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是著名愛國將領楊虎城一手創建的部隊，這支部隊的前身是由陝西蒲城縣民團發展而來，1918年2月9日在同州參加靖國軍，改稱靖國軍第5遊擊支隊；1925年接受國民三軍改編成為第三師；1927年4月20日，楊虎城的陝軍第3師接受馮玉祥委派，被擴編為第2集團軍第10路軍，旋又改稱第10軍；1928年9月，第10軍在山東單縣縮編為暫編第21師；1929年6月24日，暫21師在莒縣開始整編，改稱新編第14師；1930年2月8日，鑑於新編第14師在駐馬店立下的戰功，促使反蔣的唐生智迅速覆沒，蔣介石擴編新14師為第7軍；1930年10月，楊虎城在佔領西安後正式宣佈就職第17路軍總指揮，同時他將所部擴編為三個師，自兼第7軍軍長，任命王一山為第17路軍總指揮，孫蔚如、馬青苑、馮欽哉分別擔任第17師、第58師、第71師師長（第58師和第71師在不久之後分別改稱陝西警備師、第42師）。第十七路軍是1930年—1937年之間使用的番號，後番號變動，為區別於馮玉祥的西北軍，楊虎城的第十七路軍的稱呼一直沿用至今。
一、西安事變前共產黨對楊虎城第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
（一）1930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對楊虎城部隊的統戰工作
楊虎城與中國共產黨的合作關係由來已久。1923年，楊虎城通過著名人士杜斌丞介紹，結識了陝西黨組織創始人之一魏野疇，從此經常往來。楊虎城的軍隊發源於陝西關中地區的幫會組織，其軍隊的重要成員如李子高、孫蔚如等人，不是江湖遊俠就是舊知識分子，要適應新的革命形勢，就必須對部隊加以新的改造。1925年5月，魏野疇與楊虎城談及舊部隊改造時，向楊虎城建議成立一所軍官學校，培養革命軍事幹部。楊虎城立即表示同意，並派黃埔一期學生唐嗣桐、劉子潛等人籌備建校工作。學校定名“三民軍官學校”並於1925年7月在耀縣開始招生。三民軍官學校的學生一部分是由楊虎城部隊選送的，大部分是由中共各地黨團組織動員青年學生前來報考的。1926年7月，因學校經費無著，三民軍官學校自行解散。三民軍官學校雖然存在時間短暫，但畢業的學生中，有許多學生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如陳雲樵、魏志毅、張振河、李維翰、白懷德、李德興、史鎂清、李俊彥等36人，他們先後在十七路軍擔任過連、營、團長、參謀等職務。三民軍官學校的建立不僅為楊虎城的部隊輸送了大量的具有新思想的革命軍官，充實了楊部的戰鬥力，提高了部隊的革命覺悟；許多學員秘密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今後黨在楊虎城部隊開展工作奠定了基礎。
張學良與楊虎城
1927年6月，馮玉祥下令各部“清黨”，楊虎城沒有執行馮玉祥的命令，仍繼續同共產黨合作。許多陝西籍的共產黨員都先後來到他的軍部，他也繼續讓魏野疇、南漢宸等共產黨人在軍中活動。1928年，楊虎城駐守皖北，經楊虎城同意，魏野疇、南漢宸在太和縣開辦了革命軍事政治學校，魏野疇任政治指導員，南漢宸任校長兼中共總支書記。南漢宸邀請了一批共產黨人和進步人士擔任教官。這個學校成為中共在皖北培養革命武裝幹部的大本營。中共組織在楊部組織了士兵委員會、宣傳隊，並派遣大批黨、團員到附近農村從事革命活動，幫助建立農民協會。後來由於黨內出現了叛徒告密，蔣介石得到了楊虎城部隊的一張共產黨員名單，為保護這些黨員的安全，楊虎城指示孫蔚如說：“這些朋友都是我們請來的，縱一時不能合作，也要對得起朋友，要有道義，要留有日後見面的餘地。”代理軍長孫蔚如根據楊虎城赴日前的這一指示，將南漢宸等人送出太和，使許多共產黨員免遭捕殺。
（二）1930-1935年共產黨對楊虎城第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
由於楊虎城及其所部不是蔣介石的嫡系，中原大戰時，蔣介石為了利用楊虎城對付馮玉祥，才許以楊虎城為陝西省政府主席，當楊虎城掌握陝西軍政大權之後，蔣介石又遲遲不能放心，千方百計地想削弱楊虎城的勢力。楊虎城久經軍閥混戰，對此也是十分清楚的，“防蔣”正是這個時期楊虎城的一項重要戰略。此時，南漢宸再次來到楊部，和楊虎城進行深談。南漢宸精闢的分析使樣十分信服，楊虎城認識到“中國軍閥沒有一個能鬥過蔣介石，能鬥過蔣介石的，只有共產黨，我們要同蔣介石鬥，只有同共產黨合作。”這成為他今後處理同中共關係的基本出發點。中原大戰之後，楊虎城取得了陝西地盤。楊虎城任省主席後，邀請南漢宸到西安擔任省政府秘書長，釋放了被國民黨關押的一批共產黨員和政治犯，對共產黨員許權中任師長的抗日同盟軍十八師，楊虎城給予一批槍支彈藥，還贊助王炳南等一批進步青年出國留學。
中共組織在楊虎城的掩護下有了新發展，部隊的各部分，大都建立了中共組織，其中以張漢民為團長的陝西省政府警衛團力量較強。許多共產黨員在楊虎城的軍政文教部門擔任重要職務。除南漢宸外，張漢民任警三旅旅長，武士敏任一二四旅旅長，王泰吉任騎兵團團長，蔣聽松任《西安日報》主編，楊明軒、習仲勳、汪鋒、常黎夫、孫作賓、呂劍人、劉威誠等，都在楊部隊工作過。1932年，紅四方面軍建立了川陝根據地，面對國民黨的“圍剿”，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地下黨組織努力做好楊虎城的工作。與此同時，為了保存自己實力，把蔣介石嫡系勢力擠出陝西，楊虎城也在加緊尋找與紅軍合作的途徑。1933年5月，紅四方面軍派徐以新為代表，到漢口與楊虎城的代表進行談判。經過兩次談判，第十七路軍最終與紅軍達成互不侵犯、共同反蔣的四條協議：第一，以巴山為界，互不侵犯；第二，配合打胡宗南；第三，在陝軍陣地前沿設聯絡站，由武志平負責，處理邊界事務；第四，紅軍可以以隱蔽的方式來漢中採購部分日用品，十七路軍也提供一定的物資。紅四方面軍與楊虎城達成協議以後，解除了根據地的後顧之憂，從而集中精力對付四川軍閥，取得了儀南、營渠、宣達三個進攻性戰役，根據地面積進一步擴大，總面積達到4.2萬畝。
（三）1935年—1936年中國共產黨對第十七路軍的統戰工作
八一宣言
1935年初，在張國燾錯誤路線的指導下，紅四方面軍與第十七路軍關係曾一度遭到嚴重破壞。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紅軍到達陝北後，通過多種渠道去打通和楊虎城的聯繫。首先，中共中央軍委留滬辦事處負責人陳賡派謝華、徐彬如等到西安，與宋綺雲一起建立了中共西北特別支部，特支工作直接由周恩來領導，主要任務是積極貫徹《八一宣言》，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做楊虎城第十七路軍的工作。11月，中共北方局南漢宸委派申伯純將《八一宣言》送給楊虎城，楊虎城看完深表贊同，並希望南漢宸提出實現合作的具體辦法。1935年12月，南漢宸提出了六條具體辦法由申伯純轉交楊虎城，並由王世英與楊虎城聯繫後又去陝北與中央聯繫。從此，楊虎城與陝北中央建立了正式關係。其次，1935年12月5日，毛澤東、彭德懷給楊虎城寫信表示“鄙人等更願聯合一切反蔣抗日之人，不問其黨派及過去之行為如何，只問今日在民族危機關頭是否有抗日討蔣誠意，凡願加入抗日討蔣之聯合戰線者，鄙人等無不樂與提攜，共組抗日聯軍。”並派汪鋒隨身攜帶信件到西安與楊虎城聯繫，汪鋒達到西安，轉交了毛澤東、彭德懷的信件。楊虎城對信中提出的西北大聯合和共同抗日的主張完全同意。1936年2月，黨又派王世英到西安。雙方經過商談達成了“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聯繫、共同為抗日進行準備”及十七路軍“幫助紅軍運輸必要物資和掩護中央人員往來”等協議。這項協議的簽訂，確立了楊虎城和中國共產黨新的合作關係。最後，1936年4月，由楊虎城資助到德國留學的王炳南迴國，回國後中共即派他到楊部做聯繫工作。楊虎城對王炳南一直很信任，王炳南向楊虎城分析了形勢，介紹了共產黨的政策，指出第十七路軍“唯一的出路是與共產黨合作抗日”。楊虎城聽後高興的對王炳南說“:我與中共某些人已有接觸，但素不相識，說話難免有些顧慮和保留。現在你回來了，可以無話不談了。”1936年8月13日，毛澤東親筆致信楊虎城，其中說道“：先生同意聯合戰線，盛情可感。九個月來，敝方未曾視先生為敵人。良以先生在理在勢在歷史均有參加抗日戰線之可能，故敝方堅持聯合政策，不以先生之遲疑態度而稍變自己之方針。然為友為敵，在先生不可無明確之表示。虛與委蛇的辦法，當非先生之本意。……先生如以誠意參加聯合戰線，則先生之一切顧慮與困難，敝方均願代為設計，務使先生及貴軍全部立於無損有益之地位。”此後，雙方關於聯合事宜即進入具體磋商落實階段，到1936年12月初，楊虎城與中國共產黨的聯合戰線才最終實現。
二、西安事變中中共對楊虎城幫助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楊虎城在民族大義的感召下，發動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扣留了蔣介石，發表了對內民主、對外抗日的八大政治主張。中國共產黨站在民族利益的角度，得知西安事變的消息後，予與張、楊的行動以極大的支持，並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基本方針。先後於1936年12月15日和19日兩次通電全國，對張、楊以政治上的支持，堅決反對親日派藉機發動內戰，希望和平解決西安事變。中共中央應邀派出以周恩來為首的代表團飛赴西安，具體幫助張學良、楊虎城同南京方面進行和平談判。
楊虎城將軍
除在政治輿論上，中共給予楊虎城、張學良極大的支持外，在軍事上也給予他們以有力的配合和援助。西安事變爆發後，黨中央和毛澤東指示紅軍主力迅速南下，彭德懷、賀龍率部進駐三原、涇陽一帶，徐海東率部進駐藍田一帶，向西安靠攏，以便在討伐軍進攻時，配合張、楊的軍事行動。葉劍英在隨代表團到達西安後專門協助張、楊主持軍事。在西安事變結束後，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繼續留在西安，協調東北軍和十七路軍的關係，穩定了西安局勢。使得西安沒有形成大規模的內亂，西安事變的成果得到鞏固，全國的形勢也得以繼續向著團結抗日的方向發展。
三、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產黨對第十七路軍餘部的統戰工作
西安事變後，楊虎城被迫離開部隊。出國前夕，他分別與部下孫蔚如、趙壽山、孔從洲談話，在談到部隊前途時，楊虎城說到：“這次事變，我的任務只完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救亡抗戰’，我能不能親自參加很難說，主要靠你們了。……我們是國民黨軍隊中首先提出抗日的部隊，只要在戰場上有好的成績，就會得到人民的支持，我也得到安慰。你們要力爭部隊參加抗日，共赴國難”。在談到與中國共產黨的關係時，楊虎城又說到“沒有同中共的合作，就不會有今天的局面。……你在我們部隊中歷史較久，和（魏）野疇、（南）漢宸都很熟，也和（張）漢民共過事，對共產黨有一定的認識，我們部隊也還有（王）炳南、（閻）揆要等人在，必須保持好與他們的聯繫。……到了蔣介石壓迫我們使我們的存在發生危險時，我們就斷然倒向共產黨，跟著共產黨走。”
“七七”事變爆發後，第十七路軍堅持抗日，先後參加保定以北阻擊戰、漕河戰役、阜河戰役和忻口會戰，尤其是1938年在堅守中條山戰役中，先後粉碎了日軍十一次掃蕩，中條山因此也被侵華日軍稱為“盲腸”。當時的《掃蕩報》刊道“:敵人進攻中條山有10多次了。每一次都遭到了慘痛的失敗。這完全是我們堅守在中條山上的三十八軍的光榮功績。兩年來，這群三秦健兒擊退了日寇一次又一次的進犯，就好比一根鐵柱子撐持著中條山，把我們的陣地守衛得越加堅牢而不可侵犯了。”
楊虎城
西安事變後，中國共產黨一直全力幫助第十七路軍的改造。在政治上，毛澤東、周恩來對於這支部隊改造的總方針，地下黨的鬥爭策略，乃至如何做好每位愛國將領的團結工作，都做了及其細緻具體的叮囑。1938年1月，趙壽山秘密訪問延安，明確表示擁護黨的抗日主張，願意接受黨的領導。並根據毛澤東“培養幹部、改造部隊”的指示，領導三十八軍開展了新式整軍運動。1938年至1943年通過舉辦各類幹訓班共培養了2000餘名下級軍官，其中500餘人加入了共產黨。在組織上，直接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指示。1938年1月，趙壽山秘赴延安，當面接收了毛澤東給他的電報密碼本“子密”和為他起的代名“子云”，從此建立了他與毛澤東的直接聯繫。1938年2月，中央陝西省委成立了中共三十八軍委員會，以蒙定軍、範明、張西鼎委領導，各師、旅、團均有黨的組織，三十八軍中黨員多達600餘人，其中多數是營、連、排級軍官。在軍事上，接受共產黨的主張，在堅守中條山期間，堅持“不嫖、不賭、不吸大煙”三大紀律和“財政公開、人士公開、自覺紀律、自我教育”四大口號。三十八軍視學習八路軍游擊戰略戰術為重要任務，在1938年至1943年的各類幹訓班上，游擊戰和運動戰的戰略戰術是軍事學習的重點內容。在堅守中條山戰役中有效實施，面對日軍近兩個師團，並配兩個炮兵聯隊，38架飛機，共計3萬餘人全面進攻第四集團軍中條山陣地，三十八軍和九十六軍被敵隔斷，危機時刻，孔從洲率獨立46旅，出其不意，向北突圍，穿插敵後，運動作戰，殲敵兩個炮兵中隊，打亂了日軍部署，有力地配合了主力的突圍和反攻，並與三十八軍勝利會合，為取得整個戰役的勝利創造了條件。
1943年以後，蔣介石加緊了對十七路軍的控制和瓦解，迫於形勢，孔從洲率部毅然於 1946年5月起義，於1946年8月回到了人民解放軍的懷抱。趙壽山在1946年8月被國民黨當局撤銷了第三集團軍總司令職務，調到南京。他利用“出國考察水利”的準備時間，擺脫了國民黨特務的監視，在董必武的精心安排下，於1947年3月到達晉冀魯豫解放區。1946年春，孫蔚如被蔣介石任命為武漢行轅副主任，實際上處於軟禁狀態。1948年秋，蔣介石威逼他去臺灣，後在中共地下組織的掩護下，安全到達北京，投入了人民共和國的懷抱。
建國後，十七路軍將領中，有4位分別被授予中將或少將軍銜。1955年，孔從洲、閻揆要被授予中將軍銜，張希欽（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西安事變時，任楊虎城警衛營連長）被授予少將軍銜。1961年杜瑜華（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在楊虎城部隊從事兵運工作）晉升為少將孫蔚如軍銜。
【摘自《陝西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019年第4期。作者系嘉興南湖革命紀念館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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