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方證人》是著名導演比利·懷爾德在1957年執導的影片，此片有明顯的謎題電影特徵：導演對觀眾明目張膽的誤導、敘述的故意省略及錯誤指示、結局出人意料的反轉等等。

在觀看影片《控方證人》時，觀眾會注意到結尾處的一行字幕：影院友情提示，為了保證您沒有看過這部電影的朋友有機會獲得更大的觀影樂趣，請您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控方證人》的最後結局。

的確，回想起整部影片的內容，會發現這句提示不無道理：《控方證人》實在是一部不能劇透的影片，它的精彩之處在於結尾絕妙的反轉，而在這反轉之前，觀眾始終被導演“牽著鼻子走”，處於巨大的懸念中。

• 《控方證人》講述了倫敦著名刑案辯護律師韋菲爵士被沃爾及其妻子欺騙，從而幫助沃爾在其所涉及的刑事案件中脫罪的故事。

事實上，由於觀眾視野被控制在一定範圍內，只得跟隨故事進展最終一步步走出迷津，得到一個令人震驚的結果。

這是典型的波德維爾所說的“謎題電影”（puzzle film）：“謎題電影是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出現的一種電影類別，這種電影通常採用非線性的敘事方式使故事呈現為錯綜複雜的狀態，同時在敘事的過程中，通過設置多個敘事盲區和裂隙製造懸念，並以密集的信息點來強化故事的緊密性和連貫性。”

丹尼爾·巴勒特指出：注意力和記憶力的範圍和侷限性經常被電影製作人利用。在謎題電影裡，這樣的利用更是常見和有效得多。

“在這樣的影片中，敘述是不可靠的，而這些不可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故意省略和錯誤指示構成的。謎題電影的核心問題也就在於它更明目張膽的誤導，它通常會呈現出一個似乎將要出現的行動，但是或遲或早，我們又會被鼓勵去懷疑那些事件的真實性。通常的揭示都建立在主觀性上，我們認為是客觀的東西結果被證明只是人物的幻想或錯覺。”

在分析《控方證人》時，同樣需要借用大衛·波德維爾提出的認知和敘事理論：

觀眾觀影時，基本模式是模擬現實世界不同方面的概念框架，如人、行為、事件等等，並且基本模式允許觀眾“超越給定的信息”去“填補空白”。因此，在《控方證人》中，如果我們被告知韋菲是一名律師，我們會認為他聰明、機警，不會輕易受騙。

這種基本模式是基於我們對社會的慣性認知構成，也是所謂的“刻板印象”，這會進一步影響我們之後對人物行為和劇情走向的看法和判斷，此外，電影製作者還會利用一些風格化的拍攝和剪輯技巧，使其與電影情節交互，從而最大限度地對觀眾實施“障眼法”。

丹尼爾·巴勒特提出電影製作策略中的“首因效應”“激發效果”“信息”及“情感”的作用。在《控方證人》中，這些策略隨處可見。

整部影片可以分為兩大部分：

• 第一部分主要建立起沃爾及妻子的人物形象，使觀眾對兩人之間的感情關係產生懷疑，從而在腦海裡形成基本模式，並對之後的觀影作出指導；
• 第二部分主要呈現此樁謀殺案開庭後的審訊及辯護過程，在審訊前期加固觀眾腦海裡的基本模式，
• 在結尾處利用預設的線索產生意料之外的反轉。

影片的“障眼法”策略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01

樹立沃爾正直誠實的人物形象

在《控方證人》中，沃爾作為謀殺案的犯罪嫌疑人，一出場便受到觀眾的高度警惕和觀察，此時，導演要做的就是樹立起沃爾誠實可靠、正直的人物形象，使他在片中的律師及銀幕前的觀眾心中都排除作案嫌疑。如此一來，結尾處的反轉才顯得更加出人意料。因為這使觀眾發現，自己以往對沃爾的判斷是錯的。

在影片開始，韋菲律師初次見到沃爾時，觀眾此時實際上是跟隨韋菲律師對沃爾進行“審視”：此前觀眾得知了沃爾的“嫌疑犯”身份，於是此時便跟隨律師視角觀察沃爾，並根據自己的常識判斷此人是否為真正的謀殺兇手。

在韋菲和沃爾的一番談話中，沃爾表示自己“在報紙上看到這樁謀殺案”，又表現出一些略帶愚蠢的天真，“這裡是在英格蘭，我不可能因為沒犯過的罪坐牢吧”。之後在得知自己將獲得8萬英鎊時，第一反應也是給妻子克里斯汀打電話，要告知她這個“好消息”。這些細節都在表明沃爾單純、正直、略帶愚蠢和天真的形象，但觀眾此時和沃爾律師一樣，心中依舊對沃爾保持疑慮和防備。

這樣的疑慮在之後這一段中被很好地消除：在沃爾對韋菲律師提到自己與弗倫奇太太相處的細節及案發當晚的情況時，韋菲戴上了自己的眼鏡，這是他之後提到的自己著名的“眼鏡測試”：利用眼鏡來反射光線，從而對被審問人員造成干擾，在本能的生理反應下人們會說出真話。此時韋菲律師的“眼鏡測試”實際上是帶領觀眾對沃爾做的一個集體審問，由此來再度確認沃爾的人品。

接下來沃爾的反應給韋菲律師及觀眾都吃了一顆定心丸，面對鏡片的反射強光，他沒有躲閃，而是委屈萬分又真誠不已地表明自己的無辜。至此，“眼鏡測試”通過，律師和觀眾心裡的疑慮都基本消除了。沃爾正直、單純、誠實的人物形象在觀眾心中被建立起來，並影響著觀眾之後的觀影判斷。

02

設置出沃爾太太陰險、虛偽的人物形象

在沃爾離開律師家後，沃爾太太便登門拜訪了。在之前沃爾及律師的談話中可知：他和妻子感情深厚、彼此相愛。

但令律師意想不到的是，這位妻子並沒有因丈夫被逮捕而崩潰或昏倒，而是平靜地陳述出自己在丈夫之外還有一段婚姻的事實，自己只是利用沃爾獲得英國國籍。

這樣的反差使律師及觀眾都對“矇在鼓裡”的沃爾產生同情，這種同情態度會讓觀眾更加認同沃爾的無辜及誠實，從而不自覺地與他成為同一陣營。同時，對克里斯汀產生“虛偽”“陰險”的判斷。由於克里斯汀陳述的內容對她自己是不利的，觀眾從常理上推測，不會想到她在撒謊。

妻子克里斯汀表示，在法庭上她會用提前演練好的證詞來為丈夫作證。韋菲律師採取同樣的方式對妻子克里斯汀也做了“眼鏡測試”，但克里斯汀明顯顯得更加心虛：她用手遮住眼睛，隨後站起身拉上了窗簾。這一系列舉動都會讓觀眾推測出：克里斯汀是一個不誠實、狡詐陰險的人。

影片開頭對沃爾及克里斯汀的人物形象塑造使觀眾建立起對人物及其行為的認知，從而根據自己的社會經驗為兩人構建“基本模式”，這就是“首因效應”，這樣給人物貼上標籤的行為會影響之後觀眾的觀影判斷：對克里斯汀的負面印象使觀眾在之後更加同情辯方（沃爾）而排斥控方（沃爾太太）。

03

對沃爾及太太克里斯汀感情關係的構建

影片前半段，觀眾已經可以從沃爾和太太克里斯汀的陳述中看到兩人對彼此感情關係的不同態度：沃爾認為自己和太太彼此相愛，他對太太全然信任。而克里斯汀並不愛沃爾，只是欺騙他的感情，利用他達到自己的目的而已。在開庭前律師與沃爾的一次見面中，沃爾再次回憶起自己與克里斯汀相遇、相知、相愛的往事，而律師臉上滿是對這名痴情男人的同情。此處的情節安排更加凸顯出沃爾的深情、可靠，而使觀眾更加不滿“背叛”沃爾的克里斯汀，從而吊足了觀眾胃口，等待接下來在法庭審訊中的好戲。

實際上，在影片的前半部分中，導演給觀眾留下了一些線索，如果仔細推敲這些線索，觀眾會對之前的判斷有所懷疑：

• 在沃爾和韋菲律師的談話中，沃爾提到“我的妻子認為我被捲入此案件中，需要找一位律師”，但之後沃爾太太表明自己根本不愛沃爾，若是如此，那她為什麼還要擔心沃爾，並提議他找律師呢？
• 沃爾還提到妻子是名好演員，但觀眾此時只會認為這是一個丈夫對深愛的妻子的稱讚，絕不會料到之後克里斯汀的舉動都是假扮出來的。
• 而沃爾太太與律師交談時所說的這句話也許是最讓人心生疑慮的，律師說：“你丈夫是否對自己即將獲得一大筆遺產並不知情。”克里斯汀：“他是這麼給你們說的？”“難道你在暗示事實並非如此？”“哦，沒有，我沒有在暗示什麼。”

聰明的觀眾會在此處推敲克里斯汀說法的真實性，並思考之前有沒有漏掉沃爾表現中的什麼破綻。但緊接著，韋菲律師就對克里斯汀進行了相同的“眼鏡測試”，克里斯汀在“眼鏡測試”中顯露出的躲閃和慌亂，使觀眾給她貼上“虛偽”的標籤，從而對她之前的說法半信半疑，或是傾向於理解為這是她對丈夫的栽贓。

丹尼爾·巴勒特指出，謎題電影中，導演會用信息負載和情感衝擊來分散觀眾的注意力，從而使他們忽略影片中偶爾露出來的“馬腳”，上述的幾個細節很好地說明了這一點。這些線索太過於短暫和微妙，可解讀的空間較為豐富，且往往伴隨著大量信息或者情感衝擊出現，觀眾不得不分心去處理線索外的其他信息，以及沉湎在對克里斯汀的譴責或者對沃爾的同情中，從而忘記之前自己心裡的一點點疑慮。

在影片的第二部分，即開庭審訊部分，導演主要安排了兩個重要的情節點來確保自己“障眼法”的實施：

• 一是克里斯汀作為控方證人出席，提供了不利於沃爾的證詞；
• 二是尤斯頓火車站的神秘女人提供給律師一些克里斯汀的親筆信件，並講述了克里斯汀如何奪走自己的戀人並使自己受傷的故事。

在開庭審訊後，控方證人們數次提供了看似確鑿的、不利於沃爾的證詞和證據，尤其是警訊的血型化驗結果和女管家珍妮特提供的案發當晚的證詞，但都被韋菲律師以巧妙的方式化解。

但觀眾內心仍會對這些確鑿的證據和證詞加以考量，並重新開始根據證詞審視沃爾。此時，令人大跌眼鏡的場面出現了，克里斯汀作為控方證人出現在庭審現場，她陳述了自己與沃爾並非夫妻的事實，之後便開始作證，而這些證詞不是之前和律師會面時約好的，反而全是不利於沃爾的言論。

由於克里斯汀是當晚唯一的目擊證人，因此她的證詞相當重要。沃爾的形勢變得非常不利，而觀眾也依據當前的證據和證詞，對沃爾產生了一定的懷疑。但同時，克里斯汀的表現也違背了她之前對律師的承諾，使觀眾產生此人喜歡撒謊的印象。同時，故事在往前推進，觀眾被新的情節吸引，之前的懷疑和判斷只能擱置在一邊，並且隨著時間的流逝，記憶變得更加不可靠。這是導演對觀眾注意力和記憶力的利用。

在克里斯汀舉證後，情況變得相當危急。即使律師利用撒謊這一點來對克里斯汀進行道德譴責，但並未扭轉局勢。

這時，影片實施了最大的一個“障眼法”，即尤斯頓火車站神秘女人的出現：

在她透露自己手裡掌握了克里斯汀的秘密之後，韋菲前往赴約。神秘女人以30英鎊的價格賣給韋菲律師克里斯汀給情人馬克斯的手寫信，信中寫道：為了把丈夫送進監獄，和情人在一起，她將在法庭上作偽證。律師之後將此信件與之前克里斯汀的手寫作了比對，證明筆跡確是本人所寫。觀眾結合之前克里斯汀對丈夫的態度，以及在證人席上所作的證詞，在此時作出一個“合理”的推斷：克里斯汀在作偽證，沃爾是無辜的。

在隨後的交談中，觀眾得知神秘女人被克里斯汀奪走戀人，並且因此臉部留下疤痕。這一部分首先是給觀眾帶來情感衝擊：對克里斯汀的反感愈加明顯。其次是信息負載帶來的注意力轉移：對神秘女人的身份及她口中的故事產生好奇。同樣，此時觀眾絕對想不到神秘女人就是克里斯汀本人，因為根據常理推測，沒有人會散播不利於自己的信息和證據。況且此神秘女人的舉止神態都與之前冷傲的克里斯汀太太大相徑庭，觀眾很難把兩人聯繫到一起。

神秘女人的出現是導演給觀眾發射的最大一顆“迷霧彈”，觀眾腦海裡帶著神秘女人給的證據再次回到庭審現場時，認為自己已經提前掌握了故事結局，整個故事懸疑已經被自己解開，只等著看克里斯汀的好戲。

在韋菲律師請證人克里斯汀出場後，她首先是否認自己與情人馬克斯的關係，又爭辯自己的信件是有特殊標識的，直到韋菲拿出真正的信件，她才不得不承認這個“事實”，且情緒激動地大罵韋菲律師。觀眾此刻已經完全不再懷疑自己的推論，克里斯汀的反應太過真實和自然，完全挑不出錯。

觀眾只會沉浸在克里斯汀被揭發的勝利快感中，而不會再對此案件的具體細節表示懷疑。但在其他律師向韋菲律師表示祝賀時，他說道：“這案件過於妥帖和漂亮，總的來看是太順利了，所以看起來不對勁。”這實際上為接下來的劇情反轉埋下了伏筆。

而在影片結尾，此片才迎來最後一個最大的反轉，這也是導演為觀眾揭開真相的時刻：在克里斯汀和韋菲律師的交談中，她坦白道：因為太愛沃爾，所以和沃爾合計欺騙韋菲律師，上演了這麼一齣戲，自己之前的所作所為都是在演戲，包括神秘女人和信件也是自己扮演和偽造的。無疑，這個坦白給律師及觀眾都帶來了不小的衝擊，觀眾此時再回想之前的情節，會發現很多“疑點”，只是它們都充滿了不確定性，以及在時間的流逝中對此的記憶逐漸減弱了。為了再次尋找這些疑點，觀眾通常會選擇再看一遍，但此時觀眾又是抱著知曉真相的先入為主的觀點來看此部電影，這將給觀眾帶來新的觀影心理和體驗。

總結一下：

《控方證人》作為一部典型的謎題電影，導演主要利用了觀眾觀影時根據自身社會經驗和習慣對人物基本模式的構建，由此引發的首因效應，從而影響觀眾之後的觀影心理和判斷。此外，還利用了觀眾注意力和記憶力的侷限性，利用信息負載來轉移觀眾的注意力，利用記憶力隨時間減退這一點來使觀眾忽視和忘記影片細節。最後，影片通過人物形象塑造及情節構建，給觀眾造成情感衝擊，這也是分散觀眾注意力和誤導觀眾對影片人物附加個人情感，從而對影片案件本身產生錯誤判斷，這就是此片所用的“障眼法”。

閱讀更多 寶雲思維算法 的文章

關鍵字: 控方 證人 謎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