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天下》:道与术,取与予,利与害,方与圆,常与变,生与死


庄子《天下》:道与术,取与予,利与害,方与圆,常与变,生与死

庄子《天下》篇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早的一篇学术论文,其地位和重要性不言而喻,可见一斑。整篇文章行云流水,磅礴彭拜,肆意汪洋,层次分明,鞭辟入里,抑扬顿挫,神来之笔,宛如天籁,读来酣畅淋漓,令人爱不释手。

春秋末年,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皆自说自话,自圆其说,都认为自己学说登峰造极,可以解人类倒悬之苦,给人生提供了终极解决方案,增一分则多,减一分则少。但在庄子看来,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好比人的五官,眼耳口鼻舌,虽各有所用,但若各自为政,不能融通,那也是盲人摸象,废物一个。百家争鸣,吵吵嚷嚷每一家都高举自己的学说,分道扬镳,摇旗呐喊,殊不知都是迷途羔羊,乱人乱己。长此以往,道术成为了方术,后世学者必将眼花缭乱,难以分辨孰是孰非,不见天地之纯,不识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道与术,取与予,利与害,方与圆,常与变,生与死


墨家主张兼爱非斗,禁攻寝兵,高度自律,严以律己,绝不宽以待人,要求普天之下勤苦节俭,苦体绝甘。以腓无胈胫无毛沐风栉雨的大禹作为最高精神领袖,奉为大圣。生前不享受,死后不厚葬,不听靡靡之音,不可纸醉金迷,饿其体肤,空乏其身,下手要狠,慎独自律,制定标准,不差毫厘,对人对己,苛刻无比,绝不手软,绝不姑息。

墨子死后,其弟子又分宗别派,自立门户,内讧频起,遥相指摘,不一而足。但墨家各分支,有一点是相同的,都在选自己的老大,在选老大的过程中,又开始分派站队,纷纷争争,绵延不休。

如此憋屈的活着,墨子能够做到,但天下普通常人做不到,这是背离了人性,远离了王道与大道,庄周不屑一顾,不足为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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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荣子吸收了墨家的精华,依然是严于律己,但是主张宽以待人,每个人做好自己,别人做不到也不去抱怨和指责。提倡容忍,反对争执和斗争,都在“忍”字上下功夫。忍辱后能负重,一心为人民服务,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遇到盛情难却的时候,也一再交代,少做一点米,不要铺张浪费,我吃一点点就够了。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可每天还是心甘情愿地喊着口号:要做救世主,解放全人类!

庄子认为宋荣子的学说,精神可嘉,方法不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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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比较盛行法家思想,彭蒙,田骈,慎到是当时法家思想的倡导者。他们主张摒弃主观意识,不发表任何意见,一切随大溜。但主张制定律法,一切按法律办事,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考虑什么人情因素。法官判案,要做执法的机械手,一切按法律文字办事,按程序走,就不会犯错误。慎到主张人就要象一块土坷垃一样,拨弄一下动一下,安分守己;象风中飘荡的羽毛,不要用力,不要用智,随着风旋转就是了。

天下豪杰都耻笑说:“慎到的学说,不是活人之道,而是死人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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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为主义大师老子主张空虚不毁万物,处弱守拙,知其白,守其黑;知其雄,守其雌,谦虚低调,无遗其咎。致虚极,守静笃,无为而无不为也。

老子的濡弱谦下为表的思想并不符合庄子的风格,这也是老子和庄子学说的区别所在,把老庄混为一谈,或许是今人的一厢情愿。但庄子对老子给予高度的赞扬,称之为“古之博大真人”。


庄子《天下》:道与术,取与予,利与害,方与圆,常与变,生与死

庄子的思想如水无常势,变化无形,将道与术,取与予,利与害,常与变,方与圆,生与死的问题都一网打尽了。庄子提倡身心解放及高度的精神自由: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能出世也能入世,能从群众中走出来,还能走到群众中去。

庄子学说可望不可即。“天下沉浊不可与庄语”,庄子只能用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其中也尽量使用了民间故事,民家谚语以及古代圣人的对话方式述以论之,世人听得懂还是听不懂,全看他的造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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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出场的还是庄子一生的辩友——惠子。庄子对于这个又爱又恨的老友可没有客气。他认为惠子的学说就是舍本逐末,打个嘴仗,过个嘴瘾而已,没有任何益处。列举了惠子的一些观点,无非就是一些悖论或二律背反的文字游戏。比如“我在说谎”“莱茵瓶”“莫比乌斯怪圈”等等一些奇谈怪论。庄子批评惠子是“弱于德,强于物”,惠子思考的问题都是分崩离析的无机思维,这就是“强于物”,而庄子提倡的是有机思维,回归到人的天真和本性,天真的本性里面包含着直觉、潜意识、第六感等有机思维和全息论的整体思维。

惠子的思想是缘木求鱼,是在山谷里用大声呵斥回声吵着自己了,是在阳光下用快步走摆脱影子的跟随,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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