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省际交界处的一个小圆点
我坐上开往寿宁的班车。当汽车开出车站时，我的眼泪哗地流下来。
从福安到寿宁还要一天路程，也就是说从寿宁回到福州得两天的路程，若要回永春得三四天。学院照顾我回福建，可我却越分配离家越远，已经到了闽东北闽浙交界的地方了，而且交通极为不便。
但是，这也不能怪分配的，只能怪自己混混沌沌。人家本来是要把我安排在专署所在地，让我去教书，只是我为了自己的所谓专业，坚持要到医院去做临床，才把我分配到寿宁，而我自己也没弄清楚寿宁在啥地方就一口答应了。等我找到福安专区行政区域图一看，不知是不是由于心急还是怎的，怎么找也找不到寿宁在哪里。半天了，才在地图的东北角省际交接处找到一个小圆点。天啊，都快出省啦!我一辈子不少事都是栽在自己的手里，现在只能奔这个小圆点去了。
汽车在坑坑洼洼、起伏不平的路面上颠簸着。山间的土路好久没有下雨，风刮起来，沙尘蔽天。临窗而坐，望着滚滚黄尘，我有一种被发配充军的感觉，我全然是一个不带镣铐的囚徒。我对新时代充满热爱，可新时代为什么不能善待我?为什么一个四处高唱“社会主义好”的国度，依然因袭封建王法，一人有“罪”，株连无辜? 我越想越迷惑。
汽车继续爬行着，越走越慢，有时简直像蜗牛一样。我会晕车,不时将头伸出窗外拼命呕吐，最后已经没什么可吐了，只剩下满腹苦水。我不知道天边的那个小圆点什么时候才会到，只感觉四周的山越来越高，头上的蓝天只剩下一条狭缝。
我昏昏沉沉被一辆比马车快不了多少的老爷车拉着，沿着蜿蜒起伏的盘山路钻进深山老林，钻进我不知道未来的陌生世界，我不知道个女人要走过多少路才能逃离苦海。有首歌不是这样唱的么:一身苦行装，一路在流浪，一种江湖路，一个人去闯.....终于来到寿宁县城。这是一座老县城，东西长只有数百米，南北宽不到六十米。一家百货店，一家供销社，一间照相馆。我可以说是从全国最大的城市上海来到全国最小的县城。新政府机关建在溪流一侧的小平原上，附近分布着学校、公安局、车站、医院、防疫站和一座靠山而建的小电影院，溪流的另一侧是几家小工厂。
2
低头走路的医生和护士
我被分配在县医院工作。医院领导先给我介绍寿宁县的概况。他说，寿宁县，地处闽东北部，洞宫山脉南段，位居闽浙两省交界，素有“两省门户，五界通衢”之称。这里是老区，是革命根据地，锤炼出许多革命家，朱德总司令还来过寿宁。全县“九山半水半分田”，山峦连绵，溪流纵横;境内森林密布，毛竹遍地;种茶历史悠久，有红茶、绿茶;马铃薯、地瓜是主要经济作物;土特产丰富，盛产花菇，还有板栗、御豆、猕猴桃和堪称一绝的地瓜粉扣;对了，这里还有你从没见过的木拱廊桥，什么时候安顿下来，我带你去见识见识.....
他说得天花乱坠，我根本无心细听，我关心的是我要工作的地方一医院。我请领导回到正题，给我介绍医院的情况。说到医院，这位领导就没有那么慷概激昂了。他说，我们医院小得可怜，全院医务人员及职工加在一起不到50人。病房是综合性的，男女老少各种病号都住在一起，病床20张左右，几个中医师，外科还未建立，妇产科只有一个接生员，是旧接生婆改造过来的，救护车没有，氧气筒也没有。
我乍一听，心里暗暗叫苦，这叫什么医院呀，还不如一个基层卫生院呢。我之所以会到寿宁来，是为了不放弃我的专业，想到医院做临床，而这里的条件如此之差是我远远没有想到的。来到这里，犹如从天上掉到了人间，满腔的热情，霎时间冷却到了冰点。
山区医院，因贫困也因交通不便，上医院来看病的人不多。穷苦农民大都是得了急病、重病，才来请你出诊。我来了一段时间以后，不管什么病人，只要中医无法处理的，内外科、小儿科、外伤患者等都要派我去出诊。在这里根本无法像正规医院那样，专业对口，你必须是一个多面手，样样精通。我刚出校门，缺乏经验，除了向当地的老医生讨教外，只能靠自己翻书本查阅资料，或者自我琢磨，找出治病解危的办法。幸好，我在学院得到良好的教育，基本医疗操作技术扎实，很快就能应付出诊时遇到的各种病况。
在这里，出门就见山，每逢出诊都是苦差事。走路就是爬山，登几百层石阶是常事，转个山头就得半天。三九严寒，爬到山顶脱掉大棉衣，还是汗流浃背，下山时，冷汗已像薄冰贴在背上。来回出一次诊，不知要翻越几座山头。有时因路途遥远，要留下来对重病号加以观察，只能在外过夜。当地农民生活困难，没地方可住，我只能伏在饭桌上打盹。三餐和他们一起，就几块咸菜，喝可以照得见人影的稀饭果腹度饥。这时，我还不知道，整个中国社会已经进入了可怕的“困难时期”。我只觉得这里物资奇缺，副食品都没有，还以为是地处边远、穷山辟岭、交通不便的缘故。由于劳累加上营美缺乏，又由于水土不服，我一个人变得又黑又瘦，几乎垮了下去。但是，我咬牙撑着。
3
弱女子救了30多人的命
我在这所医院成了出诊专业户。这里本来还有一个男医生，中专毕业多年，身强力壮的，由于跟院长关系密切，院长从不派他出诊。这样，几乎所有的外派都得落到我头上，我只能频频出诊，疲于奔命。当我独自一人在荒山野岭踽踽独行时，当我迎着风，顶着雨，踉踉跄跄、疲惫不堪往回赶时，当我听到丛林里传来凶兽野鸟的鸣叫而心惊胆战、两腿发软时，我真的感到像长空的孤雁，好无助好孤独。
但是，这一切都让我这个弱女子奇迹般地闯过来了。整个医院的人都暗暗称奇，为什么我没有被摧跨，仍然像一株嫩柳顽强地活下来。这些没有信仰的人，怎知道苍天深处有我生命的救世主。主救助我，我救助需要救助的人。
一天，一家农具厂开着货车来叫出诊。一个工人头部外伤流血不止，要我赶去救护。我立即背上药箱，带上消毒包匆匆跟车而去。
到了工厂，人们见到我像见到救星。我上前一看，病人满头满脸都是血，全身的衣服也被血浸透。我吓了一跳，但立即镇静下来，放下卫生包，给病人做详细的检查。原来是机器的切割铁片飞到眼眶上插了进去，眼眶上的小动脉被铁片切破。厂医处理不慎，血管都被夹烂了，没办法结扎。这时，血管已经缩在皮肉里夹不出来，怎么办?血在飞溅，病人在呻吟，虚弱得大汗淋漓。我考虑如果再切一个口查找，以后患者的额头将会再留下一道难看的疤痕。于是决定，与其留下两个疤痕，不如只留一个。便立刻采取贯穿缝合，连皮带肉缝两针。止血后，让病人住院观察打针消炎。过几天，病人就拆线出院了。其实患者的伤并不严重，只因缺少有经验的医生，不懂得应急处理，延误了治疗，让患者无端地流了许多血。
最让我难忘的是，一次前往工厂抢救食物中毒的工人。一家工厂五一节会餐，从外地买来一些鱼，隔了一天再炸，即日会餐。由于这些鱼由沿海运到山区，已经开始变质，厨房在炸鱼时没把握好火候，炸得外焦内嫩。又正值困难时期，工人们放开饥饿的肚皮，狠狠地饱吃一餐，结果大批人员食物中毒。
医院接到通知时，全厂有42人病情严重，其中有一人已经死亡，情况十分火急。
医院距离这家工厂有30多华里，没有救护车，我只能踩着自行车赶去。在我紧赶慢赶的时候，又有一个工人从山那边急匆匆跑来。来人见我是赶去救护的医生，即喘着粗气告诉我，食物中毒者中又有一人死亡了。
我一听，更加死命地往前赶。上坡我拉着车跑，下坡我往下冲。路面坡度大，坎坎坷坷，颠颠簸簸，几次连人带车摔下来。我顾不得疼痛，爬起来继续往前赶，好容易才赶到出事的工厂。
这时，我发现已经有几个病人出现休克、脱水、酸中毒，处在病危状态。这么多的病人，我一个人如何应付得了。正当我手忙脚乱的时候，所在地卫生院的救护人员也赶到了，我赶紧组织大家一起抢救。针对不同病情，我们分别采取措施。在用生理盐水给病人静滴后，有的用升压药配合，有的用其它抢救药。经过紧急处理后，病人大部分有好转，但有几个尚处在危险之中。我当机立断，马上联系福安专区医院，请他们派救护车把病人接走抢救。病人送到专区医院后，经治疗后终于转危为安。
后来，经专区医院部门确诊，工人所食用的食物被沙门氏菌污染，导致人体中毒。所幸抢救及时，否则将危及更多的生命。事后，我就此事件作了病例报道。
4
这个被救的小男孩如今在哪？
又有一次，我接到寿宁平溪乡紧急出诊通知。一个只有7岁的男孩不慎从楼上掉下来，被楼下一支火钳倒插进肚子里，肠子都流了出来，情况危急。我立即带上消毒包等急救药品火速枉路。
此时，天已渐渐黑了下来，我得赶60多华里的山路才能到达病人家中。当我迈出医院大门，望着前面漆黑的路程时，我的心情和双腿一一样沉重。我一个弱女出诊，没有任何人愿意陪同。山路险峻，起码要到天亮才能赶到。我真想打退堂鼓，缩回已经迈出的步伐。
但是，远方的一个生命正等着我向他伸出授手，我能见死不救吗?我抬头盯着苍天深处，一个声音在告诉我，那危难之中的孩子可是你的家人，我怎能想着要逃离?不，我必须面对眼前和自身的黑暗。逃避是没有用的，不管逃到哪里。都会有我必须要背负的十字架。十字架的道路，是唯的直路，我必须与上帝一一同被钉， 直到天地黑暗，手足流血。我要为上帝点燃一根蜡烛。 在某个黑暗冷落的角落里，在某个黑暗的小屋里，这支微不足道的蜡烛，正是一个危难之中的孩子所需要的一份光明和温暖。
我毅然决然地走进黑暗之中，一路跌跌撞撞，又累又饿，受尽艰难。林子里、莽草中传出的种种虎啸狼嚎令我惊恐，但不会让我胆怯，我的步子更加坚实。
我终于在天亮前赶到了小孩家。一进门，我几乎站不住脚，赶紧扶住门框。那家的人正围着脸色蜡黄、神色黯淡的孩子在捶胸顿足嚎啕大哭。他们一见到我来，就像见到了救星。我一滴水都顾不上喝，摇摇晃晃着上前为孩子做检查。
我按正规无菌操作，烧水洗手，又用酒精冲刷，再戴上手套。我先给孩子静滴，后消毒腹部，再给孩子仔细检查。感谢上帝，孩子的肠子没有破裂，只是大网膜流出来。我立即把露出来的网膜先贯穿缝合一下紧急止血，然后剪掉再重新缝合。经观察，腹腔不再流出血水，说明没有其它穿孔。我让他们立即找人把孩子抬着往县医院送。
我跟在担架旁，一口气又往回跑了六十多里山路，于第二日例晚赶到县城。孩子送到住院部，我给他打完消毒针后，交代护土留意观察，然后拖着像铅样沉重的双腿回到住处，身体一歪就趴在床上昏睡过去。
我整整一天一夜没醒过来。
后来，孩子经十来天的观察治疗后，正常出院了。
▲左图：母亲带着5岁的女儿来到寿宁与作者一起生活；右图：作者带着女儿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
5
母亲从省城来看我
除了一次次出急诊外，我还经常主动下乡巡回治疗。
老区群众的生活条件差，卫生常识更差。我发现小孩患肠道蛔虫症十分严重，常因大量蛔虫造成肠梗阻。不少病例经镇痛、解痉、驱虫和消炎治疗无效，只好施行手术治疗。我曾从肠内-一次取出三百多条蛔虫，真是触目惊心。对一些病情严重而暂时无须动用手术的，我便采用中西医结合，应用乌梅汤加减治疗方法，治愈20余例，效果显著。
几年来，我深深体会到，边远山区的农民总是缺医少药，医疗条件极差。位卑不敢忘忧国，我为百姓的疾苦深感忧虑，我发自内心地同情他们。
我在悄悄地改变自己。从和当地民众没有共同语言，到愿与他们交谈直至打成一片，同甘共苦。我为他们的患病操心，为他们的疾苦悲哀;我再不为自己的命运感伤，只为他们的不幸落泪;我再不为自己的遭遇沮丧，只为他们的灾难悲悯。我找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尽心尽力为我的病人献出一一份爱心。
而我所爱的人们，同样也给我深深的爱。他们真诚地称我是“胜过亲生的‘命娘’”。他们淳朴、善良，雨天出诊，我走在田现上，他们一见到，就会赶上前脱下自己的棕衣给我披上，护着我的身躯，护着我身上的药包，然后自己淌在水田里，淋着雨，牵着我，一步一步、摇遥晃晃地穿过田埂。
面对着这一片火热的心，我时常热泪盈眶。
在寿宁住了两年后，母亲为了照顾我，放弃在福州的优裕条件，带着5岁的女儿来到寿宁。说真的，让幼小的女儿来到这穷乡僻壤，我实在于心不忍;而让年老体衰的老母亲来与我一起受苦，我更是肝肠寸断。母亲一一生住洋楼，哪会想到晚年要与我一起流落深山老林。对母亲的爱，我心怀感激，也让我在这偏远的小山区有了一点慰藉与温情。
但是，母亲的到来，在安排食宿上却是多番折腾。因为受着右派老婆的牵连，我和母亲及女儿只能住在一间像窑洞一样又矮又黑的泥土房里。所谓泥土房，就是用田里的泥巴，抹在茅草屋上，简陋至极。小屋没有窗户，霉味常年充斥。进门腰不能伸，一不小心抬头就会碰出个疙瘩。土坑极小，三个人睡在上面，想翻个身都难。屋里只容得下一-张小桌子，勉强可以坐下来吃饭。泥土的地面，遇到雨天，出出入入带进了水，顷刻间就会一片泥泞。这潮湿，黑暗的泥巴屋，让人想起延安的窑洞。只不过黄土高原的窑洞干净明亮，而我们江南一隅的所谓窑润却似齐天大圣的水帘洞。然而我和母亲还是住了下来，享受着那仅有的天伦之乐。
冬天，下雪了。轻柔的小雪花悠悠落下，像柳絮，像芦花，像蒲公英般在空中飞舞，我相信，天使的羽翼就隐在雪中。慢慢地，小雪花变大了、厚了，像花瓣，像羽毛，像棉花球从天空翻滚而下。霎时间，天、地、河、山，清纯洁净，一片晶莹，没有了泥泞，没有了坎坷。我带着女儿在雪地里堆雪人，打雪仗，我们兴高采烈地玩着，开心地笑着。天真活泼的女儿两腮冻得红扑扑的，奶声奶气地欢叫着，她的心灵比白雪还要洁白。我也回到了久违了的童稚时代，与女儿一起闹着玩着，尽情地宣泄积压日久的郁闷，全然忘记了人世的忧伤。
6
她用半年时间治好整村的浮肿病
在这里，我要说说三年困难时期。那个时候，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
1961年，作者穿着平时舍不得穿的外套在寿宁医院里照了一张像。
我被指派下乡去治疗浮肿病。临行前，院长严肃地告诉我，乡下许多农民得了浮肿病，情况很严重，明天你就下乡去巡回治疗。记住，不能说是营养不良引起的，只能说是浮肿病，否则将会给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抹黑。
我牢记着院长的指示，战战兢兢来到斜滩公社基德大队，同行的还有县防疫站的一位年轻医师 。
我们刚来到大队所在地，迎面就见到一位走在路上的老农民，突然昏倒在地。我急忙上前扶起，看他脸黄肌瘦的，双手冰冷发颤，肯定是饿坏了引起低血糖。
我赶紧给他打了一针葡萄糖。这位老农民很快就苏醒了过来。他艰难地站起，道声谢，就颤巍巍地走了。我的心紧缩了一下，隐隐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这个大队自然村落多，且比较分散。生产队的农民没有自留地，房前屋后不准种东西，没有蔬菜，也没有饲料养猪，更没有鸡鸭蛋类。人人营养不良，已经没有劳动力可下田种地了。
我们俩决定先到一个小队的公共食堂去了解情况。
我们到的时候，正赶上他们在用餐。曾经风光一时的公共食堂一派破败景象，连桌子、板凳都不见踪影了。几十号人排着长队，捧着碗，有气无力地围着砌在地上的大灶台绕圈，领取一勺的稀粥。
这“稀粥”是将政府救济的陈谷子连着带米舂细，再下锅狠狠熬出来的糠米粥。人们领了稀粥，迫不及待地往嘴里倒，谁也不怕被滚烫的粥伤着。
队伍继续移动，除了勺碰碗的声音，一切都显得空荡荡的。终于，所有的人都坐了下来，围成几个圈子，有一半以上的人在舔碗，非常专心，仿佛要把已经透亮的碗舔穿。没舔碗的直喘气，似乎喝粥是在干体力活。
我呆了。我为自己没有被饿垮的身子骨羞愧!当他们发现我们的时候，还以为是上头来了什么人，向我们起立鼓掌，齐声高呼: “公共食堂好，人人吃得饱，感谢毛主席，感谢党领导!”其中有几个人刚一喊完，就倒地昏厥过去。我赶紧救人，为他们注射葡萄糖。
事后，生产队的领导告诉我，公共食堂根本无粮下锅，经常“变相断炊”，只敞开供应白开水。
大家很清楚，饿死人其实要不了多长时间，一个月、甚至半个月就足够了。民间有个说法:“男饿三，女饿七，老婆婆要饿半个月”。其依据是男劳力新陈代谢旺盛，三天就要饿死。由此可以知道，人的生命其实非常脆弱，要把人民饿死实在太容易了。幸好，这个生产队把男劳力集中在另一个食堂供饭，勉强能维持着青壮劳力的生命体。
这个大队一共有200多号浮肿病人，大多是老人、小孩、妇女，是全县病患最多的地方。我们开始马不停蹄地在各个生产队进行巡回治疗。这些浮肿病人大多都肿得很厉害。下肢的皮肤有的肿到膝盖，有的肿到大腿，有的肿到腹部。因肿胀过久，小腿的皮肤增厚、变色，有裂纹，手指压下去严重凹陷，许久都不会浮起来。
患者纷纷朝我发问:“这到底得的什么病呀?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的心里非常难过，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是一个医务人员，按说是不能向病人隐瞒病情的，可是，院长有不能说真话的“指示”，那是组织纪律，违反了，我的政治生命就会终结。
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违心地告诉我的病人:“你们得的是浮肿病，病因我不明白。”
我每撒一次谎，我的心就揪了一下。我为自己昧着良心的谎言而内疚，我没有勇气正视那一双双希望得到答案而对我充满期盼的患者的眼光。
虽然不能说营养不良引起浮肿病，但又必须用“营养”来治病。那时，连吃的东西都没有，哪来的营养?我和跟我一起下乡的县防疫站的年轻人一起商量解决的办法。我们决定做糠饼。我们向合作社要来最细的米糠，再加点红糖，放在大锅里煮熟，然后捏成巴掌大的块状。就是这营养品----糠饼!每人每天也只能分得一块，同时再派点维生素B1。就这么简单的东西，居然也渐渐使大部分病人得到康复，可见我们民族的贫苦百姓有着多么强大的生命力。
我到一个边运山村巡回医疗， 在一个农家看到一位老大爷浑身浮肿。经检查，不只有浮肿病，还患了肝硬化，肚子已经产生腹水。
我看他时日不多了，就坚持天天来给他注射葡萄糖。每天来到他的家，这位大爷就高兴地说:“我碰到一位这么好的医生，我定会好起来的!”
那个时候，真没什么药可治病，我所能做到的，仅仅是尽我的一点点心意，还有我每天带给他的微笑。
再有一天，我刚来到他的家门口，就听到里面在嚎啕大哭。我止步了，没有勇气往前走。可是一转念，还是决定走进去跟我的病人告别。
我来到死者的身旁，默默地为他祈祷。死者的家属在痛哭，我也止不住自己的眼泪。
一个医务人员总是抱着很大的希望，要使每一个患者康复，可是在这缺医少药的“困难时期”，我无能为力。我不知道这遍地的虚妄是如何造成的，是什么使生命在死亡面前失去了指望，又是谁使我们坠落在这深渊，以致灵魂失丧。
我走到门外，抬起头来盯着苍天深处。神告诉我:你的天职就是爱。只有爱能推动这个世界运转。
就在我们处于困难时期的1962年，在西半球的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摇滚歌手叫鲍勃.迪伦，他创作了一首20世纪最响亮的反战歌曲----《答案在风中飘》。鲍勃.迪伦在这首歌中提出的一个个问题，不啻是对正义、良心的一次次追问。
关于这首歌，鲍勃.迪伦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最有罪的是，那些看到不对的东西，心里也知道那不对但就是不愿正视的人。”
歌中有一段是这样唱的----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天空?一个人要有多少只耳朵，才能听到人们的悲泣?要牺牲多少条生命，才能知道太多的人已经死去?我的朋友，答案在风中飘.....
面对东半球的一场灾难，东半球一片沉默。在那个年代，我们听不到外部世界的一点声音。要是我们能听到鲍勃.迪伦那带鼻音的粗嗓门的歌声，或许我们也会思考和行动。
上头终于知道基德大队情况的严重性，紧急调拨了一些物资下来。浮肿病患者凭我开的证明条就可以到大队合作社领取红糖、黄豆、糯米等副食品。本来空空如也、门可罗雀的合作社终于有了一丝烟火味，每天都有患者拿着证明条在那里排队等着领取救命物资。
一次，我上合作社，合作社的人拿来一叠证明条，问我这是不是我开出的。我仔细看了下，发现这叠证明条都是假的，有人假冒我的笔迹，并私刻我的印章让人前来冒领。这要是追查下去，不知会有多少人出事。
我的内心在烧灼。我想了想，就对合作社的人说:“我们刚开始发放物资，没有经验，下次小心点，这次是不是就不要追查了?”合作社的人也点头称是。其实，全村的人都在“饿饭”，每个人都随时会患上浮肿病，他们都在等待救援。
没想到的是，连我自己也得了浮肿病。在基德大队呆了快半年，从没人过问我们的生活。合作社什么东西也没有，连酱油也买不到，半年没有菜吃，更不用说鱼肉了，三餐经常只能用盐巴调稀饭糊口。
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双腿浮肿，手指压下去皮肤凹陷，半天才浮起来。接着，连月经也不来了。可笑的是，我还不能让社员知道自己得了浮肿病，否则他们问起我怎么也像他们那样得了浮肿病，我将如何回答?我依然没事般地在乡下巡回，依然担负起救死扶伤的责任。
一次出诊，为了及时赶到病人身边，我抄小路走。至一座高山，沿着羊肠小路谨慎前行。一边是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我弓着身子，一手抓住身旁的草根，战战兢兢，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去。此时，天又下起雨来，一不小心就会打滑跌入峡谷。越往前走，路更窄，进不得退不得，只能冒死向前。当我拼着老命走出险境时，已吓出一身冷汗。
我赶到病人家，满以为病人患了什么严重疾病急需抢救。可进门，并没有看到病人，正在纳闷时，家人带我到蹲厕的地方。
那病人正蹲在尿桶上，脸色腊黄，憋得满身大汗，一直嗷嗷叫着。他长期拉不出大便，严重便秘。这时，什么办法也没有，只有用手抠。我戴上手套，把脏臭置之度外，硬是用手指帮病人将粪便一块一块地抠出来。这哪是人的粪便呀，是骡马拉的一堆堆结成板状的草料糠皮。人们没得吃，满山疯转，野菜野果吃光了，最后只好把用来烧火的粗糠也拿来充饥。
救济的物资陆续运来，饥饿的山村有了一线生机。此后，绝大部分的浮肿病人得到医治，我们也该回县城了。
正当我们要启程时，来了三个人，分别是公公、媳妇和孙子。这一家三口人都得了浮肿病，是我帮他们给治好的。他们住的地方离大队部有几十里远，特地赶来给我们送行。
他们木讷地站在门外，公公开口说话:“医生，感谢你救了我们一家。我们本来想做面锦旗送给你，可是没有钱。今天知道你们要走了，我们一家特地赶来给你鞠个躬! ”说完，三人深深地向我鞠了一躬。我的眼泪忽地夺眶而出。这祖孙三人赶了几十里的山路，为的就是来给我鞠躬表示他们的谢意。天啊，这世上哪有如此情深意重、如此朴实淳厚的好人!我将永远地爱他们。
▲1960年11.21日寿宁县斜滩公社基德大队党支部为作者下乡救治浮肿病人所做的“表现介绍”
基德大队对李蔚医生巡回医疗工作表现介绍：
李蔚来我队巡回医疗，工作是极负责的，黑夜白天都一日几次的前往探访病人，作糠(注:做糠饼)煮药还亲自送去，照顾病人吃饭服药，态度和蔼耐心，关心群众疾苦，群众反映很好，还写了红榜贴上表扬，生活上也甘(艰)苦朴素，与群众同甘共苦，成绩是很大的，全队原来浮肿病人有117人，其中严重32人，经李蔚同志积极抢救细心治疗，现只剩下六人(浮肿二人，慢性病四人)，基本改变了本大队的疾病面貌，直接支援农业第一线，深受干部欢迎群众爱戴。
基德大队党支部11.21日
陈开鱼(印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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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金油医生”给县长打麻醉针
回到县里，医院已经换了新院长。旧院长调走了，这对我来说是个解脱。原来的这位院长，不但搞小集团、小团伙，还喜欢整人。我在学院读书时就不喜欢拉帮结派，因此来到这里，我还是坚守本性，洁身自好。
既然我不愿意靠近领导，领导当然会时不时给你小鞋穿，加上我又是右派的老婆，歧视打击你是不用问为什么的。有艰苦的活儿，我总是第一个被指派。院长犹嫌不过瘾，还叫一位护士负责监视我平时的举动。其实，我个人的历史要比这位护士清白，院长这样做，分明是在故意整我。我只能忍着，捏着鼻子吃酸醋，不咽也得咽。
那次，我到三十里外的工厂去抢救食物中毒病人时，正逢五一节会餐，我无法及时回来参加，院长也不给我留饭。我无法理解，一个院长居然如此刻薄地对待他的下属。
每年冬季征兵体检，任务繁重，这院长都只派我一人去负责检查内科。我本来身体就差，每次做完征兵体检，几乎都要被拖垮。有一次，天寒地冻，我长时间在一间生着火炉的屋里专注做检查。由于木炭的火苗燃烧太旺，室内通风差，造成一氧化碳中毒。我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幸好被及时发现。后来不幸留下后遗症，记忆力明显减退。
本来医生出诊，治病救人，义不容辞，但是这位院长却利用外派出诊这个差事来打击我、惩罚我。
每次，当背起沉甸甸的药箱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我不是像即将出征的战士充满光荣感、使命感，而是像被押着去流放的囚徒那样，满怀忧郁、屈辱。就是大雪封山、万径人踪灭的时候，院里的人个个缩在室内烤火，我却要独自一人，顶着凛冽的寒风，踩着半尺深的积雪去出诊。
这位院长满以为不断地给我制造灾难，就会使我屈服。但是灾难反而使我坚强，反而使我和寿宁的人民建立起深厚的感情。
一位哲人这么说过:“假如你在蒙受苦难，谢天谢地!----这就说明你还活着。”
是的，我还活着。
后来，又调来了新院长。新院长的到来，使医院改变了面貌。他修养好，平易近人，对人和蔼，是一位重视人才、注重实干的好院长。他说，我们医院的本科生只有一个，怎么不懂得用在刀刃上。于是，我从乡下调回来，被安排在医院综合性住院部任总负责，还让我负责内科、妇产科、外科及小儿科的业务，并兼县里科级以上干部及家属的保健工作。使我感恩的是，新院长对我右派家属的身份不但没有歧视，还要推荐我去进修。只是考虑到总有一天我会离开寿宁回到家乡， 我才婉言谢绝他的好意，建议把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留给别人。
因为院长的照顾和重视，我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也好了很多。每逢县里召开大型会议，会议主席团都有我的席位。院里还要发展我入党。生活上也给我照顾，每月供给副食品和紧缺物资。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无限的温暖，激励我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投入工作。
▲1962年，作者在寿宁医院新建的手术室工作，前排右一为作者
县委书记肺结核住院，专区派来医生会诊后，就交给我负责观察治疗。我每天都要去查房，询问病情。经过三个月的疗养后，县委书记的病就治愈了。
县长患胃溃疡和十二指肠不全梗阻，需要切除。医院本来没有外科，新院长来了以后才建立。院里从专区医院要来一个外科医生， 又把我调去当助手，两个人撑起了一个科室。
这次给县长做手术，不敢大意，特请来专区医院的外科主任前来主刀。外科主任没有带麻醉师，就指定我当麻醉师。
麻醉师的责任重大，麻醉太浅不好操作，麻醉太深又会导致呼吸抑制，产生危险。我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只是在学院就读时做过实习，从未独立操作过，很担心操作不当造成事故。专区来的外科主任鼓励我大胆尝试。
他说:“我就在你的旁边，会随时指导你的。”
我终于鼓起勇气，第一次当起了麻醉师。上帝保佑，手术一切顺利。
县长的儿子患急性肾炎，住进医院。他全身浮肿，肚皮又涨又厚。我是第一次见到这么严重的肾病患者。我没有这方面的治疗经验，只能依靠在学院掌握的书本知识和实习实践，再根据病人的具体病况，酌情施药，及时总结，加以改善。在我的精心治疗下，病人终于恢复了健康。
我们终于走出饥饿的年头，涛也终于熬到摘帽的日子。
我为卸下心中的一块巨石，深深地松了口气。这块石头压了我整整六年!任何一个人都无法想象也无法估量他对我身心所造成的创伤，而没有受过创伤的人是永远无法体会创伤的滋味的。
你说，什么是痛苦，有人说痛苦长着一千颗利齿。我说痛苦是插在心口的刀。虽如此，我仍然可以忍受巨大的痛苦，因为痛苦是上帝要万物付出的代价，但是，我却无法忍受歧视，歧视使人丧失尊严，而没有自尊的心灵会使人的生命枯干。
为了使夫妻团聚，涛亲自向福建省人事厅提出申请，说我们夫妻分居已达9年，希望能让我调回晋江地区。省人事厅同情我们的处境，批准了涛提出的申请。
我们终于可以生活在一起了。1962年8月份，我告别了生活近四年的寿宁，再次回到永春县医院工作。就在我回到永春后不久，寿宁医院的新院长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告诉我，自我走了以后，寿宁医院后继无人。我给他夸得不好意思了。我在寿宁期间，就像是悄悄来临的落雪，给人们留下一片美景后又无声地融化了。我把我的爱留给我所热爱的淳朴的山民，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片我曾留下难忘历程、艰辛足迹的土地。
（作者 李蔚，部分照片 张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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