩個萬歲”的口號。他說：“共產黨萬歲，民主黨派也萬歲。他們可以看著我們，這也是一種民主。共產黨有兩怕，一怕老百姓，二怕民主人士。”
這個思想，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概括為“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成為處理共產黨和民主黨派關係的一項重要方針。
毛澤東提出的“兩個萬歲”口號和“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為各民主黨派所接受和認同。
李濟深
1956年9月17日下午，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主席李濟深代表各民主黨派，向中共八大致賀詞。他表示：我們各民主黨派願意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和全國人民一道不斷地加強團結，相互督促，各盡所能，為建成偉大的社會主義
國家和維護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李濟深致詞結束後，民主黨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代表，一起走到主席臺前，向大會敬獻禮品。禮品是一件象牙雕刻的工藝品，雕刻的是在萬里長征中，紅軍勝利渡過大渡河的情景。獻禮時，代表們全體起立，暴風雨般的掌聲經久不息。
這件工藝品的名字叫“同舟共濟”，頗具象徵意義。
對於中國共產黨來說，1956年的探索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但這並不意味著未來會一帆風順。前進的道路上還會有更多的困難和挑戰，需要全國人民團結一致，同舟共濟。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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