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作為中國歷史上一個具有多民族一體化格局的恢弘帝國，其不僅開啟了貞觀之治、開元盛世等幾大繁榮治世的局面，而其強大的政治、經濟、文化輻射力更是吸引著海內外各國紛紛來朝，逐漸形成了

大唐時期的吐谷渾版圖

自西漢以來，西北地區作為中西政治文化、經濟商貿交流最重要的陸路通道——絲綢之路的直接控制區域，其穩定與否很大程度上受中原王朝和沿途各民族政權關係等政治因素的影響。為了李唐政權的穩定，既而奠定民族多元化的格局，李唐王朝在處理與各族政權的相互關係上，基於“海納百川、兼收幷蓄”的原則，使得大唐王朝的安邊戰略呈現出多樣化的特色，我們單單是從唐對吐谷渾所實施的一系列外交政策中也就能窺其一斑。

1.安邊戰略下的唐、吐之戰

在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為了實現北部地區的穩固、進而保障中原腹地的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的穩定及保障東西方交流的通暢，其對西北地區的拓展和經營更是作為國家安全發展戰略的第一目標。尤其是對於李唐王朝來說，由於唐朝前期沿襲了“關中本位”政策，所以關隴地區不僅是唐朝政治中心所在，也是其經濟重心所在，而西北地區也就名正言順地成為關隴地區的“屏障”，所以經營西北地區就是維護關隴地區穩定的前提，反之維護西北的穩定，就是保障李唐王朝的政治、經濟重心。

絲綢之路對於大唐經濟、政治具有重要意義

可在李唐政權建立初期，西北的絕大部分地區都被突厥勢力和吐谷渾勢力所佔領，而這些勢力對唐朝西北邊疆的侵襲和威脅，以及西域諸民族政權對絲綢之路經濟要道的阻礙，最終為唐朝出兵西北埋下了伏筆。正是在這樣的戰略目標和嚴峻局勢下，唐朝前期，整個朝廷對西北地區的經營則主要表現在軍事上對抗西突厥、吐蕃、吐谷渾及其他民族政權對西北地區的入侵，確保關中、隴右地區安全為主了。

為達到對西北地區的有效控制，徹底掃除中西陸路交通要道的阻礙，收回大唐對西北邊境的最終控制權，唐太宗一改高祖時期被動防守的安邊策略，對整個西域地區採取了一系列強有力的武力征伐行動。尤其在公元629年，唐太宗利用北部地區連年災荒，東突厥內外交困之際，乘機聯合回紇諸部，不僅剿滅了東突厥部，更是一舉解除了東突厥對大唐北部地區的威脅。而除了對東突厥的武力征服外，對西北地區的另一股勢力——吐谷渾的武力討伐也提上了日程。

吐谷渾作為鮮卑族慕容氏的一支，早在公元200年左右就已在西北地區遊牧活動，並在甘肅、青海等地，建立了自己的政權。隨著部族的不斷髮展壯大，到了唐朝立國之初，吐谷渾已經逐漸發展成為西北地區對李唐王朝產生巨大威脅的一個政權了，也正是如此，投靠於大唐的吐谷渾便漸漸不滿足服從於大唐的控制了，於是便不時地派兵對涼州、岷州等西北邊境州府進行侵擾。

隨著吐谷渾在大唐西北邊界頻繁侵擾和掠奪的不斷升級，不僅使得當地的百姓遭受了生命財產的威脅，更使得河西走廊的交通受到了阻礙，嚴重影響到了唐朝和西域各國之間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所以面對著大唐西北邊境以及絲路貿易的威脅，為了佔據西域主導權的唐太宗，自然不會對吐谷渾的侵擾之舉置之不理，一系列的武力征討隨之而來。

唐、吐之戰示意圖

公元634年，吐谷渾劫掠涼州，使得唐太宗盛怒不已，於是便派將軍段志玄等率軍出擊吐谷渾，追擊吐谷渾於青海南懸水鎮，並俘虜牛羊二萬餘頭。同年十一月，吐谷渾又侵襲涼州，並擄走鴻臚丞趙德楷等人，這一年十二月，忍無可忍的唐太宗以李靖、侯君集、李道宗、李大亮等為行軍總管，開始對吐谷渾展開全面進攻。直到公元635年三月，唐軍主帥李靖採納侯君集的建議，分兵兩路進發：北路由李靖率領李大亮、薛萬均、薛萬徹、契苾何力等，由庫山，出曼頭山，越過赤水，過青海，經過河源、且末，直至西北地區的最西邊；南路則由侯君集、李道宗等率領，由庫山，歷破邏真谷、逾漢哭山，轉戰星宿川，至於柏海，最終吐谷渾王慕容伏允“帥千餘騎逃至磧中，十餘日，眾散稍盡，為左右所殺”，其子慕容順光“舉國請降”，至此唐軍取得了對吐谷渾用兵的決定性勝利，使吐谷渾進入了依附唐朝的歷史新階段。

李靖

總的來說，唐軍取得唐、吐之戰的最終勝利，不僅解除了吐谷渾對大唐西北邊境的長期威脅，還為大唐進一步謀劃西域，奪取西突厥及其他西域諸國對西域的控制權掃清了障礙。此外，唐朝統治者所採取的多次強有力的武力征討，更是打通了唐朝與西北的交通要道，大大增強了唐朝與西域各國的交流和往來，為之後所採取的一系列多樣化的外交、安置政策奠定了基礎。

2.安邊戰略下的外交政策剖析

經過兩次大規模的戰爭，長期稱雄西北地區的吐谷渾徹底成為了唐朝名副其實的屬國。而在這之後，為了將大唐與吐谷渾的關係帶入一個密切友好的新時期，大唐對吐谷渾更是採取了一系列多樣化的外交、安置政策，極大地促進了大唐安邊戰略的順利實施，而這些多樣化的外交政策主要有以下幾點：

（1）和親政策：和親作為中原王朝與少數民族上層統治者之間一種特殊的聯結方式，其是指中原王朝將自己的皇室公主或宗室之女下嫁於少數民族首領，從而取得少數民族信任與和平的一種帶有明顯指向性的外交手段和途徑。早在西漢立國之初，當時的西漢政府迫於北方匈奴的軍事壓力，不得已在雙方力量過於懸殊的情形下，只能將皇室公主或宗室之女嫁給匈奴的首領，結成姻緣關係, 用以爭取一時的和平和國力發展的緩衝期。

大唐貞觀年間，唐廷與吐谷渾之間也是有著相應的和親政策，公元636年，吐谷渾王親自向大唐請婚賜嫁，唐太宗便以宗室之女弘化公主許之，直到公元640年，“太宗以弘化公主妻之, 資送甚厚”，並遣左驍衛將軍慕容寶持節, 準陽王李道明為特使送親。而在這之後的高宗、玄宗朝時期，吐谷渾王室世代都與唐朝有過姻親關係。但值得肯定的是，大唐與吐谷渾之間的和親原因顯然是不同於西漢與匈奴的和親背景的，由於吐谷渾早已成為唐朝屬國, 且依附於唐廷，所以他們之間結成甥舅關係，也只是為了增進雙方的關係，促進交流與合作為主。

弘化公主下嫁吐谷渾王

（2）冊封政策：說起對少數民族所實行的冊封政策，大唐可以說是其中最開明的執行者，但對於冊封政策本身而言，封與冊更是具有完全不同內涵的政策。封是指對周邊的少數民族首領授以官爵，而冊則是指對少數民族政權的最高統治者進行認可的兩種形式，一種是中央政府充分地履行其儀式，對已經存在的少數民族國王或可汗，予以承認其少數民族首領的地位，另一種是通過中央王朝的冊命, 藉以提高少數民族首領的威信, 確定少數民族首領的統治地位。

而李唐政權對吐谷渾的封、冊可以說是面面俱到，公元619年，唐高祖特地立吐谷渾王慕容伏允之子慕容順為大寧王，到了貞觀年間，唐太宗封慕容順為西平郡王, 稱“趉故呂烏甘豆可汗”，次年唐太宗又封慕容順之子諾曷缽為河源郡王，稱“烏地也拔勒豆可汗”。而在唐高宗永徽年間，吐谷渾的統治者先後被封為駙馬都尉、左領軍衛大將軍以及青海郡王等含金量較高的爵位和官職，哪怕就是在吐谷渾亡國被迫離開故地之時，李唐政權對吐谷渾的冊封仍在持續，所有的吐谷渾統治者都承襲了“青海王”的封號。

（3）羈縻政策：羈縻, 也就是籠絡的意思。自漢代以來，中國古代中央政權對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大多采取羈縻政策，即利用少數民族的舊貴族對其進行間接統治，以安撫籠絡少數民族。而此項制度，自隋唐時期變得更加完善，並形成了羈縻府州制度，據史料記載：

　 “唐興，初未暇於四夷，自太宗平突厥，西北諸蕃及蠻夷稍稍內屬，即其部落列置州縣。其大者為都督府，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皆得世襲。雖貢賦版籍多不上戶部，然聲所暨，皆邊州都督、都護所領, 著於令式。”

唐時的羈縻政策

所以當吐谷渾被滅國失地後，其一部分移民由吐谷渾王諾曷缽率領遷居至靈州境內，為使其安居，大唐將靈州嗚沙山縣設置為安樂州，並以諾曷缽為刺史，使其有“掌宣德化，歲巡屬縣，觀風俗、靈囚、恤鰥寡”的刺史之責，此外另一部分吐谷渾移民，則被安置在唐廷專門設立的羈縻府中。總的來說，這些羈縻府州作為唐朝版圖的組成部分，不僅帶有濃郁的僑治色彩，成為“因俗而治”民族政策靈活運用的典型案例，更成為元明清的土司制度以及清代的改土歸流模式的參考基礎。

3.唐對吐谷渾之外交政策評議

唐朝前期為維護大唐北部、西北部邊疆安全，進而保障中原腹地的政治文化、社會經濟的穩定，以及大唐與外界絲綢之路的暢通。為此，李唐政權採取了一系列的經營措施，包括對西北地區的主要割據民族政權採取強有力的軍事行動，以及在西北地區採取了一連串如和親、冊封、羈縻等與之相匹配的外交政策和措施的實施，而這一切不僅體現出民族政策“胡漢交融，思想開化，兼收幷蓄，取精用宏”的開放特點，更大大增強了唐朝在西北地區的統治力量和影響力，究其原因有以下幾點：

一方面，胡漢融合的血統，帶來了包容的民族觀。可以毫不誇張的說，楊隋、李唐家族的血脈都來源於六鎮系統，其或者是胡人，或者是胡化的漢人，就像唐高祖李淵其母親獨孤氏是源於鮮卑族拓跋氏人的獨孤族人，而他的妻子竇氏也是出自鮮卑族紇豆陵氏的竇氏族人，除此以外，著名的長孫皇后，更是“其先魏拓跋氏，後為宗室女，因號長孫”。

所以這也就如史料記載一樣，“李唐一族之所以崛興，蓋取塞外野蠻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啟，遂能別創空前之世局”。

在這樣開明、包容的家庭氛圍中成長起來的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他們的胡族血液裡受草原遊牧民族的影響甚深，自然而然也就對少數民族的歧視與偏見甚少，形成了多元、包容、開明的民族觀。而也正是在這種“華夷一家、一視同仁”的民族觀的影響下，不僅為李唐政權制定正確、開明的外交政策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更給大唐帝國的安邊戰略賦予了包容並蓄的特點。

海納百川、兼收幷蓄的大唐

另一方面，面對著各民族的新一輪交往融合，唐朝的民族政策也開始較前朝發生著改變和發展。眾所周知，在唐朝之前的隋朝，甚至於更早的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王朝對待西北少數民族政權的政策上多奉行武力征伐，以期用中原政權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讓各西北少數民族臣服，但事實往往是事與願違的，瘋狂的軍事打壓只能獲得各民族政權短時間的臣服，一旦中原發生內亂，各民族政權便紛紛倒戈相向，乘機奪取更大的利益和更廣大的地域。

為了避免重蹈歷史的覆轍，李唐政權一改以往中原王朝的安邊戰略，在對待少數民族政權的態度和政策上有了不同以往的轉變。除對一些威脅到大唐西北邊境安全的民族政權實施軍事征討外，李唐政權對西北地區的其他民族政權採取了懷柔安撫的民族政策，並對各民族間不同的文化持以包容、開明的態度。如此以來，大唐以其自身強大的政治、軍事實力，不僅對各民族政權形成一定的威懾力，更以其繁榮的經濟、包容的文化政策吸引著各民族政權的歸附，而唐朝的外交政策也正是接受了前朝的經驗和教訓，在“華夷一家”的開明、懷柔的民族政策的基礎上增強了李唐政權的凝聚力，更為民族多元一體化格局的形成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胡漢交融”的大唐

可以說，西北地區的戰略地位，對於大唐帝國的重要意義是不言而喻的，唐朝前期大唐統治者致力於整個政權的穩定，在對待西北地區民族政權上，採取了懷柔與攻伐政策相結合的安邊戰略，通過對西北民族政權進行有針對性的軍事行動，不僅保障了大唐西北地區的邊疆穩定，創造了良好安定的社會環境，促進了西北地區各民族政權的政治、文化以及貿易的全面繁榮與發展，更使得大唐出現了“東至安東，西至安西，南至日南，北至單于府，蓋南北如漢之盛，東不及而西過之”的盛世局面。

總之，不論是大唐在西北地區所採取的強有力的武力征討，還是在“胡漢交融”民族政策的基礎上所實施的諸如和親、冊封、羈縻等為輔助的外交政策和措施，都是大唐安邊戰略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是以大唐安邊戰略目標為出發點併為整體戰略所服務的，且最終為加強大唐與西北地區各民族政權之間的聯繫，促進民族融合，強化對西北地區民族政權的管控及整個大唐盛世局面的開啟奠定了良好氛圍和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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