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的一群混子和体制外的一帮骗子
张小笨
我有一位朋友是写小说的。几年前，她的本职工作是一个景区的讲解员，业务骨干。她写小说完全利用业余时间，出了好几本书，还赚了点钱。有一天，有几位文联的作家要来参观，当地很重视，所以派她去陪同讲解。
一路上，作家们谈笑风生，互相交流着谁出了诗集，谁出了文集。她在一旁听着，不由得纳闷，就问了一句：“怎么，你们出书都是要花钱的吗？”回答是：“当然啦，不花钱谁给你出啊？那么高的成本。”我这位朋友更纳闷了，又问：“那我出书，怎么书商给我钱啊？”
游览的作家们一下子就傻了，追问之下，朋友把自己出的七八本书，书名、印量、版税什么的说了一遍，那几位简直目瞪口呆。
这一回合，无论从效率、数量还是影响力来说，体制外都完胜体制内。老实说，体制内，真的有一批混子。
混子产生的原因，基本是体制豢养。比如说，一个地方的文联或者作协，是要养一些文人的，有的发工资，有的给经费。但这些文人也不能光吃饭不干活啊，所以就拿着经费去“自费出书”，算是文化建设的一个项目。几千本书拿回来，题字送人，倒成了个资本了。当地主管文化的官员，面子上也有光。投出去的钱见了响动，就是政绩。当然，要是得个什么奖，那就更是功劳一件。
其实对于作家的好坏，不该以体制内外来区分。对文字认真，有自己的独立主张，就算是好的。体制内也有不少好的作家，体制外也有。混子的分布也挺均衡，内外兼顾。最近这些年，有一些地方的作协，着意在收揽体制外的年轻作者，而那些骂过体制的，一有招安，往往“嘤咛”一声，就应了。这说明体制还是有好处的，至少在网上一认证，可信度与正规感增加许多，因此不少刚起步的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只是现在的体制，越来越不吸引人。类似抄写讲话、雷诗提名获奖之类的事情，经常发生，而且以后还会有。什么都有代价，任何一个行业，有了这样的体制，必然会纵容和鼓励混子，剥夺人的独立思想，糊弄舆论。钻营苟且的混子获利，都是必然的，因为体制就是这么运转的。所以有不少很有水准的人主动退了出来。还有些没退出来的，属于心存幻念，仍有所企。
编辑龙冬在微博上说过：“可笑的是个人；可恨的是陈腐的文学体制和文学腐败；可悲的是所有文学工作者。”此话有理。体制正在自毁门庭，也毁着它所拥有的精英们。体制正一次又一次放任混子，自己给自己的脸上抹黑。待到最后一批精英老去，光环彻底丧失，它残存的价值也会失去。
其实有更大批的人是在体制外的。虽然他们也写小说，写散文，写诗歌，也经常发表在刊物上。但是没能进入到体制之内，无论发表了多少作品，都被体制内的人讥笑为文学爱好者。据我所知，很多体制外的文学爱好者比体制内的所谓的作家诗人更加勤奋。几年前我认识一位农民诗人，不是任何一家诗词协会的会员。但他的作品却登上了《中华诗词》杂志，省报，市报，甚至国家级的报纸。所发表的作品达1000篇之多。但至今却没有出版一本自己的作品集。当然体制外有勤奋的写作者，也有懒惰的骗子。我说认识的某君，自诩是全国著名的作家诗人。但所自费出版的所渭作品，除了他的姓名是他自己的之外其它的都是别人的。有一次我不知深浅的把他收录自己书中的作品的出处告诉了他，结果在微信中把我删除拉黑了。当时我没有任何的想法，因为我明白在我说出这话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结果。这种朋友不交也罢。当然在网上戴着这种虚假的名头的人更多。记得我在一个微信群里看到了一个人，自称为中华文艺协会会长。这个假造的这么明显，他爸爸妈妈知道吗？记得在今日头条的网络平台上，有一位甘肃定西的黄勇强先生。发表了几首中华诗词，就把自己称为诗词学者。更有家住山东滕州的某人，自称为《诗刊》社社员。鬼知道《诗刊》社什么时候搬到滕州去的？
其实爱好文学创作本来就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它能提高个人的素质，修为。但是如果为了出名弄些假的名称套在自己头上，那就显得有点儿不地道了。所以说体制内养着一群混子体制外横行这一群骗子，或许这就是中国文坛自古以来的常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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