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中葉，朝鮮處於封建社會末期，國內階級矛盾激化，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加上又面臨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侵略威脅，使朝鮮國內階級矛盾和民族危機交織在一起，朝鮮封建統治階級依然固守閉關鎖國政策。《海國圖志》的傳入給朝鮮的思想界注入了一股新鮮的空氣。朝鮮的一批先進知識分子和官員開始覺醒，認識到朝鮮所面臨的嚴峻形勢，開始關心西方以及全世界，接觸西方的科學知識和思想，接受中國進步人士的思想主張，傳播《海國圖志》的新知識與思想，積極尋求挽救國家和民族的道路。
一、《海國圖志》傳播到朝鮮
1845年3月，在“赴京使行”中的奏請兼謝恩冬至副使權大肯最早把魏源的《海國圖志》帶回了朝鮮。李氏朝鮮建立後，奉行“事大主義”，每年都定期派遣使臣到中國。朝鮮後期的官員許傳的詩文集《性齋集》卷16中記載：“海國圖志五十篇，清內閣中書魏源所輯也。咸豐中，洋夷為患於中國，連年不解。源作計入洋中諸國，採其地方大小、山川險夷、道路遠近、風教善惡、器械精粗甚悉且詳，乃歸而為此書，可謂為天下萬世長遠慮也，非豪傑之士能之乎？史野權尚書（大肯）以使事至燕京得此書而還……憲廟聞之，遂命進覽，以御筆題其函而還之。聖人之有意於治者，正如是矣……”由此可見，朝鮮掌權者比較重視魏源的《海國圖志》。
1850年前後，朝鮮考古學家金正喜收藏了《海國圖志》。在年輕的時候，他跟隨父親金魯敬訪問過燕京，在燕京滯留期間與清王朝的學者廣泛交流了思想。回到朝鮮後評論《海國圖志》說：“魏默深之學，於近日漢學之中別開一門，不守詁訓空言，專以實事求是為主” ，並多次說到它是朝鮮有識之士值得一讀的書籍。
李圭景是朝鮮實學派代表人物之一，他在《五洲衍文長箋散稿》中詳細地介紹了從中國傳入朝鮮的書籍，“中原近日出奇書甚多，而來於我東者亦夥，如海國圖志數十冊、阮氏全書一百冊、瀛環志略十餘冊、壽山閣叢書一百二十冊……此皆海內奇書也。”
吳慶錫是朝鮮開化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早在1850年後多次來到中國。吳慶錫之子吳世昌回憶，“吾父吳慶錫，身為漢語翻譯官，多次隨使團到中國。他逗留於中國時，見聞世界各國角逐的情況而有所感想。而後研究列強的歷史與各國的興亡史，來欲瞭解自國政治的腐敗及落後於世界大勢的情形，且得領悟自國將總會發生悲劇的局面而慨嘆。所以，他從中國歸國時，攜帶各種新書。”吳慶錫把帶回朝鮮的《海國圖志》等書籍轉給了劉鴻基閱讀。
樸珪壽是朝鮮開化思想的奠基人，他作為朝鮮高級官員多次出使中國，親眼目睹西方列強侵略下的清王朝的狀況，見聞西方的新知識，並將自己閱讀過的《海國圖志》一書傳授給了金玉均、金允植等門人。金允植後來談到：“俞榘堂（俞吉浚的號）吏部，少有俊才，自髫斷時，出語不俗。樸瓛齋（樸珪壽的號）先生嘗見其詩，知其為國器，大加獎勸，授以魏默深《海國圖志》曰：以時外洋事不可知也，吾以是自奮” 。
《海國圖志》傳到朝鮮後，不僅朝鮮掌權者比較重視，而且朝鮮的學者也視其為奇書而收藏，並作為了解國外知識的書籍而受到關注。《海國圖志》成為朝鮮開放門戶之前直到80年代確定與歐美簽約通商政策時期，瞭解當時世界情勢的較為重要的知識來源。
二、朝鮮學者對《海國圖志》的認識
朝鮮學者對魏源的淵博學問十分欽佩。朝鮮王朝的史料《龍湖閒錄》中抄錄了魏源的另一個著作《聖武記》卷六《國初征撫朝鮮記》，並附言到：“聖武記者並言，清國用兵始末，自其開國至於道光時凡十六卷也，道光二十二年壬寅，內閣中書舍人邵陽魏源所撰。曾於3、40年前，我使行主燕一知舊，能文章者隨往，與魏源論文歸言，其淹博足為燕之巨擘，固已心識之。”由此可見，魏源的著作己受到朝鮮學者們的關心。
自1845年以來，魏源的《海國圖志》經“赴京使”、官員和思想家們傳到朝鮮，進而將書中介紹的新知識和思想傳授給了青年一代。在閉關鎖國的朝鮮社會，《海國圖志》對於朝鮮學者認識新知識以及對外觀和海防思想等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第一，朝鮮的官員對世界地理知識的認識，源於魏源的《海國圖志》
根據《承政院日記》記載：“上曰：安南琉球之大小何如？淳翼曰：詳在海國圖志”，“上曰：魯西亞雲者，是何地也？使曰：是俄羅斯國也。上曰：然則何以謂魯西亞？使曰：魯西亞即俄羅斯之一名也。”
1860年以後，朝鮮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爭奪的對象，1866年11月面對法國艦隊的到來，朝鮮進一步注重對《海國圖志》的研究。根據李圭景的《中原新出奇書辯證說》中記載：“‘海國圖志’五大州諸國事宗，趙領相寅永及崔上舍漢綺收藏於家”。
由此可見，當時擔任朝鮮議政府領議政的趙寅永和朝鮮後期實學派代表人物的崔漢綺收藏了《海國圖志》。崔漢綺在參考《海國圖志》的基礎上，於1857年5月編寫了《地球典要》。在《地球典要》凡例中記載到：“‘海國圖志’出於初刊，阜集西士之荒誕神異諸書之隨聞輒錄，要無遺失。未得綱領者，易致眩惑。‘瀛環志略’出於挽近，規整漸就端緒，未免太簡” 。可見，《海國圖志》傳到朝鮮，給部分官吏和學者們認識世界地理知識方面起到了比較積極的作用。
第二，朝鮮的部分官吏和學者受到《海國圖志》的影響，逐漸認識到閉關鎖國解決不了朝鮮的問題，主張朝鮮需要開放門戶，與各國通商交流，其對外觀念也開始發生了變化
如朝鮮開化思想的奠基人吳慶錫和樸珪壽等，他們多次出使到中國，看到和接觸到西方的新知識，對資本主義世界表示出強烈的求知願望，並對魏源的
“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產生共鳴，提出“遠溯前代之得失，傍照中國之利弊”“外洋事不可不知”的主張，反對朝鮮的閉關鎖國政策，改革不合理的弊政，使朝鮮有所變革。到19世紀下半葉，受樸珪壽、吳慶錫、劉鴻基等開化思想家影響的金玉均等進步青年們開展“開國上疏運動”，主張朝鮮以適當的方式打開國門，要求學習西方，實行內政改革，發展資本主義，使朝鮮迅速開化，成為近代化國家。
朝鮮開化思想家學習和吸收《海國圖志》的新知識和思想，其對外觀也發生了變化，正如“朝鮮開化思想的形成起到外因作用的是來自於中國的洋務書籍”，朝鮮的對外觀轉變為對應近代西方列強侵略的朝鮮民族自主的開化思想。
第三，魏源的“師夷長技以制夷”思想，影響著朝鮮的部分官吏和學者，他們開始關心朝鮮的海防安全
特別是1866年法國軍艦侵入朝鮮，進一步關心海防問題，並謀求海防對策。《海國圖志》的海防思想，對朝鮮的海防思想的形成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根據《阮堂先生全集》記載：“‘海國圖志’是必需之書，在我似若他家數寶。紅舶或有涉境之時，在重門撃析之義，又何可少覷覘國審勢者，有可仿而行之者。我人每心粗不能細看，甚可歎。雖不能盡其船制，如使帆一術，足可以仿而行之，其無一個有心人歟”。
尹宗儀在閱讀《海國圖志》後，結合朝鮮的海防實際，於1848年編寫了《闢衛新編》。該書的卷6《備禦炒略》中抄錄了《海國圖志》卷99《用炮測量論》中《用象限儀測量放炮高低法》《附制象限儀尺寸》《演炮須知中線準則論》《色相求算法圖說》四篇，強調了海防的必要性。
他從朝鮮的海岸情勢出發，提出了近代朝鮮的海防理論。金正喜在閱讀《海國圖志》後，對出沒於朝鮮沿海的西方“異樣船”急劇增加而深感危機，主張採取《海國圖志》的海防策來加強朝鮮的海防。金允植參照《海國圖志》提出了關於朝鮮海防政策的建議。樸珪壽提出設置火炮軍，以此防止西洋艦船的侵擾，火炮軍日後成為對抗西方艦船的核心兵種。大院君命人依照《海國圖志》的說明，模仿了在大同江擊沉的美國商船“舍門號”製造了西洋蒸汽船。朝鮮依據《海國圖志》的武器圖製造出了水雷炮、火輪船等西方近代武器並得以利用。
儘管這些仿照還很幼稚粗糙，但畢竟是在《海國圖志》影響下，朝鮮提出符合國情的海防策略是一種努力，是魏源《海國圖志》的海防思想對19世紀中葉朝鮮海防思想的形成起到較大影響的先例。
綜上所述，19世紀中葉面對歐美列強的侵略和封建制度即將崩潰的歷史性轉折，《海國圖志》通過各種途徑傳到朝鮮，對仍然堅持閉關鎖國的朝鮮社會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朝鮮的部分官吏和學者被《海國圖志》的新知識和思想所喚醒，他們在認真研讀《海國圖志》後，對世界地理的認識發生了變化，以及對外觀和海防思想等都發生了積極的變化，特別是“師夷長技以制夷”的思想對於朝鮮這樣閉關鎖國的國家而言作為開放門戶的現實性方案而具有較為深遠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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