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省通衢 與 重在東南
湖北省省會武漢位於中國腹地，江漢平原東端，漢水、長江交匯處。明朝成化年間（1465- 1487），長江最大支流漢江改道，漢口在地理上與漢陽分離，從而形成了漢口、漢陽、武昌三鎮鼎足而立的格局。
只要略微看一看地圖就能發現，武漢三鎮控長江中游的咽喉，扼南北交通要衝。從武漢順流東下，可沿長江直抵南京與富庶的太湖平原。地處武漢之西的宜昌是西南與華中的節點，扼住了西南進入華中平原的通道，而荊州則為武漢之西屏，如同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說：“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另一方面，從武漢藉漢水北上，還可經略中原，進圖北方。因此，就像明末清初的顧祖禹在《讀史方輿記要》裡所說的那樣，“湖廣居八省之中，最為閎衍，山川險固，自古稱雄武焉。中原有事，蓋必爭之地也。”
正因如此，這座“九省通衢”很早就是重要的屯兵設防基地。春秋戰國時期，武漢即是楚國伐吳的軍事門戶。東漢末年，劉表的大將黃祖駐守漢陽。三國時期，東吳在武昌築夏口城，是其重要據點。南朝的宋、齊、梁、陳各代都視“湖北、鄂、嶽最為上流要害”，將武漢地區作為扼守上游、屏障江南、爭奪中原的攻守重地。南宋與金、元在漢水中下游和鄂東長期角逐，最後元軍經襄陽攻佔武漢，再下建康（今南京）一舉而滅宋。到了清代，武漢（武昌）作為湖廣總督、湖北巡撫、湖北各司道以及武昌府駐地，更成為長江中游大區域尤其是兩湖（湖南與湖北）的政治中心。晚清時期，武漢清軍以湖廣總督署為首腦機關，包括督標、撫標、防軍、護軍營、常備兵及水師漢陽鎮標中營、湖北水師等。尋常時期官兵總數亦達近兩萬人。
不過，同樣就像顧祖禹所說的那樣，“湖廣之形勝……以天下言之，則重在襄陽；以東南言之，則重在武昌；以湖廣言之，則重在荊州”。在傳統的農業社會，武昌的軍事地理價值很大程度上仍舊是局域性（“東南”）的，具體而言，也就是佔南京必先控制武漢，佔武漢則必取南京。這在太平天國戰爭時期有著很清楚的表現。咸豐初年，太平軍興。1853年初，起義軍由湖南嶽陽沿江而下。太平軍先以優勢兵力奪取清軍防禦力量較弱的漢陽，然後在漢陽搭造兩座浮橋，渡江直搗武昌城，佔領了武昌。這是太平天國起義以來佔領的第一座省會城市，即刻震動清廷。1853年2月9日，太平軍萬艘戰船蔽江而下，輕取九江、安慶（時為安徽省會），最終奪取江寧（南京），與清廷儼然形成南北對峙之勢。以後，太平軍和清軍反覆爭奪武漢。1852-1856年，太平軍先後三次攻克武昌，四次佔領漢陽、漢口。但是最終武漢仍為清軍奪佔。曾國藩的湘軍隨即以此為基地沿長江東進，挾上游之利而攻克南京，扼殺了太平天國起義。
太平軍進軍圖
首義的價值
這樣的傳統軍事地理格局在晚清時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近代輪船、鐵路興起以後，武漢作為長江航運的中樞，平漢、粵漢兩大幹線鐵路的連接點，一舉榮升為“大武漢”。
民國時期的武漢
鴉片戰爭之後，上海開埠後很快形成了與漢口之間的長江黃金水道。1862年1月1日江漢關正式開關，先後有17個國家在漢口通商。在1865-1931年的67年中，漢口的對外貿易總額與上海、天津、廣州相比，有42年僅次於上海而居第2位，有18年居第3位，有7年居第4位。武漢同樣也是中國近代工業化發源地之一。1894年6月，漢陽鐵廠的生鐵大爐正式出鐵。需要強調的是，日本第一家鋼鐵廠——八幡制鐵所於1901年建成投產，較之漢陽鐵廠晚了7年。漢陽兵工廠的規模則僅次於江南製造機器局，西方人稱其為“巨龍之爪”。1904-1906年，步槍最高年產1.5萬餘支，槍彈最高年產950萬發。這裡生產的“漢陽造”步槍，歷經辛亥革命、北伐戰爭、八年抗戰到解放戰爭數十年的戰火洗禮， 武裝了從清末新軍直至人民解放軍的無數中國軍隊，一直是主力步兵武器之一。在它誕生半個多世紀後的朝鮮戰場上，仍有許多志願軍戰士手持古老的“漢陽造”在冰天雪地中拚殺。經濟的興旺，軍工的強大，令坐鎮武昌的湖廣總督成為堪與兩江總督相垺的封疆大吏，也毫無疑問地使得武漢確立了在晚清中國的軍事樞紐、經濟樞紐與政治樞紐的地位。
漢陽造
在如此背景下，近代出現了“東南形勢金陵為險，天下大局武漢為重”這樣的說法。1910年以前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奉行“邊疆革命”戰略，自1895年廣州起義以來，前後舉行了十數次起義，卻“糜費及數百萬金，無一成功之效果”。痛定思痛，1911年7月，宋教仁、譚人鳳等革命黨人提出了“長江革命戰略”。吳玉章後來說，“以長江流域為中心，在中國的中部發動革命，而反對在邊疆繼續搞武裝起義”，“在當時卻是正確的”。
實際情況也是如此。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發。不到三天的時間佔領了武昌、漢口和漢陽三鎮。這立即引發清政府的恐懼：“武漢地據中心，亂事一日不定，恐他省望風響應，糜爛更不堪設想”。被清廷寄予厚望的北洋陸軍匆匆南下，前往鎮壓武漢的革命軍。進攻武漢的清軍最終達到5萬之眾。北洋新軍“為當時中國僅有的一支現代化陸軍”，他們普遍裝備著當時中國最先進的武器：機關槍與管退炮。黃興後來說，“民軍軍火，全在步槍，無機關槍，一與敵接近，即較敵損傷較重；民軍炮隊，又系山炮，不及滿軍管退炮效力之遠”。
北洋軍
革命軍能夠憑藉的只有地利。當時的英國人埃德溫·J·丁格里就認為，“在中華帝國所有的戰略要地中，漢陽的地形興許是最難攻取的。它是左右全局的樞軸”。數量處於劣勢的革命軍仍然憑藉旺盛鬥志與有利地形與北洋軍血戰40余天。雖然革命軍最後丟失了武漢三鎮中的兩個（只剩武昌），仍令清軍付出巨大代價：辛亥革命過後半年，北洋軍的缺額情況仍然十分嚴重，其主力第2、3、4鎮加起來實有兵力不過1.3萬人，只及正常編制的一個鎮（師）之數。
更重要的是，清軍主力精銳就這樣被拖在武漢長達40多天，甚至無力增援江南最重要的城市——南京。這就為其它各省的起義成功創造了必不可少的條件。被時人認為“偶然”成功的武昌起義，終於輕易就撬動了帝國的基石，各省響應的速度之快令後人難以想象。至北洋軍勉強攻下漢陽、漢口時，關內十八省除甘肅、河南、直隸、山東外已全部宣佈起義。清朝的氣數已盡。
抗戰中的得失
在民國時期，武漢的戰略地位依然為兵家所重。1926年10月，國民革命軍北伐攻克武昌，俘虜負隅頑抗的直係軍閥吳佩孚軍隊三萬餘人。國民政府隨即從廣州遷來武漢，使得武漢前所未有的成為全國性的政治中心。
北伐軍進攻武昌
作為北伐戰爭主要領導者的蔣介石自然由此深知武漢對於全國的全局意義。抗日戰爭爆發後，在南京陷落前夕的1937年11月20日，國民政府宣佈遷都重慶，但只有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領其直屬的文官、參軍、主計三處人員遷渝辦公，國民政府主要軍政機關， 以及國民黨中央黨部等，則遷駐武漢辦公。在事實上，武漢已經成為中國的“戰時首都”。國民黨方面宣稱：“今日武漢已成為第三期抗戰中最重要的據點，這裡是我們雪恥復仇的根據地，也是中華民族復興的基石”。
日寇對武漢的重要性同樣心知肚明。在日本朝野人士眼裡“漢口為長江之眼目，清國之中樞，可制中央‘支那’死命之地也。”1938年6月，日軍於接連攻陷南京、徐州後，準備在武漢與中國軍隊進行戰略決戰。日軍沿長江和大別山北麓西進，由兩翼突擊武漢。日本大本營陸軍部在1938 年7月31日製定的 《以秋季作戰為中心的戰爭指導大綱》確定：“抓住結束戰爭的機會”，“漢口作戰的目的，在於摧毀蔣政權的最後的統一中樞——武漢三鎮”。
在武漢會戰中，國民政府調集一百多萬兵力，所有40餘艘艦艇和200多架飛機，在鄂、皖、贛、豫、湘5省區的廣袤土地上，以陸、海、空協同作戰方式，進行了四個半月的英勇奮戰，取得消滅日軍10餘萬、擊落日本飛機100餘架，擊沉日軍艦艇40餘艘的重大戰果。
儘管如此，武漢失守仍然對抗戰全局產生了相當不利的影響。漢口淪陷不久，日本首相近衛文磨即得意聲稱：“有一句名言說：‘誰能控制中國主要地區，便能擁有中國。’……日本已經掌握控制中國的鑰匙。”近衛的話實際是美國戰略家馬漢關於中國長江地位分析的轉述。在日本侵略者心目中，武漢是實現控制長江的“鑰匙”，長江是實現“控制中國”目標的“主要地區”。正是在武漢失陷以後，汪偽政權在南京粉墨登場。這實際上仍然是長江流域傳統軍事地理格局的延續：日軍控制武漢為汪偽政權的存在提供了安全前提。
汪偽政權在南京粉墨登場
正是鑑於武漢所擁有的如此特別的軍事政治地位，1949年5月24 日，武漢解放後成立人民政府時，即為中央直轄城市。直到今天，武漢雖然只是湖北省的省會，卻仍然是長江中游城市群中唯一緊鄰長江的省會城市。在航運上，武漢可以充分藉助長江黃金水道優勢；在鐵路上，沿京廣線經濟縱軸和沿長江經濟橫軸在武漢貫通匯集，形成關鍵性的鐵路樞紐。在航空上，擁有中部地區最多航線和開放平臺的武漢，也具有強大的航空運輸力。這種集水、陸、空為一體的多樞紐交通區位優勢，正是武漢昔日的戰略地位在新時期的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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