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於求人，佚於治事”

是先秦時期的名言，意思是君王們在任賢上不辭辛苦，就能夠在國家治理方面無憂無慮，是為了表現君主任用賢能，能人發揮才能的君道論思想。

在春秋時期，這一思想主要是為了鼓勵君主任用賢能，並沒有明確反對君主處理具體事務。但是在戰國時期，這一思想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表現出了明確反對君主處理具體事務的傾向，並且開始加強吏治建設。經過了多方改進的“勞於求人，佚於治事”思想對後世影響深遠。

“勞佚”觀念起源於君主的“垂拱而治”，君主廣泛任用賢人。各大思想流派紛紛對此現象進行解讀，“佚於治事”是一種理想的政治統治的狀態，而“勞於求人”則是理想達到的前提要求

早在王朝建立之前，在堯舜禹統治的部落氏族時代，像他們這樣的賢君一般都被描述為垂拱而治的形象。在《易經》中就有此類記載：

“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在《尚書》中也曾經讚歎周武王垂拱而治。那麼垂拱而治的形象究竟是怎麼樣的呢？這一個成語描述出來的畫面是一位君王閒坐於席上，他的寬大衣袖等自然垂落下來，雙手相合放在胸前，就是一副優哉遊哉的模樣，並不是我們後世看到的皇帝日理萬機的模樣。

那為什麼君王們能夠做到垂拱而治呢？前提是君王們能夠任賢，讓有賢能的人來幫助君王治理國家和政務，這樣君王們才能做到垂拱而治。而各種史書中屢次提到垂拱而治，主要是為了表現君王在任賢之後的輕鬆模樣，從而倡導君王能夠做到任賢。

這應該就是“勞佚”觀念的最早來源。據史書記載，齊桓公是踐行“勞佚”觀念的典型代表，在晉國出訪去過之際，有相關人員向齊桓公的請示相關禮儀事項，卻不料齊桓公連說三聲，讓他們前去尋找仲父，一旁的人就說笑，說當君王真是容易，只要喚仲父即可。

在《呂氏春秋》中有記載齊桓公的回答：

“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

從中表現出齊桓公對於“勞於求人，佚於治事”忠實的踐行。在《韓非子》中，齊桓公的回答中甚至直接提到了勞佚一詞。“佚於治事”是一種理想的政治統治的狀態，而“勞於求人”則是理想達到的前提要求。

根本目的還是為了提倡任賢，因此和垂拱而治的理念具有內在的一致性，其實是一脈相承的。兩者的不同點在於，“勞佚”觀念已經直接點明瞭任賢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相對於垂拱而治的隱晦觀點，更加直白。

因為在春秋時期，掌管一方的長官會被稱之為君長。孔子的學生子張在擔任官職之後，曾經多次在向孔子詢問為官之道，在《大戴禮記》中曾經記載了孔子的回答：

在《論語》一書中雖然沒有對於“勞佚”觀念的刻畫，但是同樣也表現了子張曾多次向孔子問政的事實，並且表現出了孔子對於“無為而治”的讚賞。在孔子看來，只要賢君能夠選拔出能沉，能臣就能夠全面地管理國家，那麼君王就不必再辛辛苦苦地處理政務了。

作為春秋兩大顯學之一的墨家學派，其創始人墨子也是“勞佚”觀念的贊同者。墨子有十大主張，其中有一條“尚賢”，在闡述這一條最後總結時，同樣引用了“勞佚”觀念。

春秋時期，“勞於求人，佚於治事”中的“佚於治事”只是任賢之後的結果，是任賢之後的良好結果，是為了激發君王們任賢的熱情，但並不是要求君王真正“無為”，或者說拒絕君王處理政事。

在《呂氏春秋》中曾經提到宓子賤與巫馬期二人，他們同樣治理一處地點，但是宓子賤每日只是閒散過日，將事宜託付給賢臣，地方治理得很好；巫馬期每日矜矜業業，殫精竭慮，事必躬親，地方也是治理得很好。

於是從《呂氏春秋》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人們並不贊同巫馬期的行為，但是相應的他們也並沒有阻止巫馬期這類的行為。雖然在古人眼中，巫馬期這種“治事”的行為不如“治人”的行為，但也是一種可以選擇的從政方式。

戰國時期開始出現君臣分職理論，進一步發展了“勞佚”觀念，強調君主不能隨意擴張權力，應該做到不逾矩，官員勤勤懇懇處理政事，君王不得插手其中

在戰國時期逐漸出現了君臣分職理論，顧名思義就是君臣之間的職責應該清晰地區分開，是一種政治理論，並且在戰國早期就已經為一些諸侯國使用，其目的是用來限制君王的權力。

在這一時期，官僚機制得以建立，官吏的職權越來越大，慢慢制約君王的權力。這一過程中，凸顯了兩個特徵，一個是君王的權力不斷膨脹，一個是君王的個人能力和見識是有限的。

也是因為這兩頂特徵，無論是君王還是官吏，他們都意識到君王的權力不可能隨意擴張，因為治理的疆域和領土的複雜性單單靠君王一人是無法解決的，君王自己的能力也有限的，因此君王必須需要臣子的輔助。

最終逐漸就開始衍生出君臣分職理論，雖然看似是涉及雙方，但是其主要目的還是為了制約君王，讓君王明白自己的職能，從而不逾矩，不越職。

這種對於君權的管理約束在戰國早期就已經出現，在《戰國策》中曾經記錄了一個小故事，魏文侯和田子方一起飲酒，然後在欣賞音樂之時，魏文侯聽出了其中鐘的聲音並不是很協調，於是他就和田子方一起討論，而這時田子方就說了一句話：

“臣聞之，君明則樂官，不明則樂音。今君審於聲，臣恐君之聾於官也。”

在田子方看來，君王應該任用合適的官員對於政事進行處理，而非事必躬親，相反君王對政事的清楚瞭解，會讓君王不再瞭解具體官員的才能。在這裡並沒有涉及任何對於君王才能的討論，這一個例子只是為了表達作者對於君臣分職的理論看法，強調全方面地拒絕君王對於政事的參與。

慎到是法家的創始人之一，他很早就提出了君臣分職理論，並且提出了君王逾越的三大害處。第一，如果君王參與具體政事的處理，那麼臣下肯定不敢和君王相爭，事事以君王為先，那麼久而久之就會掩蓋臣下的才智，使得臣下失去作用。

第二，君王自身是具有侷限性的，不論君王是賢能還是昏庸，自身的能力肯定不足以治理整個國家的，因此如果君王事必躬親，必然會造成政事的荒廢。第三，如果君王事必躬親，而臣下整日無所事事，那麼臣子和君王的位置不就顛倒了。本身在春秋時期就發生了許多起篡權奪位的事件，藉此來增強君主心中的危機感，也讓君王更容易接受。

在戰國晚期，荀子在原本的君臣分職理論之上，又增添了自己的理解。他認為首先君王還是需要任賢。再者，在他看來，勤勤懇懇處理政事乃是官吏的職責，如果君王插手其中，反而稍顯不合適。

韓非子辯證看待發展過後的“勞役”觀念，君主不該侷限於個人才能，應採用客觀方式選拔人才，併為人才施展提供空間，對“勞役”觀念進行再昇華，強化了吏治

首先，韓非子批評了“勞於求人”的觀點，因為在春秋戰國時期，貴族制度瓦解，而取得官位和爵位成為了有學之士唯一可以出頭的渠道，因此士人們輾轉各國，求見君主，想要以自己的學識和才能得到君主的重用。

因此在韓非子看來，君主只需要設置好豐厚的俸祿和爵位，賢人自然會找上門來。再者戰國時期，人才舉薦制度進一步完善，地方長官就可以推舉人才，因此人才的獲取並不難。

再者是因為君王本身的學識是有限的，韓非並不信賴世襲制下的君王的才能，反而覺得主觀性的採納人才可能會造成相反的結果。因此他強調客觀獨立的制度來選舉人才，並非依賴於國君。

韓非子也批評“佚於治事”的觀點，他雖然贊同君王不插手政事的具體處理，但是在他看來君王必須要加大對於官吏的監督。他主張通過“法”和“術”對下臣起到監督，從而全面實現政事的完善處理，同時也避免臣下對於君王位置造成威脅。一個大臣如果手握大權，無論他是否懷有賊心，都會對君王的政權造成巨大威脅。

關於君道論思想，最早的是原始社會的垂拱而治，再到春秋時期的“勞於求人，佚於治事”，再到戰國時期的君臣分職理論，最後是韓非子對於君臣分職理論自己的批評和觀點，從中可以看出君道論思想的發展。先是比較含糊的概念，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士人的討論，君道論思想逐漸成型成熟，形成了具體的政治觀點，對於後世的君臣職責區分產生了重大的作用。

參考歷史文獻：

《荀子》

《戰國策》

《尚書》

《韓非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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